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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佐 谢岳:政党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演展逻辑

更新时间:2015-05-27 13:30:41
作者: 王邦佐 (进入专栏)   谢岳  
三是动员的载体。本文以动员的理论基础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动员的理论基础由三个核心的价值组成,即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是这个基础的最外层结构,中间层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是其内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动员的理论基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前以及冷战时期,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动员的核心价值,通过民族主义的张扬,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将民间的社会力量整合到自己的一边,争取到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认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诉求在形式上是第一位的,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的价值普及是通过民族主义实现的。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政权建立和巩固的艰巨任务,政治动员依然是其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形式。这一时期政治动员将共产主义视为首要的价值形态和基础,其次的价值形态是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哲学,它通常表明,在无产阶级之外存在着一个对立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政治目的就是破坏全体人民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无产阶级与敌对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大规模的政治动员都以体现阶级斗争为内容的象征符号来鼓动群众,这些象征符号通常是一些简单化的政治口号。1978年之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政治动员的价值基础也随之发生转移,集体主义是其核心的价值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规范与道德准则,是支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价值,是共产主义价值形态的具体化。这一时期,集体主义之所以上升为政治动员的首要价值形态,是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密切相关的,以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现代化需要社会提供强大的支持力量来参与经济生活。这种活动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它体现了尊重个人权利与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而集体主义正是能够将这种价值的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价值形态。我们阐述不同时期政治动员的价值基础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层次的价值形态之间相互排斥,而是价值基础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有所侧重而已。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性质以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注定了政治动员仍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政治动员的不可或缺性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建立、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要在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民主化改革。在这个目标的引导之下,中国共产党要实施通过有效的政党推动来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系统内与系统外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进行党内民主的建设,优化权力结构,前者属于系统内改革,后者则是系统外改革。党内民主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早在40多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发展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六有”的目标构想,在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党内民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不过,尽管党内民主的制度化程度有了较大地提高,但是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当下深化对党内民主的改革,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民主化建设可以进一步提高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地位;二是党内民主化建设的成功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党内民主改革的第一点就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完善制度化建设,这是党内民主改革的理性选择。放弃党内民主建设积累的政治资源,试图在党内民主改革方面另起炉灶,显然违背了中国的国情。党内民主化改革的难点就是如何将民主与集中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使之进一步的制度化。在涉及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考虑改进以下几个关系:调整党的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的权力分配关系,在强调中央权力集中的前提下,适当放权给地方党组织;调整地方党组织的权力分配关系,省级党组织在人事管理权限上可以下管两级,改变过去地方党组织软弱无力的状况;在干部任免问题上,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扬民主,在基层党组织中可以进行试点,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干部。党内民主改革的第二点就是在党内引入竞争机制,基本做法是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试行非政党式竞争,用竞争的方式产生党的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有些人心存顾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专利,社会主义不适合或根本不能加以借鉴。其实,竞争机制只是一种民主技术,它既不是政治制度性质的标志,也不会因采用它而改变政治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的这类工具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加以利用。党、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的调整,总的趋势是进行党与国家(政府)、党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分离。这样做,一方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扩大了其他结构的自主性,使它们能够拥有更充分的活动空间对各自领域进行有效的管理。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考虑,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予以重视。党与人大的关系实际上是党权与法权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两者关系显然关系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影响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③人大在组织上自成体系,享有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力,因此,人大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结构,并可以产生某种权力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事实上,人大不是没有权力的机构,而是权力没有充分运用的机构,一旦人大行使合法性权力,其作用将非同寻常。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体制内资源,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生长点。这是着眼于中国现实政治而作出的判断。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发挥其他组织中党组织的作用。改革党与人大关系,也是如此。首先要进一步改进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转变过去党对人大事无巨细式管理,党对人大的领导不能超越现有的制度与程序;其次,改革党与人大的关系必须理顺党权与法权的关系,党的领导必须在宪法与党章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力,党的权力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也就是说,在宪法框架下,法权大于党权,党必须尊重人大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并带头执行人大制定的法律。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政党推动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具体的改革途径。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民主政治文化资源的缺失以及超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共同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选择上述路径。不论是进行党内民主改革,还是优化权力结构,最终的目的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政党推动,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地位,相反,只有通过政党推进式改革,党的领导地位才能得到加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党还要领导和支持政权机关发挥功能,实现人民的意志。这样做,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而是加强了党的领导。”④这正是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意义所在。

   引文注释

   ①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21页。

   ②郭定平:《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

   ③参见胡伟:《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建构新的民主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冬季卷。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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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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