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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佐 谢岳: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

更新时间:2015-05-25 12:47:09
作者: 王邦佐 (进入专栏)   谢岳  

   【摘要】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社会整合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一项政治使命。这一整合面临三方面的挑战,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其成效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的结构要素,这是应对21世纪挑战的政治资源。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21世纪|社会整合

   中国是一个由多元元素组成的复杂的社会共同体,历史上有政治社会一体化的传统,这种传统植根于文化的传承力量之中。同时,现代社会客观上需要一体化作为发展的前提,因此,社会整合对于进入21世纪的中国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将面临改革深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整合方面的成效,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成败。因此,社会整合将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承担的重要政治使命。

   21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涉到经济系统内部的自身要素,还与政治因素息息相关。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政治力量是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现代化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而社会整合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证国家的这种领导地位。具体地讲,社会整合的政治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整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需求。政治经济一体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必备条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概无例外,这一点可以从西方现代化史得到有力的证明。政治经济一体化要求政治体系拥有统一独立的主权;政治体系结构完整,各个组成部分既能够独立履行其职能,又能够相互合作,政治体系整体上具有较强的支配能力和较高的行政效率;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较高,能够在宪法框架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运作;具有统一的市场、币制和市场规范;经济法规健全,能够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法制仲裁经济纠纷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一方面,随着新中国建立,主权独立为现代化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确立,政治体系的能力逐步增强,并建立了统一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规范。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的目标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适时调整,这样,现代化对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也将相应地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调整最显著的表现是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要求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和内容相应作出重大调整。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政治经济环境为现代化提供的制度支持不足,因此,在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整合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求的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其二,社会整合是政治体系获取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现代化的政治需求实际上与政治体系能量供给密切相关。政治体系能量供给充足就能够有力地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相反情况下,现代化前进的动力就会显得不足。政治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变量,政治体系能量供给的水平取决于政治体系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的总量。在一个超大社会中,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能够掌握和分配的资源。政治体系掌握一定量或者说相当量的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政治发展的目标予以分配,是大国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国保持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的发展中实现现代化,政治体系必须掌握和分配必要量的资源。①(参见王沪宁:《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2期。)具体而言,政治资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1)在政治领域,充分的政治资源是政治一体化的基础,它能够满足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理分配,主导政治要素内部的结构调整,建立权力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同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必须积蓄足够的政治资源;(2)在经济领域,政治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取决于政治资源可资利用的总量和规模,只有当政治体系具备超强的力量和权威的时候,政治体系主导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3)在文化领域,充分的政治资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抗衡非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流地位的前提,它能够以制度优势化解其他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冲击,将它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消解 解文化冲突给政治体系带来的体制外压力。其三,社会整合能够有效地控制冲突的程度和范围。超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表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超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地区之间的利益结构性差异。地区之间利益差异的形成有自然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这种差异在经济制度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有些方面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利益差别的形成也有类似的原因。社会结构复杂性的第二个特点是个人之间利益差别的扩大,这种利益差别的形成同样与经济制度变迁直接相关。

   1978年之后,随着个人在经济领域自主性空间的扩展,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开始明显扩大,财富的人均占有量在不同的阶层之间出现较大悬殊。超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还表现为文化的多元特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价值信仰,这些文化一般来说不具备排它性特征,但是,如何将其更好地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范畴中来,却需要待以时日。地区之间、群体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说明:(1)区域之间和个体之间在经济方面存在着利益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会有碍于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秩序的不佳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另外,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会在区域之间、个体之间形成结构性张力,当这种张力结构失去平衡的时候,潜在的利益冲突可能显性化。(2)区域之间、个体之间经济利益差异的存在可能会形成新的“政治影响力结构”。在地区之间,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经济实力较强,在权力分配中可能处于有利的地位,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则可能相反。若不妥善协调,则会引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与中央的关系有可能形成“讨价还价”的格局,中央整合地方的能力也有可能在这种“讨价还价”过程中受到削弱。另外,在个体之间,富有阶层有可能取得对贫困阶层的支配地位,而地方性社会精英的崛起也会提升其政治影响力,社会与国家之间“讨价还价”格局也在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3)文化之间可能形成冲突的模式。当代中国,文化对政治来说是一个隐性的因素,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对政治体系不会构成直接的压力,但是,当某些文化与非文化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缠结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之间的矛盾有可能由隐性转变为显性,这些文化矛盾会影响文化融合的格局,破坏民族文化的良好关系,甚至演变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面,削弱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地位,激化民族矛盾。一般而言,地区、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不会演变成政治冲突,但是利益差别却是诱发政治冲突的潜在因素。因此,避免政治冲突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整合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建立利益主体之间新的平衡关系。

   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引进市场机制,变革传统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导入开启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市场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将中国汇入到世界发展潮流之中,并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国内与国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中国社会将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提出了如下挑战。

   第一,社会分层影响政治稳定。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利益多元的结果必将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社会下层希望政治体系能够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等社会资源,而社会上层则希望政治体系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持现状。“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①(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不稳定的程度,将社会规范在一定的秩序之中。社会分层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三个要素。首先,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对合理性。社会学理论一般将扁平的社会阶层结构视为理想的结构类型,但这只是一种假设,现实的可能是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种结构模式强调中间阶层的平衡作用。就中国来说,解决这一难点的关键是“共同富裕”。其次,意识形态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合理解释。帕森斯认为,一个社会制度运作良好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必须与价值相一致,即必须有一种评价行为和象征的共同看法,还必须有一套意识形态来为其辩护,有各种机制来为其作解释、宣传和辩解,使人们把不平等的现象看作是暂时的、合理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矛盾的,意识形态如何来解释这种转型期事实上的不平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第三,政治稳定的维持还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社会期望,如果政治体系满足了这种期望,社会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当人们在追求各自的社会目标受挫时,总会诉诸政治表达,如果参与渠道不畅,就会给政治体系带来压力,最终导致政治不稳定。近年来,随着社会张力的聚集,在利益表达缺乏制度化通道的情况下,社会对抗国家的现象有上升趋势,并且利益表达出现新的形式: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和所谓的“夜间政治”①。这种状况非常值得关注,绝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某些组织的社会化导致政治权威的流失。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对“社会构成原则”进行过归纳。他认为,构成并维系一个社会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统一的经济或统一的市场;二是统一的文化;三是统一的政治权威。三者中任何一方受到削弱都意味着社会的统一性受到削弱②。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特性,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某些组织的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其社会组织的属性在逐渐还原,它们不再单纯地依附于国家成为准行政机构,而是更多地将自己的基础立足于社会,依靠社会拓展生存空间。经济制度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客观上要求政治与社会分离,政治与社会分离之后在各种组织中形成了短暂的权威真空,但是组织的社会化过程迅速地填补了这种空白,组织权威代替了政治权威。私营企业的情况也许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截至1996年6月底,私营企业雇用了1014.2万个劳动力,约占当年就业总人数的10%。私营企业由于产权完全不隶属于国家,因此,政治组织向这些组织进行渗透有一定的难度。在这些组织中,雇工与雇主(非政治组织)之间发生契约关系,这些雇工必须对雇主履行契约义务。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上的依附关系,这样,在私营企业中,组织或者企业主的权威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政治权威。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流失更趋严重。80年代初,国家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在制度外获得资源,结果,国家在乡村的代理机构的权威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在集体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农民由于对国家代理机构控制的经济组织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依赖性,所以这类地区政治权威流失情况不甚严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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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1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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