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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艳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内涵

更新时间:2015-05-25 23:19:28
作者: 张宏生 (进入专栏)  

     一

   艳词是整个词史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不管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此有着多么大相径庭的看法,但词史上艳词的作者之盛,作品之多,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正确的态度是对这一现象作出历史的分析,而不是主观先验的论定。

   后世每有“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的说法,以作为对词的特质的规范。这当然是对现有的文学遗产所作出的认识。但从理论上说,词的内涵和风格本不一定趋于这种定势。文学史上已经公认,中国诗歌的发展,由四言以至五言、七言或杂言,除了音乐、节奏等方面的原因外,与社会生活的繁复、心灵活动丰富需要有较为复杂多变的形式来加以表现不无关系。①从这个意义来看,词的长短句形式应该更为适合愈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因而其内涵和风格也应该是多样的。道理很简单,长短句的节奏音声繁,变化多,而受着社会生活的影响,人们的心灵活动节奏也同样如此,二者正可以协调起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石室中发现了“敦煌曲子词”,这是词学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这些主要是作于民间的词中,其内容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还有敦煌人民反对外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壮烈歌声。②总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较广泛。如我们所熟知的,一切文学艺术都起源于民间,其后才被文人们所发现和接受,并加以发扬光大。倘若按照词的这一初始形态往下走(一般地说,也应该如此),词的发展道路或许不会像现在文学史上所展示的那么曲折。

   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崭新的文学样式,词在从民间兴起不久,就引起了文人作家的注意和仿效。中唐的张志和、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是较早开始尝试的一批作家,他们的作品虽格调未开,疆域不阔,但完成了从民间词到文人词的过渡,直接开启了晚唐五代词创作的繁盛局面。从内容上来看,早期文人词中虽有一部分艳情之作,但在题材上,仍一定程度地受到了民间词的影响,表现出较为广泛的取向。如反映边塞之苦的,有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表现隐逸之情的,有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刻画湖山之美的,有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等。这说明,早期的文人词在表现社会生活上尚未囿于一端。一直要到晚唐五代,即这一题材比较盛行之后,剪红刻翠之作才多了起来,并成为词坛的总体趋势,以至于渐渐形成创作的定格。

   晚唐五代,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复杂,另一方面是一部分士大夫的偏安佚豫,流连光景。风雨飘摇中的醉生梦死,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而词在其初兴时,又只是一种为应歌而写的乐府新辞,它适应了士大夫们在这一方面的生活要求。加上当时唱词者都是女子,词人在填词时往往取材于当前情事,于是就多叙写歌女的容貌、才艺以及词人与歌女的欢聚爱慕、伤离怨别之情,与此相应的,其风格也就必然是清丽婉约,缠绵悱恻的。③

   历史的积淀常常构成个人和集体无意识。由于词在其盛行时期多为狎妓宴饮的产物,由于后人在进行词的创作时把这一部分作品当作直接的接受和效仿对象(敦煌词一方面是因为其失传多年,另一方面,即使仍然传世,其艺术上的粗疏也不易引起文人的认同),所以,艳词不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词坛的主要创作取向,而且,在历代词作中,它都在数量上占据压倒的优势。这,或许是词在发展中的一个非常独特之处。

     二

   艳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晚唐五代。其中,晚唐主要以温庭筠为代表,五代主要以西蜀和南唐、尤其是西蜀创作群体为代表。反映在作品中,则在《花间集》中得到了具体、集中的体现。

   《花间集》是五代后蜀赵崇祚所辑,计选十八家词凡五百首。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外,皆仕于西蜀者。温庭筠虽不是西蜀人,但《花间集》中入选最多,达六十六首,可见,编者认为温词与西蜀词坛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考察温氏的这些词,我们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艳情之作。以下的这些统计数字或许不无意义:在《花间集》所收的全部温词中,描写女性的达五十二首,占五分之四,而这些女性的身份基本上是妓女。因为温词中有四十首写到离怨,有五十二首写到春天,有三十八首写到从傍晚到拂晓的时间流程,这就与频繁的别离、经常的夜生活、士大夫携妓冶游的生活方式联系了起来。④温庭筠的词可以当作一个范本,让我们了解《花间集》的基本内容。

