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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空间

更新时间:2015-05-29 16:54:08
作者: 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自两国建交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中美关系在若干重大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但这些成就只意味着非战略性问题得到初步控制或解决,而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仍然存在,以致人们对美国“反恐之后”的对华政策走向持有很深疑虑。本文在解析中美历史与现实中的结构性因素基础上,重点就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作了理论探讨,并对建设性拓展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空间提出相关政策思考。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中美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好时期”的说法,但少有人否认中美关系目前确实相对平稳。所不同者,只是对这种平稳状态之诱因认识不一,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另一个更大问题的答案不尽一致,那就是:中美关系的积极势头究竟能持续多久?这就涉及本文试图论证的主题——中美关系未来还有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美关系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组合。一方面,双方结构性矛盾之多非任何其他双边关系可比,这些矛盾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注: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和目前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对此论述较多;中国一些学者也特别强调中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天然对立性及因此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如:刘建飞:“民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许振州:“影响中美关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6期。)、“文明之间冲突”(注: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242-274页。)、地缘政治摩擦(注: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之“天然对立”(注:对这方面最直接的论述有:[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而从国际关系理论层面对此作深入分析的作品当属:[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539-545页。)以及在台湾问题上难以轻易化解的利害纠纷等五大方面。其他重大双边关系如美俄、美欧关系等,结构性矛盾的方面均少于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双方结构性合作之深也着实耐人寻味。除了对重大国际事务承担共同责任、共同应对攸关各自利益的重大威胁、经贸纽带难以割舍等被经常论证的方面外,中美之间还存在另一重要因素,即文化心理方面的相互吸引和相似性。一是民族构成的相似性。费孝通先生将以汉族为主体、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称为“多元一体格局”(注: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美国移民问题专家则一般把美利坚民族定性为“一体多元”(注:即以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主体、整合其他少数族裔形成的既松散又有凝聚力的民族体。)。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的相似性决定了两国在民族精神方面有共通性。比如,两国都很讲原则。美国对民主自由原则的捍卫几近“走火入魔”,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中国原则”等原则的坚持也不容动摇。这种恪守原则的精神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双方之间的“变通”,但也使得两国都视对方为“值得尊敬的对手”。这种共有的“道德感”,是联系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再如,两国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两国对外来文化都有强大的包容力,等等。这些共通性使得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非常“像”。(注: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发言人裴士莲女士、美国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金大友先生等,都曾就美中之间的相似性远大于与美法之间等问题与笔者交换过意见。)二是历史、文化情结的缠绕。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将近一个半世纪里,传教士、商人、“门户开放”、“庚款”、“飞虎队”等,构成了中国人对美国历史记忆的主线。其间虽有与西方列强共同欺凌中国的历史,但较之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美国多少显得“没有坏透”。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对中国的孔子崇敬有加,美国精英分子对中国文明怀有敬意,(注:“修辞立其诚——资中筠先生访谈”,《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15日。)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也都曾对美国的文化、制度、革命精神情有独钟。中美之间真正的对立,诸如朝鲜战争、美国扶蒋反共、越南战争、对华遏制、“89制裁”等,主要源自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矛盾而非历史文化冲突,是政治因素作祟的结果。这一特点造成中美关系有别于中日、中俄、中欧等其他大国关系中两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是中国人“讨厌”、“痛恨”美国对华干涉、制裁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单边主义作风,但在主体意识上并不“仇恨”美国人。二是中美关系具有很快、很强的修复能力。1989年至今,中美之间历经众多恶性事件,但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程度有其历史局限性。指望中美关系在近期内发展到美欧甚至美俄关系的程度恐怕不太现实,1997年、1998年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尝试的失败很能说明问题。而结构性合作因素的存在,则使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很难激化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中美建交26年来的成就正是在这一结构中实现的。

   在中美战略定位这个问题上,两国终于找到了相对务实的答案:(1)中美关系是一种“建设性合作关系”;(2)中美关系太复杂,不要试图用单一词句去概括;(3)中美不应回避分歧,而应通过正常渠道化解分歧。这一新定位不仅被布什、鲍威尔等政要反复提及,得到了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的公开背书,(注:参见赖斯在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所提交的书面发言材料。Opening Statement by Dr.Condoleezza Rice,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January 18,2005.)中国领导人对此也大体认可。这一定位无疑将确保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不致出格。

