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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佐:《晚清绅士与公共危机治理——以知识权力化机制为路径》评介

更新时间:2015-05-29 20:22:48
作者: 王邦佐 (进入专栏)  

   任何政治体系只有面对时代的公共危机,并在治理危机中赢得社会的认同,才能巩固其合法性,延续其执政地位。然而,整合危机和认同危机恰恰被认为是后发型国家政治发展、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如何提升后发型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和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郭剑鸣所著《晚清绅士与公共危机治理——以知识权力化机制为路径》一书将公共危机治理与政治整合结合起来,是一本问题意识突出、理论逻辑严密、论据取精用宏的力作。

   一种政治形态的整合力首先取决于该政治形态的性质,但政治性质的变迁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整合力的提升,还必须建构一个能最大限度地聚集社会资源的政治整合模式。而一个成功的政治整合模式又必须建立在合理的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上,它们是政治整合模式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深入研究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和机制就必须从政治整合问题、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入手。这是该书的基本理论预设。

   该书以探索转型国家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及其政治整合模式理论为主旨,选取具有鲜明危机性和转型性特征的晚清政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绅士在谋求政治整合以应对晚清灾疫危机、政权危机和民族危机中的独特作用,系统地归纳出中国传统政治整合和公共危机治理的独特模式——知识权力化,并进一步析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政治合法性模式——解释性政治合法性,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基于绅士为中介的官绅民关系。在此基础上,将公共危机治理——政治整合——政治合法性模式——基于绅士为中介的官绅民关系模式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全书的逻辑理路。

   知识权力化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它是自隋唐确立科举制度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整合模式以及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机制。基于知识权力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是一个集核心理念(道统)、核心知识(儒学经典)、核心制度(科举制)和核心群体(绅士)于一体的系统。该书深入地揭示了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整合和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理:其一,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模式是解释性的合法性;其二,传统中国朝廷与社会的关系是以士人群体为中介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三,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支撑庞大的官僚管理机构,严重制约着朝廷的整合力、管理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其四,由于土地兼并盛行,皇权一直受到地方豪族的威胁。这样,不论是从建构合法性来源、应对分散化的管理,还是从化解社会风险与地方威胁,或者将朝廷的影响力向基层社会渗透,朝廷都需要绅士的帮助。在传统中国,士人是道统、礼制和知识的产儿,有胜任上述责任的素质,其地位因不源于财富而具有不定性,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朝廷根据掌握经典知识水平而制度化地向社会配置公共权力,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整合社会、应对社会危机的合适机制。

   该书同时也指出了知识权力化政治整合模式和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致命弱点和特定的适应空间。那就是将权力与知识捆绑起来,极大地限制了配以权力的知识的范围,扼杀了知识阶层的创新力,从而束缚了整个共同体的应变能力,其整合力只能是“内卷”式的,这在相对封闭的政治生态里或许可以延续,在应对传统危机时或许可行。但在开放和竞争环境里,面对全新的危机,受权力支配的知识机制是难以提供危机治理所需要的创新力的。另外,知识权力化社会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是一种纵向式整合资源的模式,它产生的社会精英流动、社会资源调动是上下层次的,而不是横向的。社会横向流动和横向整合并未成为知识权力化整合模式中的一个合法部分,这也极大限制了该机制所能产生的整合效应和危机治理效能。晚清沿用该机制在治理灾疫、民变等传统危机的成功与应对民族危机的失败,形成鲜明反差,就是明证。

   该书在研究思路上,跳出了传统的财富—权力决定论,通过历史分析,确证了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经典知识与权力的密切互动关系,推进了知识政治学的研究深度。从知识的视角来解读政治、权力,将有助于政治学范式的转型。

   在研究方法上,全书着眼于从历史中发现政治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揣摩政治的理性,浓笔于用政治学理论对已有史料进行梳理,得出共时性的结论。其研究逻辑的安排不是“历史——历史”,也不是“政治——政治”,而是“政治——历史——政治”。也就是,先做政治学理论上的假设,接着从历史事实中对所假定的理论进行分析和验证,最后在对理论与经验的综合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权力配置理论和危机治理模式。做到了思辨与验证的统一。

   全书的核心观点是:公共危机治理实际上是个政治整合的问题,成功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必须以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型对公共危机治理和政治整合模式的建构和选择具有支配作用。这是转型国家政治整合和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正如历史揭示的那样,知识权力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是与解释性政治合法性,以及以士人为中介的朝廷与社会关系模式相匹配的。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生态里,知识权力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有效地动员了朝野的各种资源,较为成功地应对了一个个传统危机。但当封闭的政治环境打破后,异质危机凸现,原来的政治合法性模式、朝廷与社会关系模式都面临转型的压力,知识权力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也走到了尽头,没有担当起化解民族危机的重任。

   该书虽然研究的是历史上的危机治理问题,但它对现代危机治理及其机制建设仍有积极的启示意义:(1)不能用单一的危机治理机制来治理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危机。(2)不能用传统的危机治理模式来应对异质危机。(3)不能依靠不断“内卷”化的力量来动员逐步“外卷”化的社会资源。成功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需要通过政治整合来最大限度地调动治理公共危机的资源。在现代社会,诱发公共危机的因素复杂而多元,相应地,也应从多维的视角挖掘治理公共危机的资源。单一的知识权力化、资本(财富)权力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都不足以发动各方面参与治理公共危机的积极性的。权力作为形成社会整合的关键性资源,其配置应该更加开放。现代社会应注意提升全民的公共危机意识,开发公共危机治理知识体系,建构公共危机治理资源的整合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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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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