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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略论“读经论”的肤浅与虚妄

更新时间:2015-06-03 16:43:54
作者: 肖舜旦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提倡“读经”的论调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读经”行为总时不时“冒头”,这些行为、做派往往打着恢复国学经典、继承传统文化、挽救世道人心的旗号,貌似极有文化,极其严肃,极其尊重经典,结果也似乎总能引起社会舆论的一些“叫好之声”;但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作秀色彩以及骨子里的肤浅与虚妄毕竟还是掩饰不了的。近日在《书屋》(2015年第三期)上读得一篇倡导“读经”的奇文——署名刘强的《文教当继,经典可传——再论经典教育》(以下简称“刘文”),有些惊讶,因为《书屋》毕竟在国内也算是有些影响的纯学术性刊物,可竟然也乐衷于赶这趟哗众取宠的“混水”?考虑到这类文章在纯学术性刊物上出现,恐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感召力”,至少在编辑心目中,这应该是他喜欢的一碟“菜”。由此可见,编辑对于其中的学术泡沫甚或欺骗性特点或许已经有些麻木不仁了。对于一家学术性刊物来说,编辑有这种感觉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有鉴于此,写作此文,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吧!

  

   一、

   “刘文”一开篇就对当年(即1912年----笔者注)中华民国教育部废止“小学读经科”的决策和做法颇为不满,继而就将批评矛头直指当年“废经运动”的主将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刘文”首先批评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为废除读经辩护及张目”;继而指责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一种十分武断的‘进化论’思维,宣布了‘旧文学’的‘死亡’”,而1920年的“小学语文课全面改用白话文”则意味着“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而中华民族则“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了;紧接着对于鲁迅当年竟然以一种“乖张偏执的议论”,在青年中倡导“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做法,“刘文”也显得极为不屑。

   对于当年的这场意义极为深远重大的“废经运动”,“刘文”的最后论断是,“蔡、鲁、胡这几位饱读经典的文化精英”,“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以改造国民性、救生民于水火的凛然大义,剥夺了孩子们学习经典的权利,也割断了经典教育的千年学统与文化命脉。从此,中华传统文化灵根倒悬,‘花果飘零’”。三位文化精英,在“刘文”的严厉指责下,俨然成了民族文化“罪人”。这种论断实在是罔顾基本历史事实的危言耸听,荒谬之极!

   其实,今天稍有些历史文化常识的人,无论以什么角度来看当年的这场“废经运动”或“白话文运动”,都不难明白这场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

   首先,在陈腐落后、臭名昭著的的科举考试已废除(科举考试的废除在1905年----笔者注)七年之后的历史条件下,当时教育部废止“读经”可以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之举。当时的教育界及其社会上的大批有识之士都提倡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强调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抵御外辱,这是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想要改变落后现状的唯一思路,而陈腐不堪的“小学读经科”的课程设置明显不合时宜,所以,它的废止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

   其次,当年小学废止“读经”以及语文课“全面改用白话文”,并不就意味着“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而中华民族则“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了。这种论断的荒谬性只要简单地审视一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演变轨迹就不难知晓。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就是中华民族的经典传统不是谁想“抛弃”就可以“抛弃”的,即便当年的蔡元培、胡适和鲁迅是“真正”地仇视“经典”,要“抛弃”“经典”,但“经典”也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地被“抛弃”的。而事实是“废经运动”或“白话文运动”自开展至今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无论中国的国家、社会性质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无论遭受了怎样的沧桑巨变,无论变得怎样“气息奄奄”,但“经典教育的千年学统与文化命脉”依然还在延续着,这是一个简单而铁定的事实,何曾被“割断”了?!

   其三,对于像胡适、鲁迅等文化精英当年说过的诸多激进的“文化否定论”,我们也应该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去审视,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激进言论的真正意义。比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虽然激进地宣布了“‘旧文学’的‘死亡’”,但这并不就意味着胡适就从此成了一个传统经典文化的“抛弃”者,而事实是胡适对传统文化依然一往情深,护爱有加。他在稍后(1919年)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学术研究活动就体现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冷静、科学、理性的尊重态度,就说明胡适绝非一个要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经典的人。至于鲁迅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观点,也绝不可以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应该结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角度以及鲁迅当时的复杂心理去全面把握理解。鲁迅说出这番话的真正意义是希望青年人真正了解中国现实,并切实以行动改变现实,而不要在古书里迷失了自己,因为接下来,鲁迅还说了这样的话: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对于鲁迅的这段名言,决不可以如一般别有用心的鲁迅攻击者那样简单粗暴地仅从字面意义上去攻击、否定,而完全无视这番言论的真正语境以及深刻寓意;这就如一些鲁迅的攻击者把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一句话作为鲁迅心胸狭窄、仇视国人的证据一样,实在是浅薄之至!

   “刘文”的“读经论”一开篇就在简单的逻辑理论上出现如此明显的硬伤;那么,接下来行文立论的肤浅与虚妄就几乎已被注定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下面我们就不妨来掂量一番他的立论主体的学术成色,看看其分量究竟几何?