   在相互认知方面,对美国而言,“中国威胁论”尽管在保守阵营仍有市场,但越来越难以激起全国性反响。(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主席约翰·哈默雷认为,近年来,美国民众的中国观总体向积极方向转变。参见:John J.Hamre,"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s Rise" ,ttp: //www.csis.org/isp/asia/Chinese Images.htm)代之而起的,更多是一种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担心论”。对中国而言,至少在学术界,人们对美国国家的性质有了更全面、更理性的把握,那种简单地把美国定性为“霸权主义国家”进而将“反霸”视为中国对美政策主轴的认知已有明显改观。(注:关于中美相互认知发生变化的论述,可参阅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最近召集中美两国专家编辑的著作: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 和 Chinese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 http: //www.csis.org/isp/asia) 。美国一些知名战略家也注意到中国态度的变化。比如,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中国“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态度越来越实际”。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The Choice: Global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Basic Books,2004,p.107.)

   在政治安全领域,中美之间逐步建立起首脑会晤、首脑热线、反恐合作、军事交流、安全磋商、防扩散合作、情报合作等复合型沟通与协作机制。双方还正在开辟战略对话机制和国防政策对话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使中美政治安全关系一定程度上有了某种制度化保障,“保险阀”明显增多。在经贸领域,2000年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的解决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中美经贸关系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动辄受制于美国内政治因素干扰的情况虽未消除,却得到根本扭转。

   在人权领域,随着中美人权对话机制的建立和逐步恢复,贯穿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围绕人权问题剑拔弩张的场面减少了许多。中美人权斗争越来越变得像一场你来我往的政治游戏,(注:比如,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发表反华人权报告与否,越来越呈现出某种实用主义倾向。)中国逐渐摆脱单方面遭受美国攻击的局面。(注:比如,中国连续发表《美国的人权状况》年度白皮书,与美国对华攻击锋相对;法国、俄罗斯、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不随美国节拍起舞。)

  

  

   上述积极成就的取得,使中美关系目前处于比较好的态势。这正是鲍威尔所指中美关系目前处于“最佳时期”的主要依据所在。但是,这种良好状态到底能否持续,中美关系未来还有没有长足发展的空间?应该说,中美两国不少学者对此持有疑虑。最主要的疑虑在于:中美关系当前的良好状态不是“内需”拉动的结果,而主要是“外力”作用使然。这个“外力”自然是指“9·11”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地区战略重心转向中东,国别战略重心转向所谓“邪恶轴心”或“暴政前哨”等。美国的战略转向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有利中国进而有助于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条件:美国在战略上暂时无暇顾及中国,因此“中国威胁论”的调门相应降低;美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得以拓宽。(注:在论述中美关系何以可能继续保持稳定时,钱其琛的论述代表了国内的主流意见:“总之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美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亚洲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参加反华包围圈。”参见:钱其琛“伊拉克战争与美国”,载《世界知识》,2003年19期。)这种认识的潜在逻辑是,一旦美国战略重心从“反恐”上转移,促使当前中美关系“过热”的条件将自动消失,中美关系还会出现倒退,甚至大的倒退。最近的一系列事态,似乎应证了上述逻辑。布什第二任伊始,在国会多次听证会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伦等军情部门头面人物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军力发展给予非常负面的评价,而几乎没有提及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中国少有关注的美国南方军区司令克拉多克在最近的一场听证会上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在拉美地区“与日俱增的存在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新动向”,美国对此需严密监视;以克劳萨默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学者则强调,应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将是赢得反恐战争后历史对我们提出的新挑战,甚至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前就必须面对”。(注:Charles Krauthammer ," Threat of Tomorrw"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1,2005.)而美国对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和欧盟准备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动作更是几乎群起攻之,不分所谓“蓝队”、“红队”。面对此种态势,许多人开始担心,美国真的已经开始从专注“反恐”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了吗?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看法。

首先,必须准确评估美国“反恐”战略的前景问题。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美国自一开始其实就没有所谓“纯粹的”反恐战略。要么如中国学者所说是“反恐谋霸两不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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