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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杰 龚继红:空间重组与农村代际关系变迁——基于华北李村农民“上楼”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5-05-22 15:43:54
作者: 范成杰   龚继红  

  
  摘要:本文聚焦于华北平原李村的代际关系演变实践,将其置于农民“上楼”所引发的居住空间重构和再造的结构性情境下,分析居住空间再生产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农民“上楼”前,通过系列分家的模式造就了父代核心家庭与子代多个核心家庭并立的代际居住空间格局,由此容纳了代际之间的张力;农民“上楼”打破了代际居住空间既有的生产过程和逻辑,具体表现为代际之间的居住空间受到挤压,它以家庭经济分化的形式被分配和传递到农民家庭中,一种全新的以主干家庭为主的代际居住空间格局在村庄中得以重现,在此有限的空间中形成的刚性结构加剧了代际之间的张力,加深了父代对子代的依附关系,并将农民“上楼”的成本和负担转嫁到中老年父母身上。
  关键词:村改居 空间生产空间重组 代际关系

  
  一、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过去几十年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转型,中国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成为近些年来家庭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代际关系是家庭“基本三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2006:322),其运行因而会受制于家庭的性质。从这个层面来梳理既有的研究,可以将它们归纳为“家庭伦理范式”的研究,即倾向于立足家庭伦理的范畴来考察代际关系的变迁。
  费孝通将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概括为“反馈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费孝通,1983)。在这种模式里,父慈子孝,代际关系表现为一种“哺育”与“反哺”双向的伦理性平衡关系。近几十年来,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如此,后续的研究仍多以此理论模式为基础来讨论代际关系及其变迁。相关研究多从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互动形式、内容以及关系的性质来考察代际关系,认为代际关系是一种抚养—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存的关系形式(王跃生,2008),代际互动遵循着交换的原则,它既包含物质、经济的有形交换,也包括情感和象征方面的无形交换(郭于华,2001),这种关系讲求交换的公平性和即时性,且交换内容清晰,呈现出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特征(陈皆明,2011;孙新华、王艳霞,2013)。总体上看,家庭代际关系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即从传统社会和人民公社时期代际间稳定而平衡的关系,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严重的代际失衡——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远高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再过渡到一个新的代际平衡,只是此时的平衡已不同于以前的厚重的平衡,而是一种低度的代际平衡(贺雪峰,2008)。代际关系最终表现为一种温和的理性的特点(朱静辉、朱巧燕,2013),父母与成年子女建立起一种协商式的亲密关系(钟晓慧、何式凝,2014)。这些研究揭示了代际关系变迁的过程和特征。对于代际关系变迁的内在机制,相关研究多从国家力量对私人生活的干预(郭于华,2001;阎云翔,2006:250-256),市场化对孝文化和养儿防老价值观的冲击(姚远,1998;贺雪峰,2009;陈柏锋,2009;范成杰,2012),社会结构性压力(刘汶蓉,2012),以及资源与规范的交互作用(伊庆春,2014)等层面来解释。
  总体上来看,上述研究多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分析代际关系,这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过程及其机制,但却忽视了空间这样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已有研究的视域里,空间只是家庭代际关系演绎的一个纯粹的物质性场所,一个无关紧要的物质性陪衬,空间及其生产所蕴含的内容和意义被遮蔽了。因此,代际关系的研究亟需研究视角的空间转向。已有研究探讨了农村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阎云翔,2003:172-185),城市居民的居住策略与家庭关系(杨辰,2011),但这些研究仅仅是通过住宅结构的变化来回应私人空间和隐私权等问题,而不关注空间及其生产本身。
  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城郊或相对发达地区,如江浙一带,很多村庄被征地拆迁;在传统农业区,有很多地方也开始引导和推行农民集中居住,即将分散在自然村居住的农民集中到新建的小区居住,希望以此来达到集约利用农村土地,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居住空间发生了变化。居住空间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迁移和空间聚集的过程,更是一个关涉人文的家庭变动过程。有研究关注了“上楼”对农民家庭财产的影响(徐聪颖,2011:214-260),但依然没有回应家庭关系变迁的空间命题。
  农民“上楼”作为一个切入点可以让我们看到空间生产的逻辑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建构。空间社会学着重探讨空间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形构及影响。“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列斐伏尔,2003:48)。空间明显受制于社会,但也塑造着人类活动,它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空间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列斐伏尔,2003:62)。空间实践对社会空间的隐藏作用,只有通过对社会空间这种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解码才能得到理解(郑震,2010)。空间生产的概念指涉了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向。空间生产是空间被开发、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其间贯穿着权力的争夺。空间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更是社会互动的形式。因而对空间的分析要求一种关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方法是为了揭示空间里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1991:89)。也就是说,空间分析不仅涉及空间本身的生产,还关系到空间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因此,本文讨论了两种空间形式的生产,一是农民的居住空间,它指的是农民家庭居住的具体空间样式和范围;二是代际关系空间,它指的是代际之间的空间关系,即基于空间视角的代际关系的建构过程和结果。本文尝试以华北平原李村的实地调查材料来展现农民“上楼”前后代际间居住空间生产逻辑的变化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着重分析农民“上楼”后居住空间被挤压的情形下农民家庭代际关系所出现的变化。
  笔者与课题组成员于2013年8月选取华北平原的李村做了为期半个月的驻村实地调研。之所以选择李村,是因为当时此村正处于农民“上楼”的进程中,从中可以直观观察到农民家庭的代际居住空间的变动轨迹。在驻村调研期间,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选取推动“村改居”工作的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已经“上楼”和准备“上楼”的中老年父母和年轻人,以及村里其他的老年人共计25人为访谈对象。
  李村是一个地处华北平原的农业型村庄,由七个村民小组组成,其中四个小组,三个大组。全村共有474户,总人口数1488人,村庄95%的村民姓李,小姓有王、赵、陈、孙等,共计有三十户左右。现有耕地2611亩,主要种植棉花、小麦等。就地理位置而言,李村与镇政府、镇集贸中心比邻。该村在前任书记主政时建造了二十多栋二层楼房组成的商业街,现已成形。在邻近集贸中心的小组,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自于经商和务工,除此之外,村里年轻人基本上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李村在2011年开始推动“迁村腾地”,农民开始“上楼”,上楼后,农民家庭的代际居住空间开始出现变化。


