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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女子命运与家国兴亡

更新时间:2015-05-30 07:48:38
作者: 张宏生 (进入专栏)  

   晚唐杜牧的咏史名篇《赤壁》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写的是三国赤壁之战,说是如果没有东南风帮助周瑜火烧曹军战船,战争的结局就要倒过来,东吴的两个美女大乔和小乔就要被曹操抓去,在铜雀台上供他享乐了。《三国演义》中对于这件事有着绘声绘色的描写,说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占领荆州之后,随即挥师东下,进攻东吴,声势浩大。而当时东吴国内或战或降,两派意见分歧,甚至吴主孙权也举棋不定,踌躇万端。蜀国当然是希望东吴对曹军开战的,于是小说记载了诸葛亮劝说周瑜的一个情节,告诉他曹操发兵的动机:“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江东二乔是谁呢?就是吴主孙策和大将周瑜的妻子,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吴国乔公有二女,皆国色,吴主孙策自娶大乔,周瑜娶小乔。”周瑜果然被激怒,因而这段公案成为赤壁之战的重要起因。然而,《三国演义》中如此生动的描写,已经被后人证明是杜撰。因为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而铜雀台之建造则是在建安十五年,要说曹操预想此事,恐怕也太过离谱。不过,这也并不妨碍杜牧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写。

   以考据癖来批评杜牧这篇作品,虽然没有必要,但批评家各有自己的角度,也不妨百花齐放。不过,宋代的许彦周批评这首诗时却另辟蹊径。他说:“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顾,只怕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许彦周诗话》)“措大”在这里的意思是指酸腐的读书人,表示没有见识。他讽刺杜牧这首诗的描写角度,说杜牧既不关心社稷存亡,也不关心生灵涂炭,却只是关心两个美女的命运,这样来咏史,真是毫无见识。在杜牧的时代,咏史诗正方兴未艾,特别是以七言绝句咏史,吸引了不少诗人尝试,胡曾就是其中最著者。批评杜牧的这首诗,其实是许氏对同类作品的一种思考。

   无独有偶,类似的批评语气也出自苏轼的口中。李煜《破阵子》写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苏轼在跋李后主词中批评说:“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东坡志林》)苏轼的观点是,李后主身为皇帝,不能励精图治,保有江山,乃至于亡国,既对不起列祖列宗,也对不起他的子民,所以在被押解北上的时候,就应该恸哭于九庙之外,向子民们谢罪。现在竟然还要听教坊之曲,挥泪和宫娥告别。可见这是一个亡国之君,也不识大体。

   杜牧诗和李煜词的一个相似之处是,两篇作品都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加添了女子,一个说由于战争的胜利,大乔和小乔就避免了被掳的命运;另一个说由于战争的失败,亡国之君被带离故国时,伤感地对着宫娥垂泪。那么,果真如许、苏二人所批评的,这样写就不得体吗?对于许彦周的那段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批评道:“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卷195)按四库馆臣的看法,大乔是东吴主孙策的夫人,小乔是东吴大将周瑜的夫人,她们若都被抓到魏国,则当然东吴已经亡国了。所以,这是对“社稷存亡,生灵涂炭”的委婉性的写法,不能以文害意。四库馆臣的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从这个观点出发,还可以从创作手法的角度作进一步思考。因为,在特定情境中,运用以小见大之法来选择细节,有时候所达到的效果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抒情诗毕竟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杜牧的诗中,这样来描写赤壁之战,也确实很好地体现出了那场战争的重要性。 苏轼的那段批评也应该这样看。李煜辞别祖庙,被掳北上时,垂泪而对宫娥,不仅写出了当时的真实,更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手法。因为,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李后主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他垂泪对宫娥,那就是天翻地覆了,就是国破家亡了,这一幕,正是他作为一个亡国之君最难忘记的惨痛。李后主垂泪而对宫娥,并不是他在亡国时还想着女人,而是体现出历史的无情。抒情诗要表现的是一个富有包蕴的瞬间,李后主写出了这个瞬间,其抒情力量并不比一篇“罪己诏”弱。

   苏轼其实是一个懂得艺术创作规律的人。清代有一段关于他的名篇《惠崇春江晚景》的公案,见于王士禛的《渔洋诗话》卷下:“萧山毛奇龄大可不喜苏诗,一日复于座中訾謷之。汪蛟门起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云云,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汪懋麟与毛奇龄的争论非常有趣,毛的论点看起来也很有力量,他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话作为全称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到了春天,水温的变化,江河里的生物都能感受得到,怎么只说鸭子!他的这一问,倘若苏轼有知,不知会怎样回答。不过后人也有代他作答的,以为这乃是“即目所见”,即作为《惠崇春江晚景》题画之作,画里一定有鸭子,所以才直接写出来。这当然也是一个思路,但是也并不能排除诗人想象的思力。况且,从平仄的角度看,如果是通常的七绝,鸭也还不能随便改成鹅。作为一种艺术,即使题画,也不妨想象。文坛上熟知,齐白石老人的晚年,名作家老舍曾经从清代查慎行的《次实君溪边步月韵》诗中抽出一句“蛙声十里出山泉”,请其作画。白石老人画的是山间乱石中急流飞泄,几只蝌蚪从上游顺流而下。这真是一幅精品,因为“十里”不好画,“蛙声”也不好表现,老人用这幅画面就形象地暗示了出来,也不必真正出现青蛙。如果把这件事情倒过来,先有画,后有诗,岂不是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所以,惠崇的那幅画中是不是有鸭子,还可以存疑。但即使没有鸭子,并不能妨碍诗人的想象。说到底,这里也有一个以小见大、以一总万的艺术手法问题。人们在欣赏苏轼的这首诗时,多半也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不会有毛奇龄那么别致的思路。说到这里,人们也不应误解,说毛奇龄就是这样的审美水平。其实,这位浙中才子的艺术鉴赏力是非常突出的,上述那段话多半是朋友之间斗嘴时的过激之言,是不能完全当真的。

   从许彦周和苏轼对上面两篇作品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宋代的文艺批评中确实有一种泛政治化或泛伦理化的倾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宋代初年开始,儒学就开始复兴,渐渐地,理学和道学的思想逐渐发展,影响到文学阐释,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好在,这只是宋代文学批评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全部。而且,正是有了这样的充满个人化的阐释,才更加显现出宋代文学批评的丰富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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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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