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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重建——渠敬东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5-05-29 19:21:38
作者: 渠敬东 (进入专栏)   唐磊  
所以,在每一个组织内部,实际上是有等级的。我们不能因为纯粹自由主义有关人的自由权利的观念,而把真正组织意义上社会生活的等级观念消除掉,我们也不能借着家庭和组织内部的等级而漠视公民平等的正当性。涂尔干要做的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种框架内建立既合人性又合社会的秩序。

   问:许多学者指出涂尔干的思想中存在个人主义和社会决定论的二元张力,上述思想是否就体现了这种张力?

   答:个人主义不能只是纯粹对个体的维护,它的实质个人先去吸纳社会的要素变成自律和德性的成分,所以涂尔干有句名言说“人越是社会的才越是个人的”。或者说,个人的成长要不断把社会的因素吸纳到个体身上,比如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与他人共同劳动的乐趣,只有培养出这样的道德感,人才能回到自己的个人中去。并且,涂尔干强调这种道德感不能单纯从个人这里发育,而必须在现有的社会条件(social condition)下才能发育出来。这是他跟康德不一样的地方。具体来说,你只有进入到学校,和老师和同学发生关系,你才能体会到师生情谊、同学友谊,只有你在学术活动中积极发言,参与交流,才能培养出公共的道德义务。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是社会决定论,因为个体道德感的建立必须依赖具体的社会情境,但社会决定不是社会纯粹对个体的强制。所以他并没有否定个人主义的基本内容,而是认为个人主义只有通过他参与其中的那个社会或群体的决定,才能具有道德意涵。

   问:那是否可以理解为涂尔干更加重视社会自发组织的作用呢?

   答:这也是对涂尔干的一个误解。他一方面强调社会的组织性形态,同时又强调了国家形态的重要,涂尔干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不认为社会组织层面对个人的约束作用可以替代国家的作用。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但简单来说,涂尔干职业伦理中讲的有机团结,以及在公民道德中讲的机械团结,是结合在一起的,若没有群体中的伦理关系,国家的政治结构便会落实不到具体义务的关系上,但若没有国家层面上的公民的政治认同,群体内的道德关系也会失去根基。所以,通过组织实现个人的有机团结,通过国家实现个人在民主和平等意义上的机械团结,是涂尔干社会团结的基本要义。只有这样,他才有私的道德和公的道德,才有人的情感和真正意义上的绝对正义。

   问:对每一个渴望安顿身心的现代人来说,如何通过涂尔干所启示的方式建立他所说的道德感呢?涂尔干的方式显然不同于韦伯式的宗教情感,也与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不同。

   答:我们说涂尔干是实证主义者,但这个概念常常被误解。实证主义的实质,乃是要拯救社会意义上的现象和经验。在这一点上,涂尔干和韦伯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不同。这里的经验,指的不是个体经验,也不是纯粹像古典时期那样被理念的等级秩序被规定了的生活秩序,而是个人必须参透他人的经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经验,才能确立自身的道德感,这才是现代民主和社会科学的实质。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本质在于,个人不是私人状态,但个人若超越私人状态,就必须使他人乃至社会的经验合理性地、合秩序地成为自己的经验,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他所属的组织和国家的成员资格,才能确立自己的个性结构。

   比如说,在大学里学习,好像知识的过程只是私人的过程,其实不是,在大学这样的组织中,通过师生的传授关系你可以扩展自己的经验脉络,而且这种脉络既有“理”的成分,也有“情”的成分,从而构成了师生连带的道德感;通过学习交流和合作研究,你可以通过学术参与来履行群体义务,通过各种论文答辩、学位授予等典礼和仪式活动,可以获得学术志业上的神圣感,也可以通过感受一个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校风将自己的经验范围扩展到历史的情境当中,进而形成一种承担的责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学生在总体上的经验感和道德感,并且通过可理解的方式融入到自身的人格之中。

   问:这种思想如何来引导我们中国人来安顿自己的身心呢?

   答:我从来不觉得西方的理论能够直接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一方面,他们研究的问题其实本身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今天中国人其实某些部分已经是西方的了,但我更强调他们的思考能够激发我们对自己经验和理论问题的感受和认识,发现中国自己的问题所在。

   问:所以你反复强调如果理论着意成为改善和引导现实生活的原则,将是理论最大的悲哀?

   答:是这样的,因为若只将理论看作是一种纯粹观念或基于个体经验的意见,那么理论很容易教条化,这是道德自由的最大敌人。

   问:在这一点上,无论马克思、韦伯还是涂尔干似乎都有共同的倾向?

   答:对,他们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从形而上学当中解放历史。这是对西方思想史一个重大的推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也许旨在解放历史的是黑格尔或者其他人,但只有在社会理论家那里,才把这个问题推进了一大步。什么叫历史,历史本质上就是经验,所以只有历史才能克服观念的抽象性,但同时历史又不能取消观念,因为没有观念就没有终极的观念和道德,没有我们的立身之本。从另一个角度说,若没有历史的具体,我们也找不到我们实现价值的方式。

   涂尔干我们已经说过了。马克思社会学说最核心的地方,在于我们不要在观念上去看人有怎样的权利和人性,也不要在观念上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解世界来改变世界,而是要我们通过回到经验而去改造现实。所以,《资本论》一直在讲经验上各种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它塑造了怎样的人和人性,我们改造社会的经验基点在哪里,通过什么样的现实基础来改造。至于韦伯,大家以前对韦伯的认识,只觉得韦伯在精神层面上去讲信仰形态对现实的作用,但韦伯谈新教伦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新教改革改变了人们以往通过信仰来对现实生活的规定,他指出,人们要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他的信仰证据,而这种证据还是要落实在物的历史结构和经验意义上的精神结构上。所以,韦伯研究经济史的重点,就是探求如何通过把经验解放出来、把历史和经验联系起来、把历史和观念类型联系起来,找到一个具有现实基础的精神未来。社会理论的本质正在于此。

