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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

更新时间:2015-05-29 17:05:53
作者: 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和指导中国新时期对外工作的新方针。“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思想创新的结果,同时又指导着中国外交的实践,使中国外交逐渐呈现出大国气派和崭新气象,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外交未来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挑战和风险。“和谐世界”观的进一步完善有待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和中国战略界继续开拓创新。

  

   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以“和平、发展、合作”方针为旗帜,以日益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动为契机,中国的外交思维在继承中创新、在稳健中开拓,凸显出一派大国外交的新气象。“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也因此成为国际媒体追逐中国崛起热的新焦点。这样一个大课题,显然需要从历史的、哲学的、战略的高度进行持续不断的全面探索和深入思考。这里,笔者仅结合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具体实践及美国学者对中国“新外交”的认知,对此做一粗浅分析和不成熟的思考。

  

  

   国际社会全面关注中国“新外交”始于2003年。是年,著名的《外交》杂志刊登美国学者麦艾文和傅泰林《中国新外交》一文,① 由此引发国际媒体对中国“新外交”的持久关注。其中背景大致有二:一是大体在同一时期,国际社会开始全面炒作“中国崛起”,中国外交作为中国崛起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成为人们探究的话题;二是中国“和平崛起论”的滥觞及其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引发人们对中国外交的相关评论与联想。

   然而,仔细琢磨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新外交”的论述,其更多还是停留在对中国外交表象的描述上,虽然捕捉到中国外交的某些“新意”,却难以理解其本质和背景。一些雾里看花者或别有用心者,甚至将所谓中国“新外交”同一系列被扭曲的“主义”相联系,认为中国正在:(1)推行中国版“威尔逊主义”,企图用“和谐世界”理论谋求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制高点;(2)实践亚洲版“门罗主义”,通过主导上海合作组织、推进东亚峰会、加强东盟+1、东盟+3、推动六方会谈等方式,不动声色地营造以中国为中心、排除美国的亚太多边安全、经贸网络,从而让美国“知趣地”离开亚太,中国自己成为地区新霸权;(3)追求21世纪的“重商主义”,即将能源、资源、外汇作为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要考量,不顾责任、道义、尊严,为了石油和外汇不惜同苏丹、委内瑞拉等“邪恶政权”搞交情,不仅人为扰乱国际能源市场,而且使相关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愈演愈烈;(4)推进“新殖民主义”,趁美国深陷战略困境、欧盟一体化遭遇挫折之机,大力拓展在拉美、非洲的势力范围,抢占或争夺战略资源;(5)绥靖“反美主义”,即与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苏丹等美所划定的“敌对国家”关系暧昧,成为其“反美主义”的重要后台之一;(6)中国特色的“扩张主义”,即通过软实力的开发和利用,借助经济实力的诱导,实现影响力的实质性扩展,兜售“中国模式”。

   可见,仅从中国外交的一些表象看问题,难免对中国近年来的外交产生歧义、误读甚至歪曲。这其中当然也源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学者的价值判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国家利益观自然衍生出对同一事物完全不一样的解读。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外交”是同“和谐世界”理念的发端、形成、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不理解“和谐世界”理念的内在逻辑,就难以参透中国“新外交”的真谛;不从中国“新外交”的实践去体悟,同样难以把握“和谐世界”理念的真实内涵。

   “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是在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05年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期间,“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理念逐渐进入国际视野。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提出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随后,“和谐世界”理念不仅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中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在全面深化“和谐世界”理念方面,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10月召开的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具有重大意义。前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参与层级最高、讨论最为深入的全国性外事工作会议,为新时期中国外交设定了以“五个坚持”为原则的大方向;后者是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为新时期中国内政规划了以《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蓝图的总体目标。两次会议,一个“外事”,一个“内政”,以“和谐”为纲相互连贯,共同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指导原则。它们具体体现在以下几对关系上。

   一是“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和谐社会”是“和谐世界”的基础,“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国内与国际、内政与外交两个大局必须统筹兼顾。诚如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外交应“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② 将内政与外交高度结合起来看问题,既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是“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的关系。“和谐世界”是理想、目标,“和平发展”是手段、路径。将“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追求的目标,显示出中国不以意识形态挂帅,而以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生产方式为前提,追求平等、尊重、互利、“和而不同”的新境界;将“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复兴之路,既显示出中国永不称霸的坚定决心和郑重承诺,也显示出中国作为新型的后兴大国的责任意识,那就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③

