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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论“辞”

——文言语气词非口语再说

更新时间:2015-06-03 23:31:52
作者: 孟昭连  

   中国古代训诂史上,以“辞”作为训释术语,一般认为始见于西汉毛亨《毛诗故训传》。毛传训释用语极简,其中有一类词,毛传只简单地以“辞也”或“×辞”释之。如“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传曰:“思,辞也”[1];“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传曰:“於,叹辞”[2]。其他尚有载、忌、且、今、猗等。《公羊传》与《谷梁传》也以“辞”作为训诂术语,前者有所谓君子辞、兄弟辞、内辞等说法,用以解释《春秋》用语的微言大义;后者与之相类,有内辞、外辞、疑辞等。毛传“×辞”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字的解释,如“猗,叹辞”[3]。但《公羊传》与《谷梁传》的所谓“×辞”,是指的一种修辞手法。如《公羊传》释“取”为“内辞”,《谷梁传》却释为“易辞”。所谓“内辞”与“易辞”,都是解释何以要用“取”字,并不涉及“取”字的含义与语法功能。因此,二传中的所谓“辞”,与毛传所指并非同等概念。武帝时孔安国作《论语训解》并注《尚书》,《论语•雍也》:“子曰:女得人焉耳呼?”孔注:“焉、耳、乎皆辞。”[4]《尚书•大诰》:“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孔注:“已,发端叹辞也。”[5]孔注对“辞”的理解,与毛传是一致的。

   系统地运用“辞”训释词汇始于许慎《说文解字》,但他把“辞”改成了“词”[6]。许氏用“词”与毛传相类,但表达形式更为多样:一是只简单地注为“词也”,不作其他解释,如“曰,词也”。二是作“×词也”,如“各,异词也。”三是作“词之×也”,如“尔,词之必然也。”第一类只指明词性,后面两类除词性还包括词的语法功能及含义。据统计,许慎明确注为“词”的词有近三十个,基本上都是有关语气的词。许慎改“辞”为“词”后,似乎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何休、郑玄等仍用“辞”而不用“词”;其后的注疏家们或用“辞”,或用“词”,用“辞”者仍占多数。对我们而言,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并不重要,因为二者所指是一致的,重要的是,被称为“辞”或“词”的这一类词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因为“辞”在古代书面语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古代汉语的一把钥匙。

   一、何谓“辞”?

   (一)“辞”非指虚词

   究竟如何理解古代注疏家们所说的“辞”?现代语言学家几乎有一个共识,即“辞”就是虚词。如王力先生就说:“《说文》所谓‘词’,大致等于今天所谓虚词。”[7]吕叔湘先生则更加肯定:“古时候所谓的‘词’,是虚字的意思。”[8]他还将自己《文言虚字》一书的书名直接改为《文言虚词》,可见他认为“词”、虚字、虚词三个概念是完全等同的。我们也注意到,不少论者在把“词”与“虚词”画等号的同时,会像王力先生一样,加上“基本”、“大体”之类的限制词,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了凡许慎注为“词”的,涉及词类甚多,既有语气助词,也有副词、连词、感叹词等,甚至还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与现代意义上的“虚词”概念明显不符。尤其是那个文言中使用极其普遍的“曰”字,也赫然列于“词”的行列,释为“出气词,象口气出也”,无论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挺怪异。长期以来,国人培养出一种“抓主要矛盾”的习惯性思维方式,语言研究者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大部分“词”都属于现代观念的“虚词”,就干脆将二者等同起来,顶多加上个“基本上”以作限制,似乎矛盾就化解了。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与传统观点更为矛盾的是,更多的虚词许慎却并没有注为“词”,而是作为“字”来训释的。如“也,女阴”,“而,颊毛也”等。这样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注为“词”的,有非虚词混杂其中;而更多被后人视为“真正的”虚词,却并没有注为“词”。这就有力说明,许慎的“词”与“非词”,不是指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虚词与实词,而是另有所指。[9]

