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昕:我帮钱锺书打《围城》官司

更新时间:2015-05-24 18:30:34
作者: 李昕  

   1993年6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两周年之际,北京各大报刊忽然之间接二连三地刊登了这样的热点新闻:“《围城》再度被围”,“《围城》被盗印本围困,钱锺书欲依法突围”,“《<围城>汇校本》版权烽烟起”,“钱钟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陷入侵权困扰”,一时间,一场有关《围城》的版权官司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这些新闻,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5月27日邀集各大媒体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而在发布会上,代表出版社发布新闻的人就是我。

  

   (一)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下简称人文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1992年初冬的一天,社长陈早春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递给我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一看,书名是《围城》,心中不免诧异。《围城》在人文社印行十几年,使用的一直是灰底黑字的封面,我不记得换过呀。陈社长告诉我,这是四川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川文社)的《<围城>汇校本》,现在正在大量发行。

  

  

   《围城》汇校本

   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署名钱锺书著,胥智芬汇校。我没有听说过胥智芬其人。再看内容,不过是将《围城》1947年在《文艺复兴》杂志发表的版本,1948年在晨光出版社印行的初版本,和八十年代人文社出版的定本进行了比对,把不同版本的不同用词用字一一标示出来,作为注释,注在每一页的下方。整体上看,书的内容就是一本加入了若干注释的长篇小说《围城》,但注释的内容,一概只是关于某个字词在其他版本用作其他字词一类的信息。其中除了作者在定本中改正过来的个别错讹,也有经编辑更正的解放前旧版中的排版错误,更为大量的是由于汉字简化而出现的同一汉字的不同字体(例如旧版作“一枝笔”,新版作“一支笔”;旧版作“拿著”,新版作“拿着”等等),这些都被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来,全书号称两千多条注释,大量属于最后这种情况。看了不禁令人发笑,以为这样的“汇校”,实在太不专业了。一看便知,所谓“汇校”不过是障眼法,川文社真正想出版的是长篇小说《围城》。

   谁都知道《围城》现在是热门书。1990年《围城》电视剧上映之后,人文社的长篇小说《围城》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不法书商乘机盗版,国内几年中先后出现了近20种盗印本,总印数据估计逾200万册。但凡盗版,都是偷偷摸摸地印,悄无声息地卖,让你查不到,抓不着。但是川文社的《<围城>汇校本》,却是打着“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版本”旗号,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公开销售,他们的大言不惭和理直气壮着实令我震惊。

   陈社长向我介绍说,这本书是1991年5月出版的,6月份,钱锺书先生收到四川方面寄来的样书,当即和我社编辑联系,表示不知此事,问出版社是否同意如此“汇校”?得知此书是四川方面擅自出版之后,钱先生即委托我社与四川方面交涉。7月23日,我社代表钱先生致函四川省新闻出版局,要求查处川文社出版《围城>(汇校本)侵害钱锺书著作权和我社专有出版权的行为。8月8日,川文社曾经回函,承认了自己的侵权行为,表示愿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承诺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陈社长见信后曾表示:“都是兄弟社,好商量。”

   但是,陈社长说,“没想到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就在1991年8月以后,川文社又继续重印发行这本书,到现在总数累计超过10万册。而且,他们甚至把封面上的“汇校本”三个字也取消了,侵权更加明目张胆,变本加厉。

   “他们这样搞法”,陈社长说,“是要逼着我们打官司呀。”

   深入一想,我明白了。这个官司不能不打,而且只能打赢,不能打输。因为如果输了,那么人文社多年积累的大批现代文学名著,都可以被别人轻易拿走,巧立名目,另行出版,这样《著作权法》所保证的专有出版权就名存实亡了。所以这个官司并不仅仅为了这一本书,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著作权法》实施以后为出版界立一个规矩,建立一个游戏规则。

   陈社长告诉我,现在钱锺书先生已经全权委托我们出版社代表他打官司。我们替钱先生委托了两位律师,但是社里也要有一个代表负责此事。他看了看我说:“你是我的助理,你办事,我放心。”

   这样重要的任务,我当然要接下来。但是我知道打官司需要出差,而我的家庭有些具体困难。因为家住得很远,我每天上下班都得接送孩子,不便出差。如果能够有一套位于出版社附近的家属宿舍,孩子放学可以自己回家,这问题就解决了。虽然当时我作为社长助理,在等待分房的人中排名第一,但是出版社下一批分房子,大约至少还要等半年到一年。

   陈社长说,“那我就提前给你分一套房子。”此言一出,我知道他是下定打官司的决心了。

  

   (二)

   接受任务之后,我和社里主管版权事务的副总编李文兵、总编室主任冯伟民、版权室负责人王睿以及社里为此案聘请的两位律师陆智敏、李浩一起开过几次会,大家统一认识,研究对策。

   陆律师情绪激动,显然是窝了一肚子气。他不久前刚从成都回来。因为川文社早先曾表示愿意“抱着诚恳态度妥善解决这一纠纷”,他去成都找川文社社长研究解决方案。谁知那社长“工作太忙”,竟然让他在宾馆里“待见”了9天。最终见面,那社长的态度陡变,矢口否认川文社有任何侵权行为,连陆律师代表钱锺书查询此书印数也遭到拒绝。

   “他们现在全不认账了”,陆律师说,“而且好像有恃无恐,并不怕我们打官司。”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社和钱锺书先生一起打官司,钱先生的态度至关重要。我从陆律师那里,看到了钱先生有关此案的一系列信函,并了解到他对此案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钱先生的态度,让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支持。

