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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灿:风云际会的晚清新经学转型

——张之洞与廖平的师生交往及其学术史意义

更新时间:2015-05-31 16:35:41
作者: 吴龙灿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劝学篇》成书。八月,戊戌政变,康有为外逃日本,杨锐、刘光弟等六君子蒙难,形势对廖平很不利。“先是,康有为得‘孔子改制之说’而倡之,并引《公羊》、《孟子》以自助,以为变法之据。天下群以作俑归之先生,谓‘素王改制’之说实有流弊,并因而攻《公羊》及《孟子》焉。”(19)门人施焕自重庆急函:“清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经书。”(20)门人赵伯道于是举火焚烧新成之《地球新义》,以保廖平避祸。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廖平因戊戌政变牵连署谢洪县训导。张之洞先以延通经之士纂《经学明例》,差人电告廖平:“湖北现办纂书尊经学,依《劝学篇守约卷》内明例等七条,《诗》、《仪》、《礼》已存,广雅乃最重公品学,请择一二经,先编《明例》一卷寄来。”(21)四月,张之洞电召廖平赴湖北办《正学报》,黄开国认为这是对正受戊戌政变牵连的廖平的保护,甚合情理(22)。廖平因成都送考未能成行,于是作一书并增补《地球新义》稿,命门人携至湖北上之,张之洞意弗善,传语“欲先生用退笔”。

   以上交往时值张之洞从支持维新变法到“正人心、开风气”的《劝学篇》酝酿诞生的时期,而廖平的早期经学也逐渐向中期经学过渡。期间张之洞屡语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诫,经学二变期间甚至有“如不自改,必将用兵”等似有威逼意味之语,又时有文化事务请廖平参与。于是梁启超有“张公贿逼”说:“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23)更有“戊戌惧祸”说:“而其说亦屡变,初言古文为周公,今文学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其最后说,则戊戌之后,惧祸而支离之也。蚤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于自卖其说,进退失据矣。”(24)后人乃有杨东莼“戊戌(1998年)以后,因畏祸遂自卖其说”(25)、周予同“廖平受威逼而变说”(26)等沿袭梁氏之刻薄评语。章太炎曾为之辩解:“清大学士张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六经说《周礼》,之洞遗书,以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而有为之徒见君前后异论,谓君受之洞贿,著书自驳,此岂足以污君者哉?”(27)今人舒大刚、黄开国诸先生驳斥甚详(28),此不赘述。

   此处要申论者,乃“逼贿”“惧祸”公案背后更深层的学术辨析:在现有学术史论述中,通常认为张之洞推重古文经学,廖平受王闿运影响后一心一意用心今文经学,两者互相对立,张之洞欲将廖平从今文经学拉回汉学阵容,而廖平持“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立场,坚持己见,百折不挠。果然如此乎?本文以为不然,应以史料和原著为据,去其主观遮蔽而见其本来面目。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廖平学术态度和经学立场。廖平在为学、为人、思想上的独立性非常强。“特妾妇之道,从一而终,转益多师,古所不禁。况儒生传经,亦如畴人制器,秘合差离,久而后觉。使必株守旧仪、禁新法,专己守残,殊非师门宏通之旨。”(29)对王闿运如此,对张之洞亦然。“于湘潭之学,不肯依傍。……盖学贵自立,无与感情;依傍既空,方觇真识。”(30)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主要限于廖平经学初变之前的第二小变,从古学兴趣转向今学,但在光绪十一年(1886年)乙酉,乃自立门户,成《今古学考》。《劝学篇》问世之前笃守古文经学的张之洞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诫,未能使之变易为学立场。廖平之学又以善变著称,其立场不可轻易以一个标签贴定,何况廖平经学三变开始已经超越今古文经学分别,并转型为经学哲学家,故光绪六年(1880)之后坚守今文经学立场之说不成立。

   其次,张之洞“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等诫语真意何在,有待分疏。此语在尊经书院时期提到过:“适越而面太行,马愈良者去愈远,徘徊于岐路者,日行不能十里。”(31)张之洞对杨锐、廖平等弟子甚为欣赏和爱护,而廖平发明经义常常骇人听闻,易招妒害,尤为张之洞所担心。据廖平弟子吴虞记载,廖平在湖北当面指出《书目答问》的错误。“南皮爽然久之,曰:‘予老矣,岂能再与汝递受业帖子耶?’”(32)张之洞对爱徒宽厚如此,可见诫语实为关心弟子和寄予厚望之表达。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的政治敏感使之不放心廖平言论,“如不自改,必将用兵”,“干戈从事”,用意当在诫其明哲保身。光绪二十五年,张之洞传语“欲先生用退笔”,乃戊戌变法失败后,爱徒杨锐等蒙难,已经惋惜悲痛不已,廖平有变法依据始作俑者之名,形势危险,而廖平又发“大统小统”惊人之论,乃师告诫廖平持论谨慎,也是情理之中。对廖平论学呈稿,张之洞每有诫语,而廖平均慎重反思其学,大有促进其深思熟虑、学术猛进之作用。可见张之洞诸诫语无他意,惟达其关怀、勉励、护佑爱徒之心耳。