   问:回到涂尔干,他在理论上提出要回到经验层面,而他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方法就是教育,为什么涂尔干会如此的重视教育,他理想中的教育如何帮助我们化解整个时代的紧张感?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马克思提出的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是社会革命,而韦伯提供的方案要靠“卡理斯玛”的苏醒。涂尔干觉得,解决现代危机的问题的重心,是道德秩序的重建,而重建道德秩序的根本,在于我们应怎样确立一种人能够在社会中不断学习并不断将道德内化的方式。这显然是教育问题。所以,教育是理解现代社会真正能够得以确立的核心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和重组人的身心秩序、社会组织秩序和国家政治秩序,并逐步在人的身上实现上述诸秩序的整合,使人有能力进入到社会经验和社会生活中去,同时实现道德的内化,才是教育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确实是卢梭的继承人。

   问:这种教育恐怕不同于日常经验中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或者家庭教育吧?

   答:这种教育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纯粹的知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而是人的教育。换句话说就是回到人本身的教育,它不单单局限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国民教育,而是将它们组合成一个系统,当然,他分析的焦点还是学校教育。

   问:那能否借鉴涂尔干的教育思想对中国当下的教育状况做出反思呢?

   答:今天中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走到了人的教育的反面,因为它恰恰把人培养成一个纯粹个人化的人,把知识纯粹变成了一个工具。今天孩子们对知识的理解,根本不是对真理意义上知识的理解,也很难将知识理解成生活秩序的格局,似乎学习只为了一个再具体不过的个人生存的目的,很难形成人与人之间、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内在的道德义务,如果知识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工作挣钱,恐怕将来的孩子连谈恋爱和婚姻生活都有问题,这样的教育会使他们丧失起码的经验感,何况舍己为人、舍己为国的使命感呢。今天的教育只教给了孩子们生存逻辑!

   我们今天的学校,没有实现或没有促成实现学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团结。以前还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也做不到了,只按照基于生存逻辑的个人成功模式来培养人,最终只会把人培养成一个原子。这恰恰是跟涂尔干讲的完全背道而驰,也与我们传统文化所讲的育人目标背道而驰。

   问:那么作为教育职业承担者的教师和知识分子应当从中受到怎样的启发呢?

   答:我想主要从学者的角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现代教育的另一个秘密,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教师,成为育人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教师与知识分子是有实质关联的。或者说,教师的“德”是围绕“学”来确立的。

   说到这一点,除了我们必须批判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外,我们也必须反思我们自身学术界的状况。不知你是否发现,今天的知识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总愿意将它分为两个部分,即所谓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有意思的是,你既在今天西方的学术领域看不到这种分法,也在民国时期看不到,更何况中国原来的士大夫传统了。

   今天的思想界似乎只需要讲观念,讲政治意见,而无需讲学理脉络中的现实和经验,只在意见的立场或观念的教条上来争论,对现实问题、对具体的社会经验问题也常常用观念和立场去度量,而不能直接进入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去梳理现实的脉络和知识逻辑,很多见解论调很高,却毫无经验感。

   学术界的情况呢,以我熟悉的社会学来看,它的学科宗旨应该是直接进入到现实的每一个具体的领域去发现现实的结构、脉络、机制,并由此牵连出对社会总体问题的思考。但今天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么简单拿来西方理论的尺子,对具体的社会经验丈量一番,很多研究看起来很标准,却不符合起码的常识感;要么用纯粹本土化的方式拒斥理论,似乎所谓的经验本身就足以构成科学。再有,就是在从事每项具体研究之前,都会高呼口号,其实,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都成了构建政治企图和道德伪装的一个砝码。

   思想界只讲所谓观念和立场上的差异而不关心具体问题,而真正关心具体问题的那些学科又通过各种方式来遮蔽经验,甚至编造现实。学术如此,教书自然成了无本之木。

   问:所以您提倡把握中国问题的总体性原则?

   答:是的。正因为今天中国的变化如此复杂,所以研究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很难。这要求理论研究必须靠现实的经验感为基础,经验研究则必须以理论的思考为牵引。而且,也由于我们上面所谈的三种传统,甚至更多的因素始终缠绕在一起,并渗透在社会的每个层面和每个人的身体中去,所以许多看似局部和片面的现象,其实都凝聚着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即便学术本身要求我们做每个细微部分的研究,但任何研究都该向着总体问题而努力,将社会研究的每个对象都视为总体问题的环节。

   举个例子说,今天的独生子女研究似乎只属于家庭研究的范围,但若细想起来,若所有的孩子都没有了兄弟姊妹,家庭伦理中的“孝”“弟”二维便缺少了一维,中国几千年社会结构都未曾出现这样大的变局。例如,我们总是从“流动”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工,但若进入他们最具体的生产和生活处境,会看到这里的问题远不单单是流动问题,两亿农民工中绝大多数都舍家撇业,进入到工厂组织中,不仅原来村落中的家庭经济和伦理结构无法得到维系,而且在现代工厂组织中他们还会被锻造出一个新的人格。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大问题,都无法化作一个狭窄的领域来研究。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我们还会来梦想着单纯靠传统的孝悌观,靠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家族伦理来塑造社会吗?很显然,问题早已不这样简单了。

所以说,倘若“学”不能带出基本的经验感,不能带出面对这些经验的思考脉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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