  

   二、

   “刘文”在他文章第二部分正面阐述了他的理论观点,强调要“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经典教育”来对国人进行“人格教育与心灵教育”,从而“全面提升国人文化素养,培养民族文化自信”;但接下来的立论逻辑却有些怪怪的,他居然没有正面论述开展“经典教育”的“深刻”意义,而是阐述“根据我个人多年阅读和教授经典的体会,总结出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我们知道,根据一般的逻辑学定理,否定判断只属于负判断,它的功用只是判断事物不具有某种属性,但并未能判断事物真正具有某种属性。“刘文”在这里本意应是要阐述开展“经典教育”的正面意义价值,但不知为何却自己“扭扭捏捏”地绕了一下,只说“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这种“回避”实在有种“欲说还羞”的尴尬,明显露出了底气不足的虚弱和犹疑。而事实是他的立论确实是肤浅加虚妄,所谓“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不过一番装腔作势的的概念堆砌、拼凑而已,其间的逻辑混乱、重复废话实在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当年对国人“十景病”的讥讽,没想到这“十景病“的“流弊”竟然还可以在今日的学术平台上“谬种流传”,实在让人有些大跌眼镜!

   “刘文”“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简述如下:

   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

   二、只知有己,不知有群;

   三、只知有人,不知有天;

   四、只知有物,不知有心;

   五、只知有术,不知有道;

   六、只知有贤,不知有圣;

   七、只知有利,不知有义;

   八、只知有用,不知有益;

   九、只知有家,不知有天下;

   十、只知有生命,不知有慧命。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解剖析一下这“十大流弊”的具体内涵:

   首先简单从这十大“流弊”的名称上,就不难发现流弊一、二、九在内容上完全是同样性质,分三点论述其实只是一种简单重复,在逻辑归类上完全没有必要。

   比如在对“流弊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的分析中,“刘文”批评现代人因为“不读经典”,结果就是“常常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只知爱己,不知爱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狭隘,充满戾气,甚至视他人为‘地狱’”。现代人的这种表现与“流弊二”的“只知有己,不知有群”的意义在逻辑上是明显重复的,“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的自私自利之徒处理不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然也就处理不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是不言自明的逻辑归属;同理类推,这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不管群体的人当然也不会关心天下大势,自然缺乏家国情怀,这也是不言而喻的逻辑归宿。所以,“流弊九”“只知有家,不知有天下”的分类分析也完全是重复废话,多此一举。由此可知,这三点分类其实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现代人因为不读经典,才变得自私、偏狭,缺乏群体意识、家国情怀;但“刘文”却为了论文写作上拼凑“十流弊”的需要,废话赘言叨叨不已,本来的“一流弊”硬是生生给拼凑成“三流弊”了。

   与此同时,“刘文”在说理论证上也明显牵强草率,完全缺乏说服力。如在“流弊一”中,“刘文”特别列举了大学生频发投毒、杀人等事件,以说明“不读经典”造成的“人格教育的缺失”就是导致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这里理论逻辑的牵强及其错谬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政治教化的作用在历朝历代的影响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对所有人都产生效果,任何时代都难免发生一些投毒、杀人等恶性事件。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人性本质、生活压力、习惯教养、社会风尚等各种必然偶然因素的聚合,至于读不读“经典”,大概只能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种因素。“刘文”偏要把这微不足道的因素夸大成重中之重,如何以理服人?

   在分析“流弊三:只知有人,不知有天”这一点时,“刘文”说到了传统文化中的“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时,阐释了古人的“天”所包含的“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基本意义,强调“涵养人心、培养正信、移风易俗的朴素道德观和价值观”,“教人敬畏并顺应天命,存善心,养善性,不做逆天悖理甚至伤天害理之事”;但是,“刘文”同时又把现在的“生态环境恶化、地质灾害频发、水污染、食品安全、甚至雾霾”等种种“天人关系”的恶化现象与不读经典造成的“不知有天”联系起来,就有些离谱。其实古人“天人合一”理念中所包含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只是一种极其原始素朴的生存智慧,这与现代人的深刻复杂的环保理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天人关系”恶化的现象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难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然遭遇的一个“瓶颈”,而不仅仅是现代中国的病象;所以,“刘文”把这种现象与读不读“经典”连在一起,纯属生拉硬拽。

   在分析流弊四“只知有物,不知有心”时,“刘文”引用了庄子、孔、孟关于“物我关系”的一些相关言论,其要旨就是人不要成为物的奴隶,要注重“心性”的修养。“刘文”忘了,这观点他刚刚其实已经说过了,在第三点“只知有人,不知有天”的分析中,“刘文”已经表达了传统文化“顺应天命,存善心,养善性”的道德追求,所以他这里的“心性”修养不过前面内容的重复而已,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这里又是一组拼凑。

表面看来,“天人关系”“物我关系”分属两类,但其实在古人的解决办法中,二者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区别,不过注重道德“心性”修养,“存善心,养善性”,如此而已。这里,不难看到儒家传统文化在如何面对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挑战时的极大局限性,他们除了一种理论、精神道德上的自我追求、约束和张扬外,并没有多少切实可行的主张。今天的一些学者往往把经典文化的意义、作用渲染得神乎其神,其实毫无必要,这些东西毕竟只是一些古代文人、思想家在科技水平极其低下条件下的一些主观想象而已,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不过是儒家文人学者的一种自我道德追求和心理安慰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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