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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强:刘安评屈骚辨

——兼对《史记》引刘安语的认识

更新时间:2015-06-05 21:55:06
作者: 孙克强 (进入专栏)  

   汉代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安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也说:“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作《离骚经章句》。”王逸所说的《章句》与班固所说的《离骚传》实际指的是一个东西[1]。这部《离骚传》今已失传,但在班固的《离骚叙》中还保留着部分内容: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采用了刘安的这段话,并加以发挥。到了东汉,先是班固批评了刘安评屈原《离骚》的话,后又有王逸对班固进行反批评,重新肯定了刘安的观点。从此以后,刘安对屈原的分析评价在历代倍受推崇。王逸曾说:“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直到如今,研究者还普遍认为刘安对屈原《离骚》作了精深的分析,刘安对屈原的评价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艺术观,刘安是第一个理解屈原并给予极高评价的人等等。的确,刘安给予屈原《离骚》以很高的评价,但刘安的评价是否完全中肯,刘安是否真正理解了屈原,他的分析评价是否合乎《离骚》的实际,我们认为还值得探讨。我们应该从刘安的思想、方法以及刘安所处的时代等方面入手,揭示刘安评屈骚的内涵,从而进一步认识刘安对屈骚的评价。

     一、刘安以儒论骚的目的

   刘安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屈原的作品和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的人。就刘安来说,把《离骚》和《诗经》相提并论,确实给了《离骚》以很高的地位,但必须明辨的是,刘安所提到的《诗经》风雅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诗经》并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诗经》是指《诗三百》。这与刘安和其他汉朝人所说的《诗经》和《诗》、《骚》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郭绍虞先生谈到汉人诗说时指出:“要知道:这些诗说的是《六艺略》中的诗说,不是《诗赋略》中的诗说。因为是《六艺略》中的诗说,所以势所不免要涂上一些儒家的思想。说得明白一些,就是用封建的儒家思想来说诗。”[2]汉人所说的《诗经》是儒家经典的《诗经》,认为它作为五经之首,是最能表现儒家教义的经典,是儒家的“圣经”。刘安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谈《诗经》和《离骚》的关系的。我们分析刘安的话首先要明确这一点。

   就文学作品的《诗三百》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所谓“淫”、“乱”本是封建礼教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异端思想的工具。诗教者要把《诗三百》推上经的宝座,自然要避开“淫”、“乱”之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诗经》的曲解,责任并不在刘安,这是春秋战国时代《诗经》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所造成的,是赋诗言志,以诗为教的必然结果。在汉代,《诗经》已失去了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成了宗教的经典,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圣经”。这从《毛诗》和《三家诗》的解说中看得很清楚。刘安对《诗经》的认识丝毫没有超出汉儒的局限,这一点可以从刘安的《淮南鸿烈》中得到证明:《汜论训》讲了诗的产生:“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泰族训》讲到了《诗》的特点:“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刘安继承了春秋战国时赋诗言志,引诗重言的余风,一部《淮南鸿烈》引《诗》凡十几处,其共同点,就是断章取义,曲解诗的本义。刘安眼中的《诗经》与《诗三百》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刘安所说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就是儒家诗教中的“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而这些正是儒家学说中消极的东西。用这些标准来评价《离骚》,表面上看,是把《离骚》抬高到儒家经典的地位,实际上只能是对《离骚》的歪曲。

   如果说曲解《诗经》的责任不在刘安的话,那么曲解《离骚》的责任刘安是不能推卸的,刘安是把屈原的作品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的始作俑者,这一点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如王逸评价《离骚》曰:

   《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王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替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王逸正是沿着刘安的道路,把以《骚》附经的观点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在他们眼里,屈原的作品是儒家经典的附庸。纵观《楚辞》研究史,许多学者都陷入了以《骚》附经的泥淖,即使刘勰那样的大家,虽独具慧眼,也免不了要在屈原作品中去寻找合于经典的和不合经典的内容[3]。

   本来,随着《诗经》研究的深入,《诗经》本来面貌的揭示,我们应该对《风》、《雅》的文学精神有新的认识,发现以“不淫”“不乱”来说诗的荒谬,进而发现刘安评《离骚》的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仍有研究者受刘安的影响,认为刘安揭示了从《诗经》到《离骚》的优良传统。这显然是把文学作品的《诗》、《骚》与汉人眼里的儒家经典的《诗经》和附经之《离骚》混为一谈了。

   刘安何以会用儒家的诗教去分析评价《诗》《骚》的呢?这应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认识。

   刘安作《离骚传》,据《汉书》记载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正是社会思想比较动荡的西汉前中期。就当时的统治思想来说,则是汉初的黄老思想向汉武帝、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儒家思想逐渐强大,已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刘安的思想可以《淮南鸿烈》为集中体现。这部书据《汉书》说是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著而成。高诱说刘安与苏飞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使“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写成。《西京杂记》则肯定此书是刘安自著,说:“淮南王著《鸿烈》二十一篇。”无论刘安是此书的主编也好,作者也好,这部书集中表现了刘安的思想则是毫无疑问的。就刘安的思想特点来说,《汉书•艺文志》列其书为杂家,并指出其特点为“兼儒墨,合名法”,所以在刘安的思想中有儒家观念也是不足为怪的。

