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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强:试论云间派的词论及其在词论史上的地位

更新时间:2015-06-02 21:00:14
作者: 孙克强 (进入专栏)  

   云间词派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代属江苏松江府。明末,云间的文人较为活跃,作诗填词,结社唱和,对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侯方域《大寂子诗序》云:“彭孝廉与夏考功彝仲,陈黄门子龙、周太学立勋、徐孝廉孚远、李舍人雯互相唱和,声施满天下,当时谓之云间六子。”陈子龙、李雯和宋征舆又称“云间三子”。他们的诗风和论诗主张较为接近,因而被称为“云间诗派”,“云间词派”之名也缘此而生。云间词派的成员,除“三子”外还有宋征璧、夏完淳、钱芳标、宋存标、蒋平阶等人。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以陈子龙为代表,宋征璧和蒋平阶后来又有程度不同的补充发展。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以陈子龙为代表,宋征璧和蒋平阶后来又有程度不同的补充发展。云间词派是以同邑为基础,以相同或相近的词学主张和词风词貌为纽带的文学流派。云间词学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笼罩了整个词坛,清初人彭孙遹曾说:“近人诗余,云间独盛。”(《金粟词话》)不仅当时的“西泠十子”和广陵词坛诸人都主要尊承云间之说,就连后来主盟词坛的陈维崧、朱彝尊在早期也深受云间词学主张的影响,有清一代三百年,词风数变,而云间的影响却无时不有。近人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序》)可见云间派、陈子龙在词史上地位之重要。

     一、总结明词衰因,强调风骚之旨

   作为明末清初有成就的词学流派,云间派既为清初词坛开风气,又对有明一代的词的发展历史作了总结,其意在兴衰起弊。

   明代是词史上的中衰期,后人对此多有评骘。其实明人对此已有认识。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云:“诗工于唐,词盛于宋。至我明诗道振而词道缺。”徐君野亦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古今词统》眉批)明词衰颓的原因有很多,而文人中以诗文为正统,词为“卑体”、“小道”的观念则是主要原因之一。囿于这种观念,文坛大家往往不屑为词。如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何景明即是一例,明人钱允治说:“成弘以来,李、何辈出,又耻不屑为。”(《国朝诗余序》)明代词人中较有成就的仅刘基、杨慎、王世贞诸家。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在明代可称大家,但放置词史中考察却无突出之处。云间派陈子龙对明词的批评即主要针对刘、杨、王诸人而发。陈子龙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词人的创作态度。《幽兰草词序》说:

   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魂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坠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钜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

   序中批评刘基(青田人,封诚意伯)词平庸无奇,杨慎(新都人,字用修)词逞学为累,王世贞(娄江人,字元美)词萎靡不振,并指出造成此弊的原因是“钜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既缺乏端正积极的创作思想和态度,作品立意不高。

   陈子龙对刘、杨、王的批评虽不免有简单化之嫌,也并非言之无据。刘基、杨慎、王世贞在明代词坛一片荒芜之时,能挺立特出,自有其贡献和地位。然而他们的词作及词学观念仍存在明显的偏颇。如对词体风格的认识,王世贞就仅取《花间》一体,排斥其它。《艺苑卮言》云:“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襜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这种认识影响于他作词,努力摹仿北宋诸词家,王世贞的词竟也“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辨”(《国朝诗余序》)。王世贞词规步欧、晃、苏、黄亦仅是取其貌而遗其真,失去了真切动人的感情意蕴,无怪乎陈子龙批评其词:“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坠吴歌。”由此看来,刘、杨、王为代表的明词颓靡不振,是与明人的词学观念,创作态度有关系的,因而,陈子龙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词的立意谋篇。

   陈子龙还从作品出发,具体分析了明不及宋的四个方面,其《王介人诗余序》云:

   (宋人)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唯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本朝以词名者,如刘伯温、杨用修、王元美,各有短长,大都不能及宋人。

   所云“四难”为宋人之长,亦为明人之短。而“四难”的关键又在“用意难”。子龙强调要用词这种浅近的艺术形式,表达作者“沉至之思”,即丰富深沉的思想感情,使读者得到深刻、持久的感发。明词的不足主要在这里。

   词至李后主,尤其是李后主成为阶下囚之后,已不再仅是“助娇娆之态”的“清绝之辞”(欧阳炯《花间集序》语)了。李煜汴京时的词寓家国之痛、深沉之思,“感慨遂深”,“真所谓血书也”(《人间词话》)。北宋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也都善于用词表达曲折幽深的情志。南宋刘克庄曾评刘叔安之词曰:“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愁以寓放臣逐子之感。”(《题刘叔安感秋八词》)借香草美人的形式来表达君国之忧,是从屈原开始的诗歌传统,两宋人逐步以之引入词学领域。陈子龙继承发展了前人的观念,提出了词以寄托比兴表达情志的主张,此即“沉至之思”的说明。《三子诗余序》说:“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闺襜之际”是词的传统题材形式,而要表达寄托的内容却是“风骚之旨。”序中陈子龙还称赞徐丽冲、计子山、王江升三人的词“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也是讲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陈子龙对词中主旨的强调,情志的突出,确是医治明词空洞淫靡的一剂良药。

