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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及其特色

更新时间:2015-05-30 07:58:47
作者: 张宏生 (进入专栏)  

   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他说:“诗歌之所以必须有声有色,乃藉以增益形式之美,而与作者内在之情感相应。声韵之美,至词曲已发展至最高峰,而声有轻重长短之差,韵有疏密缓急之别,声之配置在句,韵之配置在篇,不识声韵之各有所宜,殆难构成动人之作品。”反过来说,我们要想了解词的艺术形式,“是该从每个调子的声韵组织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每个句子的平仄四声和整体的平仄四声的配合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长短参差的句法和轻重的韵位上去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就“很难把‘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界线划分清楚的。”

  

   对于四声,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关系于表达情感非常重要。入声短促,没有含蓄的余地,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声舒徐,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去声劲厉,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两声与人声比较起来,总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叶,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和统一。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自清人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强调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以后,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第二章《论平仄四声》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龙氏本人则早在《论平仄四声》(1936)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及至晚年,见解益发老到。如论述“平仄平”之仄须用去声,“上去”或“去上”的联用等,都富有启发意义。

  

   龙榆生另外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论词谱》(1936)、《论平厌四声》(1936)、《令词之声韵组织》(1937)、《填词与选调》(1937)及《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这两部晚年的讲义。他显著的研究成果,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原。晚清以来,张文虎、陈东塾、郑文焯、陈思、夏承焘、杨荫浏、丘琼荪皆致力于词乐研究,尤其是夏、杨、丘三位对仅存的词乐文献白石词中的十七首旁谱进行了考辨整理今译。但这些工作只能局部恢复姜白石自度曲的音乐面貌,对认识词的音乐本质帮助不大。词本是传唱的,后世词乐失传,但词中乐理藉文字而依然得以存在。龙榆生对词的平仄四声、协韵句读进行系统归纳与整理,演绎出若干法则。这对于理解词的本质和进行词的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4、重视普及,意在提高

  

   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在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详细论述见前一节。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唐五代宋词选》(1937)、《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词学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

  

   《唐宋名家词选》初版有龙榆生作于1934年11月的《自序》(解放后被抽掉),阐述编选词选的宗旨:“予意诗词之有选本,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辄以私意,妄为轻轩其间。即如唐宋人词,各因时代关系而异其风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并蓄兼容。”其实不尽然,词选中仍保持着龙氏本人鲜明的理论倾向。龙氏词学服膺朱祖谋,朱氏词学吴文英,故词选中录吴梦窗词多达38首,居入选诸家之冠;龙氏性喜苏辛,所以选了辛词30首,苏词28首,居入选诸家第二、第三。宋词共选380首,三家已占去四分之一强。

  

   解放后,《唐宋名家词选》发行了新版。受时代影响,选目经过调整,更侧重于反映词史全貌。人选词家由原来的42家489首增至94家708首。起自李白,迄于张炎,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19首。同时,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38首降为10首,史达祖由13首减至7首,周密由9首减至5首。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始撰于1930年,至1956年方才出版。编辑体例同于新版《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选陈维崧词达34首,居入选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以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为蓝本编选成的,谭献以吴伟业居《箧中词》之首,叶恭绰以王夫之为《广箧中词》之首,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显然,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比谭叶二人更加深刻。

  

   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自张惠言《词选》出,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季朱彊村《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于领悟。1931年唐圭漳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及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沾溉后学甚多。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使读者读后,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后来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胡云翼《宋词选》等皆属于这一类;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进行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词释》仍属于这一类。

  

   可见,龙榆生的两部词选是应时代潮流而生。它们因为各自保存着鲜明的特色而得以流传久远。

  

   三、余论:几点思考

  

   龙偷生的治词历程和词学成就已如上述,总结其经验,反思其方法,对今天的词学研究不无稗益。

   第一,学养深厚。词虽是专门之学,但治学却不能止于词。我们所研究的词史上的对象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要深入理解他们,就不能不对他们所赖以成就的资源有所掌握,因而对中国学术文化中的许多重要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涉猎或研究。再者,词之为学,虽可独立,却又有赖于多学科的合成。即如探讨词律,涉及音韵,探讨声调,涉及音乐;探讨词事,涉及史学。……这正如大海上的冰山,浮出海面的仅有十分之一。龙榆生在词学上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和他在传统国学的许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随黄季刚治小学——分不开的。治词如果就词言词,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整体意识。词学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各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治词者或有专攻,但不容偏废。龙榆生治词,涉猎很广。有词谱、词律、词调研究,有词史研究,有词学批评研究,有词学文献研究,有断代词研究,有专家词研究……”。他几乎穷尽了词学的一切领域,有点有面,点面结合,而又融会贯通,互相补充。这样,就真正突出了词的“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特点,并把这一特性贯串于任何一个部类的探讨之中。在龙榆生笔下,“深”是在“通”的前提下而存在的。后世有些学者治词,往往执其一端,急于掘进,未免隔靴搔痒;而仅仅把词置于文学史的层面,也影响了对其深度和广度的突破。凡此,均可从龙氏治词历程中得到启发。

  

   第三,知行结合。在中国古代,无论从事何种文体的批评,知和行几乎都是密不可分的,理论家断无不会创作之理。理论之提出,乃是理论家通过对前代遗产的把握以及自己创作的体会,才得出的看法。理论家本身的创作和其所提出的意境不一定完全吻合,如严羽即是。但个人的创作经验足以刺激其理论思考,这是肯定的。从词学批评来看,陈廷焯撰《白雨斋词话》,提出“沉郁说”,以为词中最高境界。他不仅广泛探讨词史上的大家、名家之作,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且经常引述自己的词作,或述心得,或谈不足,以见这一境界的末易速达。他是在中国古代词学批评史上,把知和行、理论和创作结合得非常密切、而且表现得非常明确的学者之一。龙榆生也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早年即嗜词,一生不废吟咏,1948年曾刊《忍寒词》行世,今存诗词达一千余首,堪称一代作手。另外,一度致力于歌词创作的经历,也使他对词的音乐本质体会极深,故能深切了解这一音韵格律之学。这些,都在他治词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了。可是,这一传统现在却有中断的趋势,搞理论的人不懂或不会创作,已经成为习见的现象。虽有识之士为之呼吁,但改观不大。反思龙榆生的治词方法,或许会对这一问题能有所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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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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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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