   (二)“辞”与“字”之别

   《说文解字》的宗旨集中体现在书名中,即说解文字。许慎在叙中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0]段注云:“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统言之,则文、字可互称。”[11]《说文》既是说“文”解“字”的,那么全书所收理应皆是文字,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每个词条都注明是“文”或“字”。但令人不解的,那二十几个所谓“虚词”为什么要特地注为“词”呢?它们与其他九千五百多个“文”或“字”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问题正在这里,在许慎看来,“词”与“文字”是不同的,“词”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字”。

   “辞”作为训诂术语虽始于毛传,但“辞”的概念产生比毛传要早得多,在《周易》、《尚书》、《周礼》等早期经典中已普遍使用,有的还用得相当多,如《礼记》中就用了109个“辞”。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辞”是与“名”、“文”等概念对举出现的。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12]《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战国策》“繁称文辞,天下不治”,《墨子》“以名举实,以辞抒意”,《荀子》“正其名,当其辞”等。这些地方的“辞”应该作何理解?既然孔子说“书之重,辞之复”那么“辞”与“书”显然不是同一概念。孟子说的“辞”与“文”,《墨子》、《荀子》中的“辞”与“名”,当然也是如此。那么何谓“名”,何谓“书”,何谓“字”?刘师培曰:“字,本谓之名,犹人之先有名,而后有字,出于口者谓之名,著于书者谓之字;故古曰名,今曰字也。”[13]邢公畹所说稍有不同:“有许多人把先秦诸子所说的‘名’等同于现代的‘名称’,这是不对的。先秦诸子所说的‘名’,也不指书写的‘文字’,而是指口头说的‘字’。先秦的人称语言里的字叫‘名’,称‘文字’叫‘书名’或‘文’。”[14]二位先生所论与许慎有所不同,是更明确地从口语与书面语的角度区分“名”与“字”之别。要言之,“名”只是一个口语或声音概念,口语中只有“名”而并无“文”或“字”,只有当口语中的“名”进入书面语,才能成为“文”、“字”或“书名”。段玉裁说“名者自其有音言之”[15],是说口语中有发音的才可称为“名”。《文心雕龙》“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也是说的“言”表现为声音,“字”表现为形体。马建忠谓《说文解字》“原其初所以成此文字者,必有所指名”[16],钱钟书说“曰‘字’,谓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者也”[17]皆是此意。如此,则“字”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声出于唇吻”,二是“形著于简牍”,二者缺一不可。“词”之所以称“词”而不能称“字”,正因为它们并非口语词,虽然“形著于简牍”,却并非“声出于唇吻”。钱先生又说:“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也,亦非即名也。”[18]因此,“词”这个概念与“名”、“文字”的分野,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含义的虚实”,而在于是否来自口语。正因为“辞”与“名”、“文”或“字”既有这种区别而又共同构成了文言书面语,所以古人才经常将二者对举。

   《说文》所注的“词”中,有一个词很特别,即“鬼堇”(鬼+漢的右边)字。对这个词加以分析,也许对理解许慎“词”之所指有帮助。“鬼堇”,许慎注为“见鬼惊词”,也就是见到鬼以后发出的惊叫声。按照现代语法观念,应该是感叹词,属于名词。但许慎将之注为“词”。既然是“惊叫声”,书面语中又有“鬼堇”这个字,何以只是“词”而不是“字”呢?问题就关键就在于,口语中有没有这个惊叫声?如果有,则理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世上确实是有鬼的。二,世上有较多的人见到过鬼。三,见到鬼的人口里都(或大多数)发出了一种声音。四,这种声音只能是“鬼堇”的声音,与其他声音有明显区别。为什么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呢?如果世上没有鬼,就不会有人见到鬼,当然也不会发出惊叫声。退一步说,即使世上有鬼,或者把某种东西误认为是鬼,不同的人见到,是否都会发出惊叫声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见到鬼的人都发出惊叫声,难道都是发出“鬼堇”这种特殊的叫声吗?综上几点可以肯定,“鬼堇”这个声音在古人的口语中,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造字者何以要造出这个字呢?只是为了书面语的需要,模拟出来的一个声音。古人信神鬼,有关传说故事很多,为了在书面语中将神鬼形象表现得更为真实可信,所以才有造出了这个独特的“鬼堇”字。正因为“鬼堇”字在口语中并无这个特定的声音,所以许慎才把它注为“词”。除了见鬼惊叫声是“辞”,还有很多类似的像声词,是模拟自然界的声音而成的,毛传皆注为“声”,也属“辞”之一种。如《诗经》中的伐木声,有的模拟为“丁丁”,有的模拟为“坎坎”,有的模拟为“所所”,不一而足。这种模拟的“天籁之声”既非发自人口中,声音又不固定,与口语中的“名”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称“字”而皆称“辞”。故段玉裁把“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皆归为“辞”,原因就在这里。《说文》口部有“啐”、“吁”,皆释曰“惊也”,却并没注为“词”,因为这两个词在口语中都有相对应的声音,所以它们是“字”。