   三是“和谐世界”理念与外交实践的关系。“和谐世界”既是高度抽象的外交理念,也是指导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和谐”思想体现在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中,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反映在具体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则分别产生了“和谐周边”、“和谐地区”、“和谐东亚”、“和谐东北亚”、“和谐中亚”等分目标。“和谐世界”理念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中国一系列双边外交实践中,比如对美关系,强调“合作”,坚持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对日关系,强调“和平”,抓住机遇突破僵局,使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获得了转圜的空间;对俄关系,强调“协作”,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对非关系,强调“友谊”,200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首份面向一个洲域的政策文件,它全面系统地宣示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方向和目标。

   四是追求“和谐世界”理念与坚持中国外交原则的关系。“和谐世界”不是为“和谐”而和谐,而是有理、有利、有节,以不损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以不动摇中国根本的外交原则为准绳。比如,不因与美国开展建设性合作而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处理朝核危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等问题上,凸显中国独特的外交风格、理念和作用;同时,不因国外的某些杂音而松动正当合理的军事现代化建设。

   五是追求“和谐世界”与“外交为民”的有机结合。如果说以前中国外交更多基于“外交为国”的理念,那么新时期的中国外交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外交为民”的思想。从李肇星部长近年来多次提出外交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中国政府连续解救海外人质危机的具体实践,再到将“坚持以人为本”正式纳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谐世界”观所包含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深深烙上了新时代的印记,即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向海外扩展、内外利益日趋联动的新时空背景下,国家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保人的安全。有学者将这一变化比作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在“和谐世界”理念酝酿、成型并逐步完善的同时,中国外交也大步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它既是“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的结果,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着“和谐世界”理念。之所以以“新外交”来加以概括,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既微妙又显著的变化:

   外交观念上,淡化“斗争哲学”,倡导“和谐哲学”。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近50年革命战争史以及10年“文革”史,与特殊的国际环境、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相互掺杂,导致“斗争性”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征。“斗争哲学”对于新中国打破外交封锁、确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无疑起过难以磨灭的历史作用,但中国改革开放毕竟走过了近30年历程,新世纪的国际环境毕竟出现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变局,中国的实力地位、国民心态、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一向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已经从对立、接触、参与发展到“利益攸关”。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过分强调斗争性不仅难以有效维护变化着的国家利益,有时反而对国家利益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谐哲学”应运而生。它体现在对美关系上,中国积极奉行“建设性合作”的精神,在安全、经贸、政治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在美国的系列双边军事同盟、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等过去中国一直坚决反对的领域采取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的姿态,甚至在美国对台政策方面,也由过去的一味批判转向“有限借助”和“有限合作”。在处理大国关系上,注重缔造以“伙伴关系”为标志的协作、合作关系。在周边外交方面,提出“安邻、睦邻、富邻”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精神,追求“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境界。中国外交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内促发展、外塑形象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和谐世界”观的出台,堪称是对中国外交近年来倡导“和”、“合”的总结。

在战略方针上,努力把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动态平衡,更加注重在“有所作为”中“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精髓,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潜心国内发展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崛起效应的溢出及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韬光养晦”不仅在实践上更难把握,而且往往被扣上“不负责任”、“不透明”的帽子,同时也不足以有效维护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利益。针对变化着的国家利益和内外环境,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坚持“韬光养晦”这个根本方针不动摇,但同时也敢于和善于“有所作为”。实际上,在近年来的外交实践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正逐步演变成“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其要旨在于,在事关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主动出击并力争主导局势,即所谓“有所作为”,但在出手过程中要讲究策略、把握时机拿捏分寸,亦所谓“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是简单粗糙、不顾国力条件的冒进,更不是想“当头”、想“扛旗”,而是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一定是当为必为。在“有所作为”中注意“韬光养晦”既是邓小平思想在中国崛起阶段的创新,也是某种胆识和智慧的体现。中国外交的许多成绩正是在积极主动的作为和新的探索中取得的。即以2006年为例,中国大手笔连续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周年纪念峰会、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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