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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唐镖:什么人在当村干部?——对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的初步分析

更新时间:2015-05-26 21:23:13
作者: 肖唐镖  
什么人、并如何成为村干部,这是农村社会政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拟集中分析“什么人能成为村干部”这一问题,考察他们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背后因素。笔者以为,对此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村干部的标准变化;二是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

   本文不拟讨论选任标准的变化,而讨论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关于村干部选任标准的变化,笔者曾依据1999年对江西40个村50余年来干部更替的调查资料,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解放初期,重家庭出身和政治上积极性(政治成分时代,以贫下中农为主);在19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突出政治表现、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表现(劳模时代);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注重发展经济与致富的能力(经济能人时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重“能否镇得住地盘”(强势力时代)。相应地,50余年来,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邓式干部”、再到“强人式干部”的变迁(肖唐镖等,2001:18-20)。所谓“邓式干部”,即指“先富群体从政”或“富人村官”现象,如在浙江省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位村委会成员中,属“先富群体”的约占30%;义乌市的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其人数占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周炳泉,2003:71)。所谓“强人式干部”,在江西农村主要以强宗大族背景为主要特色,但在有些地区农村,治村的“强人”甚至蜕变为“恶人”(樊平,2000),如阎云翔调查的黑龙江农村案例(阳敏,2004)和于建嵘反映的湖南农村案例,就以黑恶势力背景为典型。尽管已有的研究指出了村干部的如此变迁,但尚不见对村干部队伍特征的系统分析。

   这里,笔者借用“社会政治资本”概念,以指称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或其社会政治资源。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1)经济与财富状况,他们是否系经济精英?(2)政治身份,如是否系中共党员、参军,曾经拥有的家庭政治成分等;(3)文化与技术、职业状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经历与专业技术,是否为文化、技术精英?(4)道德、人格与权威状况,如社区内外对其道德、威信的评价和认可;(5)家庭背景,如父辈或其亲属的权力与文化背景;(6)组织资源,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宗族与村庄背景;(7)性别、身体素质和个人武力;(8)脾气与性格,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宗族和村庄背景;有些是“自致性因素”,如经济与财富状况、党员身份、参军、文化与技术、职业、道德权威和组织资源等。下面,我们将根据田野调查数据,主要从文化程度、职业与社会流动、经济与财富状况、道德权威状况、社会组织资源、家庭背景等六个方面,逐一分析村干部的社会政治资本。

   本文据以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们完成的三项大型农村调查。一为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的调查(简称“2001年调查”),即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各选择两个县,按等距方式每县抽出8个乡镇,再按等距方式每乡抽出5个村,八县共32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最后完成并取得有效总样本村数316个。二为2002年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简称“2002年调查”)。该次调查的村样本,系以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为总体样本,按18岁以上人口为基数,进行多级分层比例抽样出256个村委会,实际完成并取得241个村的调查数据。三为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江西c 、t 两县和山西x 市(县级市)农村的调查(简称“2002-2003年调查”)。此次调查也按分层等距方式,在各县分别抽选20个样本村。其中,江西c 、t 两县是我们对1999年研究的40个村的跟踪调查,在山西x 市的样本村中完成了16个村的调查,最后共完成对56个村的调查。在这几项调查中,作为村主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是重点的了解对象,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将是他们。

   一、文化程度

   下表1是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316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从此表可见,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在四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这一区间,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而在小学以下、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两极”区间的人员甚少。这表明,村干部虽然已经告别了“大老粗”或文盲时期,但高文化素质的时期也并未到来。

  

   二、职业与社会流动

   在法理上,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党内选举。但实际上,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更为复杂,表2收集了两次对村支书调查的数据。在2002-2003年对江西和山西三县调查中,江西两县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是传统的“乡镇党委直接任命”,由党员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山西x 市村支书的产生则已从传统的任命方式改由党员选举产生,其中甚至有近七成的村实行了“两票制选举”。2002年对全国24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党员选举是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比例高达三成。

  

   那么,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性别状况与职业经历如何?表3中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情况的显示,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只有个别女性干部,男性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河北省两县80个村的支书和主任中甚至近三成“曾参军”。从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江西与其他三省的差异主要在“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两个方面,拥有此两类经历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他省。

  

   表4是对全国241个村无任村支书在就任前、卸任后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在列举的20多项职业中,村支书在就任本职务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农民上,此外,还有少数人来自企业工作岗位和乡镇干部。这也就是说,村支书中的成员主要还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而且,从农民直接提升起来的村支书,越在前期人员越多,前三任和前四任中这种“平民书记”曾达四成多。在村支书卸任后,多数人(五成多)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一成多的人“降”为其他的村干部职位,还有部分则完全退休、或被提拔到乡里工作(如为乡干部、乡镇企业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一直工作到“病故”,在前三、四任中这种人员占到一成左右,这或许说明:在早期村支书往往“多年一贯制”。

  

   三、经济与财富状况

   根据1998年对江西84个村的调查,笔者曾分析村干部与农村“经济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村级“能人从政”现象确有一定规模。[1]那么,数年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本节根据近年调查的数据分析之。

   在我们的调查设计中,将“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专业大户”和“与村外企业现有业务往来”作为村内经济精英的衡量指标,从村干部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当过或正当),测量村干部(村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的调查既涉及到村一般干部的状况,也涉及到村主要干部(支书和主任)的状况。

   先看村干部的经济经历状况。表5集中了两次对现任村干部的调查数据,由于问卷未统计到村干部的总人数,因而,无法得出拥有各种经济活动经历的村干部占村干部总数的比例,但就表内数据之间的比较而言,现任村干部在所列举的“曾当过”与“现为”这两大类(各含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曾当过”的人数相对较高。换言之,先为经济精英再当村治精英的人数,多于村治精英依然兼任经济精英的人数。另一方面,在“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专业大户”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当过或现为“个体专业大户”的人数相对多些。

  

  

  

   而就村支书和村主任来说,如表6显示,拥有同类经济活动经历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村干部。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经济精英所占的比重要高些,尤其是当过或现当“个体专业大户或商业投资”的人数比例明显要高。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经济活动状况,在表7中有更直接的反映。笔者将担任过“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三种经历”之一的人合计起来,发现:这两类主要干部中曾是“经济精英”的比例在三成以上,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比其前任均提高了一成多,达到四成左右;而且,在316个村中,有近六成村的支书或主任曾是“经济精英”,比其前任增加了16个百分点。村支书和村主任在企业管理者、个体户和商业投资者中的兼职状况,如表7所示,现担任其中一种的人比例依然较高,在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的比例达到三成以上,有近五成村的支书或主任兼任目前依然兼任“经济精英”。这些情况表明,村主要干部中“经济精英”的比重明显较高,而且,不管是“富人从政”还是“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扩增之中。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主要收入来源。从表8中反映的三县调查数据看,与本村村民普遍的经济状况相比较,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良好,多数好于普通村民,没有一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村内平均水准。

   表9显示,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自报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农林渔业”依然是多数人的收入来源之一,其次为“自办企业”和“外出劳务”的收入。

   四、道德权威状况

与权力体现暴力和强制力不同,权威所内含更多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服从,它体现着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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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2006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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