   第三,张之洞固然推崇纪阮考据之学,然而在尊经书院章程和后来教导廖平特重汉学,并非铁板一块。“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33)他不仅反对门户之见,力倡经学为根柢和一切学术并重,尤重求大义,所不喜者乃“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惑世的穿凿之公羊。“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34)而康有为之公羊学在张之洞看来有“荒唐险怪者”之嫌疑,然而即便如此,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早期仍然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宣传活动,可见其政治和学术胸怀。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才开始觉得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和变法实践大有问题,组织力量驳正维新变法理论,并用半年时间写出《劝学篇》以正学,因这时已关乎国家命运,忠君爱国的张之洞不得不然。廖平学术有越变越怪之相,张之洞虽有所看法,并时有诫语和建议,但均为私下传语,而非公开场合批判,更无强迫廖平改变学术思想立场之实质性做法,而终生抱定爱护、保护和勉励弟子的一贯作风。所以廖平的学术思想走向均独立自主,若有与张之洞学术观点相符合和相背离,都是廖平忠实于内心深思熟虑之结果,非为感情特予曲意逢迎或刻意反对。

   综合以上史料和考辨所论,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并非固守古文经学立场,廖平之学术思想亦并非在光绪六年(1880)之后固守今文经学立场,师徒之学术思想皆有多重面向,也有相互影响和促进。尊经书院时期张廖师徒学思契合,同向汉学,而从此到戊戌政变之前,师徒联系密切,学术常有乖异,时有辩难,貌离神合,经学宗旨均兼综汉宋、分别古今。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学术思想有一非常之飞跃,以《劝学篇》为世人立法立范,而经历磨难的廖平转型为哲学家,开始新的学术历程,此时再无学派之藩篱,与乃师心意相通,若合符节,超越古今之别,应对中西之争。盖前人有见于张廖学术面相之异,而未深究张廖学术实质之同,或以避免“逼贿”、“惧祸”之嫌疑而曲为辩说,反而遮蔽张廖契合之真相。

   三、“中体西用”与新经学转型

   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前夕作《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史上面临深重民族危机而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系列努力中,奠定了主流观点“中体西用”主张的集大成者和代言人地位。而对《劝学篇》问世前后张之洞和廖平的学术思想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张廖师徒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新经学范式的建构逻辑。

   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约有三变。张之洞早年受过正统儒学教育,到光绪七年(1881)底补授山西巡抚之前,遵循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道路,为学教人遵循“端品行、务实学”之儒学传统,居京师之“清流”议论“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35)。任山西巡抚期间,因地方弊政衰败触发而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交往,开始对旧政西艺有了新的认识,在山西开始学习西技、兴办洋务,此一变也。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参与中法战争,对军事科技方面的中西文化差异又有真切感受,认为“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是中国不敌西方的原因,勉力培养军事人才和改善军械设备,并如辜鸿铭所记,找到“理”、“势”关系的恰当处理方式:“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以舍理以制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36)光绪十五年(1889)转任两湖总督,进而倡导西方“专门之学”,洋务和办学皆肯定和效仿“西学”,此二变也。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中国安身立命之端”,皆用“西学”救“如受重饬,气血大损”的朝廷之“体”(37)。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湖南《湘学报》发表的过激言论所刺激,张之洞又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提出:“故于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端。”(38)稍后在《劝学篇》中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39)“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40)“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41)“中体西用”说形成,此第三变也。

   张之洞之学术第三变倡言的“中体西用”说,实为中国近代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发展到清末的成熟形态和理论总结,并大力提倡而成国人共识。梁启超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畺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42)“中体西用”说的渊源,前有林则徐、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方案,后又有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开启以“制器练兵”、“求富求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而日本明治维新也以“和魂洋才”说处理以儒家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都以本国的传统思想为“本”、“体”,以西方近代文明为“辅”、“用”,即立足传统来引进西方文明。冯桂芬在咸丰十一年(1861)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3),则为“中体西用”说的首次明确表达。其后,王韬言:“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言:“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光绪十九年(1893)郑观应言:“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44)中国自占有“严夷夏之防”的“张三世”思想传统,魏源到张之洞学习西方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华夏文化中心的“天下观”相互配合协调,使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能够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政治和科技文明,不失为晚清内忧外患之时变通兼顾的“保国、保教、保种”自救道路。

廖平则在乃师《劝学篇》问世前后逐渐从早期学问宗旨主要解决“古今之争”的经学家转型为中晚期应对“中西之争”的哲学家。光绪二十三年(1897),是廖平经学三变的始年,张之洞通过宋育仁传达诫语“改订经说条例”,促使廖平反思数月,在论学书信中展示其反思成果,其中多有为其早期经学主张辩护,同时在张之洞指出问题的地方说明已经有所改变,问题意识则在“现在外侮凭陵,人才猥琐,实欲开拓志士之心胸,指示学童之捷径”(45),其立场为“不是古非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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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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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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