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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霸权:历史与政治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5-05-29 17:16:46
作者: 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对于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对美国经济霸权的影响,国际、国内意见纷呈。本文试图以历史和政治视角,从解剖实力与霸权这对概念入手,分析美经济霸权的现状和前景。文章从时空条件、发展空间、国际信誉、支配渠道、军事拉动等五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冷战后美各种矛盾累积迸发的结果,美经济霸权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但因其经济实力尤其是综合国力依然强劲,断言美从此走向衰落还为时尚早,美未来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奥巴马变革。

  

   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以人们想象不到的速度持续恶化。格林斯潘称华尔街危机“百年一遇”,奥巴马坦陈恶劣的经济形势“远未到底”,金融危机蔓延全球成为当今最大的时代背景。曾经是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为何倏忽间情势变得如此糟糕?或者说,美国的经济状况真的有那么糟糕吗?美国经济霸权的命运如何?奥巴马变革能否挽回美国经济霸权的历史命运?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没有一致答案。本文拟以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从分析美国经济形势入手,对金融危机及美国经济霸权的命运进行初步思考。

   探讨美国经济霸权的意义,不仅在于准确解读当前美国经济形势,更在于把握美国总体实力或霸权地位的走势。如果把美国的霸权地位分解成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科技文化霸权,那么经济霸权的变数最大,也最可能决定美国霸权未来的命运。因为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无可撼动,以“单极”或“霸权”称之毫不为过;①美国科技文化霸权的基础也总体牢固,纵然受影响,绝对优势依然明显;美国的政治霸权则已然遭到挑战,呈现明显衰势,诚如约瑟夫·奈所言,在政治领域美国要维系单极纯属“无稽之谈”。②惟有经济霸权,其命运最难把握,因此最具不确定性。如果经济霸权出问题,必然冲击军事霸权和科技文化霸权,加之政治霸权本来就在弱化,则美国整体霸权地位必然下降。相反,如果经济霸权地位依然牢固,辅之以依然强劲的军事、科技文化霸权,则即使政治霸权受到掣肘,也无碍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秩序。因此,美国经济霸权的命运关乎整个国际格局未来的演变。

   对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和霸权地位,国际社会看法不一,美国国内的看法也大不相同。“金融大鳄”索罗斯、“股神”巴菲特、世界体系论大师沃勒斯坦等人,属于唱衰美国霸权者,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即看到美国霸权的泡沫、认定美国霸权的衰落;③而保罗·肯尼迪、福山等知识界名流,则阶段性发表不同看法,观点摇摆不定,屡遭美国“新保派”人士讥讽;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扎卡里亚等为代表的战略家们,则善于从国际体系和历史长河角度看问题,同时具有极强的捍卫美国霸权的意志力,因此一方面认定“后美国时代”即将来临(扎卡里亚)、“权势东移”大势所趋(基辛格),另一方面认为美国仍有“第二次机遇”(布热津斯基),重振霸权并非没有希望;另有相当一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坚定的美国中心论者,如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前院长、现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斯劳特等,则认为在“网络状的世界”里,美国的优势依然明显,霸权地位仍很牢固。④

   关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和经济霸权,中国学者更是意见纷呈,迄今仍争论激烈。综合而言,大体有四种看法。⑤第一种是“金融危机(而非经济危机)论”,多为长期研究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学者。他们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出在金融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不当、金融腐败、金融体制等方面,“是金融出了问题,不是经济出了问题”,因为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在各国还是最好的。他们因此认定美国经济复苏会很快到来。第二种是“超稳定论”,多为长期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学者,他们看好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纠偏能力、经济制度的内在运行机理、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以及美国军事霸权的“护航”能力,认为美国霸权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碍,因为“美国毕竟是美国”。第三种是“霸权衰落论”,又可细分成几类。有的从美国经济发展历程找原因,有的则从政治体制找原因,还有人从文化、精神层面找原因,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制度甚至“美国精神”出了问题,因此认定美国霸权已从“根”上烂掉了,从“9·11恐怖袭击”到“9·15金融海啸”,这一总体衰落趋势难以逆转,“即使上帝也救不了美国”。第四种是所谓“阴谋论”,此论在中国网络、媒体、民间甚有市场。“阴谋论”者认为不排除当前状况是一种“偷天陷阱”,震中虽在华尔街,但最终遭殃者却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不仅不会有大的损失,最终可能还会因此受益。此论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受轻伤、欧洲受重伤、中国受内伤”;更有论者认为,其实美国政府和人民也是受害者,一小撮金融利益集团才是“幕后黑手”和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总体而言,较之美战略界和经济界对自身命运的忧心忡忡,中国学者似乎更加看好美走出困境的能力,更加警惕美金融危机背后的战略用心。这种认知上的反差除了美惯有的忧患意识与中国对美国制度的“特殊偏爱”及对美战略的“天然警惕”等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外,恐怕也同缺乏对当前美经济霸权宏观的、历史的、国际政治及美国内政治的分析有一定关系。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似乎也存在将经济霸权与经济实力混为一谈的问题。

   事实上,实力与霸权是两个既相联系又很不相同的概念。“实力”大体是可以量化的,“霸权”则更是一种感知;实力是一种累积,霸权则是一种释放。经济实力是一系列综合性指数的总和,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目标可支配的总体资源(包括有形和无形资源),经济霸权则是将经济实力转化成影响、干预、塑造、改造、颠覆他国或国际体系的能力。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实力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对外行动的基础,是静态的,惟有通过某种战略将这种静态实力动态化,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才具有实质性意义。对美国而言,经济实力的动态化即是经济霸权。因此,认识美国经济、把握世界格局,既要考察美国经济实力,更应分析美国经济霸权。