   再来看刘安和武帝的关系。刘安的一生一直处在西汉朝廷同诸侯国之间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刘安的父亲刘长“自为法令,拟于太子”,最后走上了反叛的道路,死于流放途中。刘安同其父一样,从与西汉朝廷分庭抗礼到组织反叛,得到了同样的结局。他与其父的不同之处只是他谋反的时间更长,组织得更隐秘罢了。他对武帝的态度是阳奉阴违。就在他给武帝上《离骚传》的前一两天,他还和武安侯田蚡密商接继武帝之嗣的事。但他表面上却“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以讨好武帝。在这种情形下,他受诏作《离骚传》,一半是奉诏,一半是迎合武帝好儒术,“汉武爱骚”的心理。刘安看准了“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于是就投其所好,把《离骚》拉上“温柔敦厚”的轨道,掩盖了屈原对国君的批评指责,好使武帝接受,他这样作出的分析评价很难会有对屈原作品的真知灼见。

     二、刘安以道论屈原的实质

   刘安称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评价可谓高矣。对此一般认为是刘安对屈原的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赞扬,是对屈原人格的赞美。这种解释失于浮浅,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深究一下,联系刘安的思想来分析,会发现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这一评价并不是刘安的发明,而是他因袭先秦道家的说法。《庄子•齐物论》云:“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法垢之外。”庄子认为大千世界就是蒙蒙尘垢,圣人能够超脱尘世,优游于外。

   我们前面说过,刘安是一个杂家,但就其思想主体来说属于道家。高诱《淮南鸿烈叙》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在《淮南鸿烈》中突出表现了那种“超尘脱俗”“出世静虚”的人生观和处世思想。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书中鼓吹的“真人”,正是一种无欲无念,心与神游的超人。从下面所引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谓“真人”的特点,由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真人”与刘安眼中的屈原的联系,从而找出刘安对屈原分析评价的思想基础。

   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能游冥冥者与日月同光。……犹得肆其志,充其欲,何况怀玮之道,忘肝胆,遗耳目,独游无方之外,不与物相弊杀,中徙倚无形之域,而和以天地乎?若然者……以利害以为尘垢,以死生为昼夜。……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夫贵贱之于身也,犹条风之时利也。毁誉之于己也,犹蚊虻之一过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纯粹而不糅,处玄冥而不暗,休于天钧而不为。

   (《淮南鸿烈•俶真训》)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夫至人倚不拔之柱,……学不死之师,无往而不遂,无至而不通,生不足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转,祸福利害,千变万紾,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往,忽然入冥,凤凰不能与之俪,而况斥鷃乎?势位爵禄,何足以鷃志也。

            (《淮南鸿烈•精神训》)

   《淮南鸿烈》中的一些语句与《离骚传》十分相似,这绝非偶然,因为刘安作此二书的思想基础、世界观、人生观是一致的。刘安在《离骚传》中对屈原的分析评价正是他在《淮南鸿烈》中所阐述的理论的运用。我们由《淮南鸿烈》思想观点的研究可以探求刘安作《离骚传》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内涵,可以把《淮南鸿烈》作为《离骚传》的注解来看。

   非常清楚,刘安《离骚传》对屈原的赞美之词,正是《淮南鸿烈》所描绘的“真人”、“至人”的形象特征。不难看出,刘安是把屈原当作“真人”、“至人”来赞颂的。

   考察刘安的思想来源便会发现,《淮南鸿烈》中所提到的“真人”、“至人”来源于《庄子》。《庄子•大宗师》曰: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土。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翛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庄子所说的“真人”是他理想中的形象,是他鼓吹的最高境界之人。作为天道体现者的“真人”,没有情感,忘记物我,在任何境遇中都无所谓,可生可死,甚至不怕水火,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真人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不过是庄子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幻画出来的罢了。刘安则完全继承了庄子的理论,刘安所说的“真人”与庄子所说的并无两样,在对“真人”的描述上雷同,甚至有些语句都是从《庄子》照抄的。《庄子》里称关尹、老聃为真人,认为此二人最能体现“真人”的精神。刘安则把屈原视为真人,虽然在《淮南鸿烈》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但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将其真相揭示出来:《离骚传》称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俶真训》称真人:“与日月同光”;《离骚传》称屈原:“蝉蜕浊秽之中”,《精神训》称真人:“蝉蜕蛇解游于太清”;《离骚传》称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精神训》称真人:“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离骚传》称屈原:“皭然泥而不滓”,《俶真训》称真人:“秉皓白而不冥,行纯粹而不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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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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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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