   与其理论主张相一致,云间诸子特别是陈子龙的词作以寄意深刻,有风骚之旨而著称。胡允瑗评其《小重山•忆旧》云:“先生词凄恻徘徊,可方李后主感旧诸什。”顾璟芳评其《念奴娇•春雪咏兰》云:“大樽之香草美人怀也。”(《陈忠裕全集》卷二十附)况周颐称赞子龙词“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蕙风词话》卷五)吴梅《词学通论》亦云:“余尝谓明词非用于应酬,即用于闺闼,其能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则者,独有大樽而已。”

     二、崇南唐北宋 尚婉丽当行

   欲意有所作为的文学流派,往往标举一种理想境界以相号召,这种境界集中体现了该流派的审美主张。云间派诸子从考察词发展史的盛衰变化入手,提出了崇尚南唐北宋,排斥南宋词风的主张,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说: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

   陈子龙极赏南唐、北宋词的情景交触、意辞并茂、自然流畅、高澹浑厚的特色,因而把李璟、李煜父子和周邦彦、李清照作为盛时的典范,并认为南宋以后的词甚不足取。倡南唐北宋而黜南宋成为云间派的一个主要观点。

   以时代论取舍,实质是一种审美认识。从陈子龙所标举的二主、周、李来看,他们都是传统词学观念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如明代胡应麟评二主词说:“南唐中主、后主皆有文。后主一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祖。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诗薮•杂编》卷四)周邦彦的词在南宋即以“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廿一)著称。李清照则更是在理论和创作中都体现了“别是一家”——以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因而王士祯说:“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倚声集序》)可见,陈子龙所推举的南唐北宋词,正是从南唐二主到周邦彦、李清照所体现出的婉约风格,即陈子龙所概括的:“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的特色,亦即论者常提及的“词之正宗”(王世贞《艺苑卮言》语)。关于这一点,陈子龙说:“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澹逸,极于北宋。”(《三子诗余序》)子龙心仪所在,正是“婉畅秾逸”。陈子龙词风与他的词学主张是一致的,且看后人评陈子龙词:王士祯:“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花草蒙拾》)《兰皋集》:“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梅墩词话》:“明季词家竞起,妙丽惟《湘真》一集。”(以上均见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引)云间词人的词风也酷似晚唐五代。徐珂《近词丛话》称宋征舆“其词不减冯、韦”。称李雯词“语多哀艳,逼近温、韦”。云间词人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们所推崇的南唐北宋词的艺术风格。

   再来看陈子龙对南宋词的认识:“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子龙此言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他所指出的弊病在南宋也确有存在。南宋以后,填词者增多,风格多样,呈现出较北宋词不同的新风貌,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刻意求奇的弊端。如辛派末流,学豪放而近于叫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二语)正是“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的说明。至于陈子龙批评的“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即指南宋词坛的庸俗化倾向。南宋末年张炎倡雅正,曾批评“邻于郑卫,与缠令何异”的词风。当时即使颇有成就的词人也受到此风的浸染。沈义父《乐府指迷》就曾指出南宋词人施岳和孙惟信的教坊市井的庸俗风气:“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读唐诗多,故语雅澹。间有些俗气,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孙花翁有好词,亦善运意,但雅正中有一两句市井句,可惜。”这种弊端是指词人刻意摹仿艺人流调和市井俗语的习气,破坏了词的整体艺术性。陈子龙对南宋词的批评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

   陈子龙尊南唐、北宋,黜南宋的主张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明显的偏颇。

   倡南唐、北宋的婉丽风格,是词“别是一家”的体现,旨在强调词与诗的区别。词不仅有音律、章法的要求,而且在情感内容、表达方式和神理韵味等方面也表现出独特性。对词的特性,陈子龙尤为注意:

   第一,诗宜于言志,词长于言情。在抒情功能上,词确有诗所不及之处。清人汪小竹说:“凡情与事,委折抑塞,于五七字诗不得尽见者,词能短长以陈之,抑塞以就之。”(宋翔凤《浮溪精舍词自序》引)陈子龙曾以宋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王介人诗余序》),子龙指出,宋词之所以强于宋诗,是擅长言情的缘故。

第二、“诗庄词媚”主要是指词的表现手法委曲婉转,如明人朱承爵所说的:“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亦或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存余堂诗话》)朱氏之言道出了词体的某些特点。陈子龙《三子诗余序》中细致分析了词的委曲婉转的特点:“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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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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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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