   从经济实力角度看,即使遭遇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未来十到十五年美国经济实力仍将无可匹敌。国内学者对这方面论述颇多,论据也很充分,兹不赘言。一向以分析严谨、低调冷静著称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新近发表的《2025全球展望》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到2025年多极化趋势虽难避免,但美国仍将是“惟一最强大国家”⑥。问题是,经济实力依然超强不必然意味着经济霸权依旧稳固,因为实力能否转化为霸权还取决于战略选择、国际环境等一系列变量。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美国经济实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大幅领先,但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却已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除非“奥巴马新政”真正遵循救市(relief)、复苏(recover)、改革(reform)三部曲并得到国内广泛支持,国际环境也总体有利于美国变革,否则这种“结构性衰弱”之势难有根本性逆转。未来十年,美国虽然仍是“一超”,但已无法“独霸”。冷战后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量变正因此而发生“部分质变”。

   为什么说美经济霸权出现了“结构性衰弱”呢?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性,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谓“内在矛盾性”,说的正是“结构性问题”。只是因为美经济霸权长期存在,并历经困顿而坚挺,才导致人们往往忽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制度性缺陷,有时甚至不自觉陷入“美国例外论”的误区而对美产生某种“盲目崇拜”。就此次金融危机而言,它实则是金融产品的过度衍生而导致的,这同以往传统产品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虽形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和历史视角看,当前危机是冷战后一系列矛盾长期累积而集中爆发的结果,它使美经济霸权在以下五个方面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美国维系经济霸权的时空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战略机遇期”难以重现。回顾美国自二战后确立经济霸权的历史可见,美在二战后享有大发战争横财、收拾欧亚战后残局的大好时机,在冷战期间拥有号令西方世界的绝对权威,后冷战时期面临缺乏势均力敌对手的战略机遇期,并一度独享“冷战红利”、坐拥“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时代便利。美遇到的经济挑战,要么来自单一力量(如1950年代的苏联、1970年代的欧洲、1980年代的日本),要么源于单一领域(如美元危机、石油危机、滞胀危机等)。因此,美虽屡屡遭遇困境或挑战,却总能涉险过关,最终得以强势步入21世纪。反观当前的美国,则遭遇国际体系大转型和世界经济大变动下多个力量、多重危机带来的复合型挑战,这在其霸权史上是头一遭。“世界权势东移”、新兴大国崛起带来数百年未有之变局,冲击美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俄罗斯从战略安全领域挑战美国,欧盟从金融、经济领域挑战美国,一些中小型反美国家从政治上挑战美国,恐怖主义再掀新高潮则从心理上挑战美国。而俄强势复兴、中东欧渐被纳入欧盟体系,则意味着“冷战红利”已经慢慢耗尽。更为深刻的是,全球化正从“美国化”异化为“反美化”、“去美化”,美霸权成本倍增。诚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所说:“我们在过去20年依赖的很多增长驱动器正在消亡……我们将面临一个劳动力流动、资本和政治意志松懈的垮掉的10年。这与全球化相关。”为维系经济霸权地位,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对美国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完全开放的世界体系,不允许有任何美国的对手或威胁存在”⑦。现实证明,上述条件正在逐步丧失。

   其次,“新经济”泡沫破裂后,“后新经济时代”美经济增长点迷失,经济未来发展空间受限,维系霸权的创新优势也大打折扣。创新、人才、知识经济、高新技术是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尽管从全球竞争力、企业实力、全球品牌、研发投入、高校排名等数据看美国仍绝对占优,但总体看,技术、人才两大优势已难现上世纪90年代的辉煌。新技术方面,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由于代表传统军工能源集团利益的小布什政府上台执政,加之“9·11事件”突发,迫使美将战略资源与战略关注转向安全领域,并随后不恰当地转向在全球扩展民主,结果使美未能沉下心来开发新的增长点,迄今尚未找到使其生产力出现革命性变革的产业。一度被视作“后新经济时代”增长点的纳米、信息通讯、新能源技术,终究未成气候,无法同当年信息、生物技术领先别国一到两代人的绝对优势相提并论。其中,曾被寄予厚望的纳米技术已然出现美中欧三足鼎立之势,⑧而新能源开发则同国际油价、国内利益集团、政府投入息息相关,能否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更有待观望。人力资源方面,高端人才外溢趋势明显。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海归”、“海待”现象被美国《商业周刊》叹为“重返中国综合征”。美低端人力资源成本大增,曾经构成美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一的上千万非法移民,如今抱团要权益、要地位、要待遇,在增加经济成本的同时,带来了政治麻烦、社会问题、文化挑战甚至认同危机,引发已故知名学者亨廷顿关于“我们是谁?”的深度忧虑;以蓝领阶层为主体的中端人力资源,部分沦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和消费文化泛滥的受害者,成为自由贸易的批评者和呼唤变革的生力军,创造力、活力亦不如前。总之,相对于俄罗斯、巴西等国的资源优势以及中国、印度等国的人力优势,美创新优势相对减弱。更重要的是,自1960年代末欧洲和日本打造出竞争力强大的工业体系以来,美国制造业即面对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1970年代美国连串的经济危机,即源于美国制造业走下坡。美国资本从制造业向全球金融业转移,造成了产业空洞化、本土工作消失和工资下降等恶果。随后,美金融财团将从全球赚来的暴利带回美本土再投资,不仅没有产生以往刺激创新之效,反而制造了百年难见的房地产与股市泡沫,并引发美汽车业的整体崩盘之虞。过度金融化的美国经济看来无法支撑美经济霸权的永续。新的发展空间何在?这正是美国经济霸权地位面临的深层挑战。

第三,维系经济霸权的国际信誉严重受损。21世纪美经济霸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金融霸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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