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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爱国:“全盘西化”Vs“中国本位”——试论1930年代中国关于文化建设路向的论战

更新时间:2015-05-25 20:15:30
作者: 何爱国  

  

   自五四运动到1949年以前,中国文化建设路向问题(或者说文化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话题。“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之间的争论就一直贯穿于这30年的中国历史中,其中1930年代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其余绪持续到1949年以前。这场论战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和张力。围绕文化建设,“全盘西化派”、“中国本位派”,“全盘西化的修正派”、“中国本位的修正派”、“左翼文化”、“新儒学”、“文化虚无主义”等展开了交锋。交锋的目的,按陈序经的说法,就是“求得相当的信仰”或“求得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1]。交锋的结果,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社会亟需要的是现代化,包括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西化”和“中国化”的概念最终归趋于“现代化”。当然,当时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度很不够,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硬件”,对诸如“人的现代化”等“软件”关注不够,对现代化中所需要的“社会整合能力”顾及不周,对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没有很清醒的认识,现代化思想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对“西化”与“现代化”的分梳不能不说是一种长期论战和实践反思的成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思想在中国的萌现。而在西方,直到1970年代以前,都是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或者说,新现代化理论,是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崛起以后的一种深刻反思和理论认可。西方主流学术界开始承认“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是在1970年代,而后伴随着亚洲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伸展其势力。从世界的眼光来重新看待1949年以前的这场论战,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理论的贡献就非同一般。

  

   一、“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全盘西化派”,又名“彻底西化派”,或“充分世界化派”(经胡适修正),简称“西化派”、“欧化派”、“西洋派”或“世界化派”。“统帅”是胡适,“先锋”是陈序经。声援他们的还有“察见中国全部的文化已不及全部西洋文化”、预期“中国全盘西化是可能的事”[2]的吕学海、主张“更深刻更广泛地西洋化”[3]的梁实秋、主张“尽量西化”[4]的严既澄、主张“从基础上从根本上从实质上西化”[5]的张佛泉、主张“大部分西化”或“现代化”[6]的张奚(熙)若,主张“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7]的熊梦飞等。除陈序经、吕学海等极少数人外,“西化派”的大多数都不主张“全盘西化”,但他们都主张“大部分西化”或“根本上西化”,与“全盘西化”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他们的主要舆论阵地是《独立评论》。胡适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29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冲突》,1935年3月31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和同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陈序经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33年12月29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1935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全盘西化论的辩护》等。

  

   (一)问题意识

   胡适提倡“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认识,而“全盘承受新文明”是胡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胡适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也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60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由于“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自觉对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开和掩盖”,结果,“中国今天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仍象半世纪前一样遥远”。当务之急是“清楚地认识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现实而予以解决”,解决的目标和关键是:“中国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使她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胡适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抗拒”,即“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它的侵入”,不过,胡适认为这种态度“今天没有人坚持”;第二种是“全盘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这个新文明”;第三种是“有选择性的采纳”,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胡适反对“选择性现代化”,主张“接受性现代化”。理由是“选择性现代化”最终“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8]

   陈序经同意胡适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他也同样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陈序经认为:“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陈序经的分析是:“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9]

  

   (二)中国文化建设路向:“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胡适把“现代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现代文明”、“新文明”或“世界文明”,主张“全盘接受”“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反对“有选择性的吸纳”。[10]针对吴景超和陈序经把他列入“主张文化折衷的一个人”[11]或“虽然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12]。胡适强调说:“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我前几年(1929年——作者注)曾在上海出版ChristianYearbook里发表过一篇TheCultureConflictinChina,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他认为说“文化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惟一的选择就是“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13]

   1935年6月21日鉴于潘光旦批评他在TheCultureConflictinChina一文中混淆了“全盘西化”(wholesalewesternization)和“充分的现代化”,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的涵义,胡适对他的“全盘西化”的说法做了修正。他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严格的‘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14],“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15]至于如何“充分世界化”,胡适的解释是:“我们理想中的‘充分世界化’,是用理智来教人信仰我们认清的大方向,用全力来战胜一切守旧恋古的情感,同全力来领导全国朝着那几个大方向走——如此而已。”[16]在这里胡适实际上还是把“现代化”、“世界化”等同于“西方化”,不过认为说“西方化”有损“民族文化认同”[17],况且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难以成立,因而不得不作出修正。

   与胡适犹豫于“全盘西化”和“充分现代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概念之间,并最终采纳了后者不同,陈序经是一个坚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在与“本位建设派”和其他批评者的论战中,他始终坚持“全盘西化论”。他反对“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提出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折衷派”,他自称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西洋派”,他说他特别主张的就是“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18]

  

   (三)持论理由

   为什么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胡适立论的依据是:

   第一,“选择性现代化”会“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实质上沦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而“接受性现代化”则可以克服这种惰性,打破这种庇护。胡适理解的“选择性现代化”是指“尽量保持传统价值,而从西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须的东西”。胡适指称的“接受性现代化”则是指“全盘接受”或“一心一意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胡适认为:“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要。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如果领导人在前进道路上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止步不前,结果是毫无进步。”胡适强调: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

   第二,西洋的精神文明丝毫不亚于它的物质文明,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而东方的旧文明恰才是“唯物”的文明,即“很少有什么精神性”的文明和“不人道”的文明。胡适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是:“科学与民主的宗教二者均蕴育着高度的精神潜力,并且力求满足人类的理想要求。甚至单纯的技术进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类的痛苦,大大增强人类的力量,解放人类的精神和能力,去享受文明所创造的价值和成果。”西方文明“尽可能充分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来寻求真理,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变物质环境,以及改革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谋人类最大幸福。”胡适高度地赞扬道,“这样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至于“东方的旧文明”,胡适的评价极低,他说,“我公开谴责了东方的旧文明,认为它的‘唯物的’,以其无能为力地受物质环境所支配,不能运用人类的智能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类生活。”胡适还强调,“容忍象缠足那样的野蛮风俗达千年之久而没有抗议的文明,很少有什么精神性。”

   第三,中国的旧文明“不能解决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因为这四大祸害是中国旧文明残存至今的东西”。

   第四,现代化成功的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胡适以日本的西化实例为证,企图找到一个可供中国借鉴的榜样。他说:“由于极愿学习和锐意模仿,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备一个现代政府和现代化文化。日本的现代文明常常被批评为纯粹是西方进口货。但这种批评只不过是搔到事物的表面,如果我们以更多的同情态度来分析这个新文明,我们就会发现它包含着许许多多必须称之为土生土长的东西。”正是“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19]

   陈序经坚持“全盘西化”主张的两个理由是:

   第一,“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陈序经认为,从文化发展上看来,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它的思想也比中国的思想来得高。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即使是死的国学,也须赖西洋方法的注射,才能保其生存。在西洋文化里面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好处,反之,在中国的文化里未必能够找到西洋的好处。从比较上来看,中国的道德,不及西洋。中国人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都不好。西洋文化因它是由许多不同文化组合而成,所以中世纪的局势,也比中国好。

第二,“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代世界的趋势。”陈序经认为,从理论方面说来,西洋文化,是现代的一种趋势。一切政治,社会,教育,经济,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理论上和事实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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