   《花间集》确实以选辑艳词为主,其中,有些作品也确实格调不高。如欧阳炯的〔浣溪沙〕有云:“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过于注重声色的描写,陷入宫体诗的末流,并不能给人以美感。但《花间集》中的大部分艳词的价值却并不在这里,而是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爱情意识的苏醒和高扬。描写爱情的作品,在中国原是古已有之,但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批评家们或将此类作品一概骂倒,或将其纳入伦理教化的轨道,往往不愿意承认其应有的位置。《诗经》的“毛传”将这部诗歌总集中的许多爱情之作指为“刺淫奔”,王逸的《楚辞章句》将《离骚》中“香草美人”的表现手法加以大肆渲染,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头,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花间集》的出现,使得爱情的描写大量反映在一种生机勃勃的文体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时代的主题,这既是对封建桎梏的冲击,又体现了不可抑制的人文精神。第二,对女性的尊重。宫体诗中也集中出现了女性,但与《花间集》中的女性相比,前者的作者往往带有占有欲,因而更多的是欣赏其体貌,女性是物而不是人;后者则不然。由于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由于爱情意识的苏醒,也由于个人遭际等多方面的因素,文士们希望在女性身上找到慰藉。因此,他们与这些女性往往有着感情的交流,反映在作品的形象上,也就血肉丰满,表现了细腻的喜怒哀乐之情。第三,与此相关,《花间》词中所反映的词人的感情是真挚的。由于词人所处的是一个宽松的环境,由于作品本身是应歌的曲子,所以其创作情态固然是伫兴而就,任情而发,不带任何面具和矫饰,其创作风格也是活色生香,生气贯注。南宋晁谦之评其“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陆游认为“会有倚声填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⑤都是非常正确的体认。⑥如毛文锡〔醉花间〕:“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鸂 还相趁。 昨夜雨霏霏,邻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牛希济〔生查子〕:“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邻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并语淡情真,立意诚挚。

   所以,在晚唐五代时期,艳词虽有个别尘下之作,但总的倾向是健康清新的。至于传统评价中的那些凡有女性描写即指为格低的充满头巾气的论述,则不值一辩。

     三

   艳词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南宋。世人论南宋词,或标举激昂慷慨者如辛弃疾,或标举醇雅清空者如姜夔,或标举铿丽滞重者如吴文英,一般不大论及艳词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疏忽。

   诚然,词到了北宋,以柳永〔定风波〕(自春来)、黄庭坚〔添字少年心〕(见说那厮脾鳖热)一类作品为代表的艳而又俗的倾向有所加强,但这种作品却并不为那一时代的审美观念所认可。张舜民《画墁录》卷一有云:“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仁宗),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秀老》条有云:“黄鲁直(庭坚)作艳语,人争传之,秀呵曰:‘……公艳语荡天下淫心,不止于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可见一时风雅所持。事实上,北宋词坛从婉约的倾向来看,仍然是沿袭和发展着《花间》词风,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秦观等词人,莫不如此。犹其是晏几道,其词情意真切,语言精工,突过侪辈。吴世昌先生在《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一文中曾指出:“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一般称赏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陈振孙称赞晏几道的词‘在诸名家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⑦这是对北宋婉约词坛的准确描述。

   南宋是一个很独特的时代。从社会危机和思想观念来看,一方面,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在金朝和蒙古的相继威胁下,国家实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另一方面,在北宋才刚刚兴起因而并未十分普及的道学思想,到了南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一种社会环境,本不是艳词充分发展的合适土壤。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主战甚力的张元干有〔春光好〕(吴绫窄)一词,咏美人之脚;同样主战甚力,而且开创理学浙东一派的陈亮有〔浣溪沙〕(小雨翻花落画檐)一词,系狎妓之作。这一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刘过的〔沁园春〕二首,分别题为《美人指甲》和《美人足》。前一首云:“销薄春冰,碾轻寒玉,渐长渐弯。见凤鞋泥污,偎人强剔;龙涎香断、拨火轻翻。学抚瑶琴,时时欲剪,更掬水、鱼鳞波底寒。纤柔处,试摘花香满,镂枣成班。时将粉泪偷弹。记绾玉、曾教柳傅看。算恩情相着,搔便玉体;归期暗数,画遍阑干。每到相思,沉吟静处,斜倚朱唇皓齿间。风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闲。”以往的艳词,写到极致,大都不过是心理的暗示,环境的刻画,气氛的烘托,场景的渲染。涉及闺房之私,虽有些具体的描写,却基本上是对感情的强化。而这两首〔沁园春〕以慢词的方式进行大肆铺叙,表现对象却局限在女性体态的本身,这在词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在词史上,即使是诗史上所出现的宫体诗,虽屡受攻击,也还没有如此集中、具体、露骨地去表现女性的体态。所以,以刘过的这两首〔沁园春〕为代表,标志着艳词到了南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刘过为辛派健将,其词往往忧心国事,慷慨激烈,而同时携妓狎游的香艳之作也很多,这两种似乎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令人深思的。

   考察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三点值得提出来:

   第一,浸淫整个社会的侈靡之风。南宋时期,虽然内忧外患非常严重,但社会上的醉生梦死之徒较之以往更多,奢侈淫靡之风较之以往更盛。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中对西湖游宴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而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这样的社会环境,对艳词的发展应是一种刺激。

第二,在不断强化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寻找心灵的空隙。宋代学术文化发达,流派众多,仅就理学而言,先后出现了关学、洛学、闽学、心学等派别,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杨时、朱熹、陆九渊、真德秀、魏了翁、金履祥等。理学在北宋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衍及南宋,又开创了极盛的局面。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执政后,更确立了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要求“端己正心”,以达到符合儒家思想的人格完美,为统治阶级服务。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有益于政治教化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显然必定为社会意识所认同。但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成正比关系。一方面,就人的感情而言,对于思想的禁锢几乎先天地具有离心的力量,并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试图寻找挣脱的契机;另一方面,就人的天性而言,由于需求是多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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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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