   (三)“辞”何以要假借?

   古今语言学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被称为“辞”的那些所谓“虚词”,大多假借自实词,也就是说,其本身并没有相对应的“字”。假借的产生,按照许慎的说法,是因为“本无其字”,所以“依声托事”。为什么“本无其字”?语言学家一种说法是为了省字,避免汉字太多,造不胜造。但造字之时,汉语中不可能只有实词,也应该有虚词。不可能只造实词,不造虚词。汉字中一义多字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为了省字,何必造这么多同义词?虚词的语法作用不可替代,而且数量有限,怎么可能为了省字而不造虚词?比如口语介词“在”甲骨文中就有,说明一开始造字并非只造实词;既如此,其他虚词为什么要假借?事实上,有些虚词尤其是语气词,假借的真正原因是无法造字,而非为了省字。“字”在口语中都有相对应的声音,所以可以造字。刘勰《文心雕龙》说“形立谓之文,声具谓之字”,也就是有形的名物,可以象形之法造字;有声之名物,可用形声之法造字。徐锴传注云:“形声者,以形配声,班固谓之象声,郑玄注《周礼》谓之谐声。象则形也,谐声言以形谐和其声,其实一也。”[19]只要是口语词汇,无论虚实,皆可造字。比如现代口语中的“啊”、“吗”、“呢”之类,不都是以形声的方法新造的吗?如果“之乎者也”系古代口语,当然也可用形声之法造字,不必从实词中假借。然而,语气词可以造,语气则不可造。因语气无形无声,是为“虚言难象”(郑樵语),故以象形、形声之法皆不能造之,只得假借实词以作符号。其后戴侗说得更清楚,其云:“凡虚而不可指象者多假借,人之辞气抑扬最虚,而无形与事可以指象,故假借者十八九”。他说的“辞气抑扬”就是指人说话的语气声调的高低徐疾,而不是指的语气词。

孔颖达《诗•关雎》疏云:“句必联字而言……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义,‘关关雎鸠’之类也;或假辞以为助,者、乎、而、只、且之类也。”[20]孔氏说“假辞以为助”,也明确表现出“辞”与“字”的不同性质。“假”者,《说文》曰“非真也”,《广雅》曰“借也”。书面语中的“字”与口语中的“言”是相对应的,有一“言”即有一“字”,因此不需要假;而书面语中的“辞”,口语中并不存在与之对应的音节,故假实词以代之。宋人陈叔方《颍川语小》也说到这个“假”字,其云:“文之隐现起伏皆由语助,虽西方之书犹或用之。盖非假此以成声,则不能尽意,其精微杳眇,惟在所用之确而不问乎少多也。”[21]他首先说“语助”在“文”、“书”中起作用,并不包括口语;如果口语中有“语助”,那么他应该说“语之隐现起伏皆由语助”。其次,他说“假此以成声”,与孔颖达所说的“假辞以为助”意思是相同的,说明“语助”之“声”本不存在,故需假实词以表示相应的语气。如果语气词也像大多数实词一样在口语中有一个对应的声音,书面语中自然要有一个字,何用“假”“语助”而成声呢?其三,他说语助重在“用”得正确与否而不在于“用”得多少,明确是说“语助”出现在书面语中,并非语言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人为的主观行为。如果语气词本为口语,常人口语都不会出错,文人反而把用得确否当成著文的第一要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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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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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2014年第5期(201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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