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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曼斯基: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语言/视觉二元论以及文化社会学的符像转向

更新时间:2015-06-04 00:47:35
作者: 巴特曼斯基  

   多米尼克·巴特曼斯基,耶鲁大学社会学系,E-mail:dominik.bartemanski@aya.yale.edu

  

   摘要: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社会学遭遇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不得不面对当代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发现。其越来越紧迫的任务就是认识并修正曾经由这些学科所确立的语言学/文本框架之解释的局限性。传统结构主义者集中关注各种话语符码,而且,在理解复杂的表象经济的权力,特别是在履行解释其变异性方面,文化符号之任意性的假设显得捉襟见肘。语言和以沟通为中心的框架通常忽视的事实是,被相信具有因果性社会力量的绝大多数能指无可避免地嵌入在开放的但并非无限制的感情与物质性结构之中。因此,行动中需要整合能力更强且维度更多的文化模式。本文主要讨论符像性对发展一个与此相关的整合性视角的重要性,同时并不抛弃语言学转向的一些构成性洞见。我以亚历山大等当代学者的转型性工作和我自己的研究来证实,被如此构想的文化的复合体才是具因果律的社会力。我的目的在于详尽阐述物质性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原则,即不同的符号秩序对于决定性和/或自主性逻辑而言是不同的主题,并且由此对“社会建构”和历史转型的不同模式做出回应。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奥斯汀关于如何以言行事的问题,但是不能重复他的局限,即似乎社会之事发生之际同时并不伴随图像、对象、场所、身体和所有它们的特征以及使用暗含。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这一扩展予以充实,可以帮助我们激活理解和解释文化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充分潜力,并由此坚定地转向文化。

   关键词:文化社会学  西方智识  二元编码  符像  转向

  

   一、导论

   现代西方智识(intellectual)生活是围绕一系列二元编码(binary codings)组织的。这些二元关系被视为严格而自然的二元对立:精神和物质(spirit and matter)、心灵和肉体(mind and body)、理想和具体(ideal and concrete)、普遍与特殊(universal and particular),等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表达,关于现实的理性主义理解,这一编码系统服从于另一对主宰性二元编码:文化与自然。可以粗略地归入这一二元矩阵的具体而有影响的二元论有:精神对感性(the mental vs the sensuous)、客观对主观(objective/subjective)以及语言对视觉(language/vision)的二律背反。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二元关系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表达,例如,推理对情感(reason/emotion)、本体对现象(noumenon/phenomenon)、理性对感性(rational/sensuous)、文字对图像(word/image)、文本对图画(text/picture)或者话语对知觉(discourse/perception)。尽管具体的表达繁多,二元论精神流行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想象力之中并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学亦莫能除外,其历史的绝大部分都充斥着二元论逻辑与推论。那么,今天社会学家为什么要在意二元论的理论逻辑呢?

   一则,它们在本体论的区分中从未中立,而且从未达到那个地步。相反,它们以话语构型(formation)来“殖民”对感官构型的认知,并在这个过程中开出一片认识论之争的场地。这一争论的现代历史及其影响可以通过特定的概念图式描绘出来,而这个图式支配了理论模型和社会学的方法论。特别是,存在这样的形式的和抽象的哲学和数学话语,它们决定性地形塑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在此形塑中,通常只有严格符合编码指标的,才能视为量化和辩论的经验数据。这一环境很重要,因为,如我将在本文提醒和显示的,它不仅为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设定了发展轨道,而且扭曲了社会学的视野并且窄化了值得学界关注的社会景观(social landscape)。它将特定而非其他著作奉为经典,这种情况即使对出自同一位作者的著作也概莫能外。例如,在实证主义的涂尔干与晚期注重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研究的涂尔干的对立中,突出前者的实证主义技术,而牺牲后者的阐释能力。

   话语和感觉这两个构型成为两个领域(spheres),它们通常被视为在认知上分离,在基础上不同,在本质上对立,因此在实践中是分离和不等的属地(domains)。尽管有关于“知觉和语言的复杂镜像”(Jay, 1994: 1; 另见Lakoff and Johnson, 2003)的证据,但是将二者混淆的态势直至当下仍占据主流。在最好的情况下,感官构型的地位也是模糊不清的。正如马丁·杰伊(Jay, 1994: 1)关于感知的不稳定状态的反思所言,“基于时代精神和我们的个人观点,视觉性要么被视为我们认识实在的障碍,要么只是辅助工具”。部分更自觉地在理论上包含视觉性和感官性的研究,只是最近才传播得稍广一些。因为受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现代社会科学一直倾向于维持在认识论上相当严苛的理性与感觉(reason/senses)的二元论。以理性主义为主的西方现代性将上述二元划分制度化。这意味着上述二元划分的一边被视为“神圣的”,而另一边则被视为“世俗的”,或者至少是一边被视为“幻象”,另一边则被视为“真理”。