   1991年6月钱先生收到《<围城>汇校本》样书,扉页上,川文社一位编辑给钱锺书、杨绛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样说:“去年,顿生念将钱老《围城》弄出汇校本,曾托人函示钱老。现书已出,乞支持这项吃力不讨好的造福子孙后代的做工。”钱先生立即致函人文社编辑黄伊,指出此书是“一种变了花样的盗版”,说:“托人函示云云,全无其事,语意暧昧,想蒙混过关;假如有此事,得我同意,何必‘现’请‘乞支持’?《出版法》(按,指《著作权法》)公布后,想此人感到紧张,故作此补笔,向我当面撒谎。……特此奉告,随贵社处理吧。”然后便向人文社开具了全权委托书。

   人文社同川文社展开交涉以后,曾询问他们的编辑所言“托人函示”是否确有其事。对方答复说,“曾委托‘钱学系列丛书’作者之一的陈子谦同志”“书面或口头报告钱锺书先生”。钱先生闻知后,立即向陈子谦查询。陈回函,称此说“纯属捏造”,他们这样说,“也损害了我的名誉”。“这个社的一些人对《著作权法》一点也不尊重,这是我不能容忍的”。钱先生接此信函,更加证实了自己最初的判断。

   对于“汇校”本身,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也都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围城》责任编辑黄伊前往府上拜访钱杨二老时,谈论起“汇校”问题,杨先生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些书,因为年代久远,有人研究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围城》这本书,作者和我们都还活着,有什么必要搞‘汇校本’呢?”钱先生则非常气愤地表示:“什么‘汇校本’呀,这是变相盗版嘛。要使用我的作品,也不预先征求我的意见。再说,个别排版错误,或者疏漏之处,我在再版时已经改了过来,作者有对他自己的作品的修改权呀,有什么必要特别将它标明出来呢?”

   基于钱杨二老的认识,后来我和陆律师等曾四出拜访文艺界和法学界、版权理论界知名人士,征询他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汇校”的意见。我们最初估计到这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敢奢望得到所有专家学者的支持。然而无论大家在一般意义上如何评价“汇校”的价值,一旦联系到《<围城>汇校本》的个案,几乎所有专家都无一例外地指出,川文社已对人文社构成侵权。特别是巴金老人来信,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居然有人要出《家》的‘汇校本’,这是否定版权时代的做法,我不会同意的。”

   这些专家意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于是,我们在1993年初,给新闻出版署几位主要领导致函,寻求支持。函中表明了我们对“汇校本”的看法:

   “众所周知,‘汇校’是我国古籍整理的一项专门工作,对于年代久远、原作散失、并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古籍,进行版本汇校,判别文字真伪,是有意义的工作。古籍版本没有专有出版权的问题,因而翻印使用流行版本不构成侵权。但当代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修订定稿,不存在判别文字真伪的问题,而当代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出版权享有者及作者同意,任何翻印原作都是侵犯著作权及专有出版权。”

   为此我们指出,如果不妥善处理版权问题,“就把对待古籍的态度和方法套用在当代作家作品之上,是一种常识性错误,而这种错误,必然导致‘专有出版权’的灭亡。”

   因为这封信函代表着人文社和钱先生的共同立场,所以我们预先呈送钱先生审阅。钱老阅后,当即复函,写道:

   “公函理充词正,以老朽外行看来,无懈可击。此非为争几张钞票,乃维持法律之严,道德之正也!”

   钱先生“不为钞票”打官司的立场是明确的。在此之前,他已经不止一次严词拒绝和川文社私下和解。

   在双方对簿公堂之前,川文社自然明白钱先生与人文社联手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他们曾试图单方面和钱先生和解,以釜底抽薪。1991年8月13日,钱先生在给人文社的一封函件中说:“顷得XX同志电话,告我云:四川文艺出版社派人来京,一面请XXX同志向贵社疏通,一面请XX同志向我疏通,要求‘送钱’给我‘私了’。我向XX说明此事已交贵社办理,秉公执法,我不和他们‘私人’接触。特此奉闻。想贵社必能维护《出版法》(按,指《著作权法》)之尊严也。”9月30日,钱先生再次来函,表示“不与对方‘私相授受’”,“决不背前言,‘私了’一节请放心。”

   川文社也很有一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当面送钱不成,又改为汇款。当年12月中旬,钱先生莫名其妙地收到某工商银行的领款通知,告知9800余元的汇款已到。钱先生猜想,准是川文社所为,请人去银行查询,果然不错,当即表示拒收,此举引来银行工作人员一片诧异。

   钱先生的态度可谓绝决。我想,他这是在力主依法办事的同时,也在力挺人文社。当然,之所以力挺,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出版秩序,为了游戏规则的公平和公正。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我们帮钱先生打官司,还不如说是他老人家在帮我们打一场维权的官司呀。

  

   (三)

   说到这里,读者大概会问:川文社开始曾经认错,为什么后来改变态度,公然继续侵权,且有恃无恐?

   这是因为他们拿到了“尚方宝剑”。

   川文社是不肯轻易认输的。两年来,他们也一直在为自己的侵权行为寻找“合法”的理论依据。他们托人找到国家版权局,就“汇校本”问题寻求法律援助,结果便如愿收到了1992年11月13日该局办公室的标明(92)权办字第37号信函。该函对《<围城>汇校本》发表了几点意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黎振宇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824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