   这个理智文化的符号力量造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不平衡结构,由此,“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普遍的”、“真实的”以及“理想的”这些能指在理智实践中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随后依次在言语上缠绕在一起,也即与“神圣”的科学语词和文本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情感的”、“印象主义的”、“主观的”、“个别的”、“想象的”、“视觉的”、“美学的”、“戏剧的”这些能指与知觉和感性以及其他一切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我们可能视前者为柏拉图或者阿波罗式构型,对后者则如尼采那般,戏称为狄俄尼索斯式。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在二十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形成如此显明的对照,可以被视为关于这一主题的另一种现代转向。二元论的知识修辞可以一路追溯自古代的大师到十九、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因此可以为我们提供显著的例证。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人文学术领域的主要争论,因此,图像、感知以及物质性成为了理性的“他者”。

  

   二、问题陈述

   尽管在学术实践中,神圣和世俗的分布(distribution)并非无可争议,就主流的观点而言,它意味着“言语的主导地位在长期以来已经将视觉研究推至科学的边缘”(Bachmann?Medick, 2006: 329)。事实上,直至最近,“语言”(language)一直被许多社会科学家视为典范的社会事实,“文本”(text)被视作文化的模型(例如利科、德里达),“话语”(discourse)被视为主要的社会实践(例如福柯)。从兹纳涅茨基(Znaniecki)到霍尔(Hall)的定性社会学,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叙事(narratives)。“语言学转向”标志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划时代的社会学的文化主义转型(culturalist transformation)。很多社会理论家都声称,主体是在辩谈中(discursively)构成的,经验是一个语言学的(linguistic)事件(Scott, 1991: 793)。就合法性来源而言,档案和书面媒体构成了社会学的经验基础,并继续构成作为科学的社会学之基础。

   当然,这些有关社会和文化的思维范式(paradigms)产生了大量有力的研究纲领(programmes),而且,他们对理性实证主义的坚持也随着时间而改变。其中各种解释范畴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分析路径,而且它们的技术可以应用于不同领域。然而,无论是倾向于唯物主义还是倾向于理念主义,许多社会学家都忽视了两个问题:(1)它们的科学收获所付代价是现象学和美学的洞见,即对人们彼此之间的实际互动以及人们与通常构成他们的行动和秩序情境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实际互动的洞见;(2)它们的文化模型——如果它们曾有过此模型的话——仍然严格地保持着表象性,也就是说,这些文化模型是建立在作为外在社会秩序的某类再现或反映的规范性文化概念的基础上的。

   换言之,相对于人类学家(例如伊利亚德、特纳)、哲学家(例如卡西尔、古德曼)及传媒理论家(例如麦克卢汉),社会学较晚意识到其自身内部的局限,而且实际上并没有在感觉成形(sensory formation)的领地中耕耘。包括视觉在内的感官的、物质的和美学的领域,干脆就不被严肃的社会学学术视为基础(参见de la Fuente and West, 2008: 315)。它至多曾是或多或少图式化的符号表象,而不是形塑文化的社会学想象力的表演性呈现(performative presentation)。身体的物质性曾被视为理所当然(Turner,2001: 5)而不被更多地探讨,空间和地点则与知觉脱钩并因此被还原为简单的物理因素(L?w, 2008)。图像(image)曾是“缺席的在场”(absent presence)(Lury, 1998: 2)。结果,社会学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狭小的领域,一个由科学言谈构成的封闭而专业的领域(Seidman, 2001: vii)。

   因此,这一学科变得相对短视,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都十分保守,尽管它公开表现出其“进步”的社会与政治进取心。在经验上,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使社会学措手不及:(1)由于(because of)数码革命,文化中的图画转向(pictorial transformations)取得了划时代的变化,(2)“模拟”(analogue)文化迅速繁衍,一如文化的一系列持久的“传统”物理形式的附件一般。这些附件尽管因为文化而被记录,而且还与文化一起共存(参见 Bartmanski, 2011; Maguadda,2011; Conrad, 2011;Sadin, 2007; Bartmanski and Woodward 2013)。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对这些趋势所做的反应更加及时和大胆。在探讨杰伊所谓“视觉政体”(scopic regimes)方面,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显著。类似地,这些领地在视觉实在(virtual reality)内部和外部众多影响的扩展,并未启发相应比例的、对社会学主导范式的重新思考。关于社会关系(social)在一般意义上如何不仅以语言,而且以视觉和感觉为媒介的主题,尚未得以理论化。社会学不仅坚持将社会的知觉完形(又译为格式塔,Gestalt)排斥在关于其合法性科学指标的主要知识库之外,而且持有相对固化的诠释学、现象学传统,切断了这些传统与标准化的“主体间性”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只有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真正的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才出现,主流社会学才开始承认社会学行动的这些所谓的次级注册者(secondary registers),例如,通过将物质性与被曼海姆所忽略的文化社会学的知觉联系在一起(L?w,2008),或者通过重新聚焦于我们对作为客体的文化对象(cultural objects as objects)的理解(McDonnell,2010)。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欠缺以及回应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一些当代社会学家开始研究“视觉的秩序”(orders of visibility)(Geimer, 2002)、“图像文化的崛起”(rise of image culture)(Jansson, 2002)和“外观的社会‘权力’”(social ‘power’ of appearance)(Seel,(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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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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