  二、    农民“上楼”前代际关系的空间形塑
  家际代际关系指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之间的一种关系,表现为具有亲子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不在一个家庭单位内生活,但仍保持着互动。家际代际关系起源于分家,即亲代和子代的裂变(王跃生,2010),所以代际关系的维系和运行与中国社会独特的分家模式及其所构造的居住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代际关系本身就是在既有的居住空间中生产的,分家及其定格的居住空间格局形塑了代际关系的性质。在农民未“上楼”的时代,一个农民家庭随着子代依次结婚,获得新宅基地、盖房,从父代家庭中分离出来,代际居住空间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一代际居住空间生产过程中,家际代际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下面从一个多子家庭的裂变来观察李村农民“上楼” 前代际居住空间生产的逻辑以及由此所塑造的家际代际关系。
  对多子的家庭来说,随着儿子长大成人,首先要完成长子的婚配。家庭在为此而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不仅长子的收入要交给父亲,次子的收入也要交给父亲,且不能有怨言,因为父母为长子办婚事,同样也会为次子办婚事。次子为长子婚事所做的贡献并不是为了长子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家庭,是在帮助父母完成人生任务。长子结婚后,家庭进入主干家庭阶段,即由两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这种家庭形式会持续一段时间。在李村,一般是在长子结婚一年后或者是在次子结婚之前进行第一次分家。分家后,带着生产生活用具、土地和媳妇的嫁妆,长子夫妇搬迁到新家单过,长子成为新的核心家庭的家长。依此类推,家中每一个儿子结婚,都会推动家庭的分裂,产生一次分家行为。分家的结果就是新婚的夫妇从主干家庭中分离出来组建一个新的核心家庭。在李村,最小的儿子结婚后,也要与父母分家,此时,整个大家庭需要协商好父母的养老问题[2]。
  对父母来说,他们与幼子分家之后,父代家庭就进入空巢期。此时,父母如果身体好,能自理,能劳动,他们就会独立住在老宅里,耕种属于自己的养老田。同时,几个儿子会协商好父母日常用度的供应,比如每人每年出多少钱、粮食、油和煤等。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儿子们成婚后,父母身体一般都还不错,能够劳动,经济上能独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倾向于向子代们索要钱和物。在李村,父母一代家庭的空巢期相对来说都比较长。只有当父母年老,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父母的养老田以及老宅才会在几个儿子之间进行再分配。随后父母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居住、吃饭。失去固定住所和土地的父母,“寄居”在每个儿子的核心家庭中,他们不能当家作主,只是享有尊重。这时候作为老人的父母是附属于他们儿子的家庭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轮养”。
  不难看出,李村农民家庭裂变经历了一个多次分家的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因家庭成员的变动而出现的居住空间格局的改变。空间由于其地理(中心-外围)和人文(熟悉-陌生)的双重属性,为空间内各行动主体的互动提供了充分的可能(狄金华,2013)。在家庭的生命周期里,家庭每增加一个成员,就会带来居住空间里家庭关系的几何级增长,进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竞争甚至冲突,从而推动家庭的分裂。而每一次家庭的分裂又会涉及到居住空间的重新调整,最后形成新的家际代际关系。长子结婚后,家庭空间里增加了婆媳关系、姑嫂关系等。因为儿媳妇的出现,家庭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儿媳妇要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并努力地将丈夫拉向小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长子夫妇有可能侵蚀大家庭的成果。而父母因为还要为其他儿子的婚事做准备,就不可能迁就他们的这种行为。家庭里琐事繁多,在家庭出现离心倾向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而父亲虽还是家长,却很难用管教儿子的方式来对待儿媳妇。此时,家庭出现裂痕也是势所必然,分家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父母与儿子间订立文书进行分家是一种防止冲突发生的机制(赵旭东,2003:63)。分家使年轻一代具有更强烈的个人权利观念,从而促使他们要求提前分家(阎云翔,1998)。以后每一个儿子结婚,家庭都会经历这样的局面,因而形成了李村系列分家的模式。在李村家庭生命周期中,主干家庭存在的时间相对短暂,多个核心家庭并存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并占据绝对地位。
  系列分家最终造成了父代核心家庭和多个子代核心家庭各自分开居住的空间格局。分界的过程就是建立边界的过程,就是分界一方的主体使自身的权利、身份获得分界另一方认可的过程(童强,2011:138)。表面上看,家庭边界制造了代际间的居住空间隔离,但实质上却在代际之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能容纳张力的空间,代际之间有了一个避免矛盾激发的缓冲地带。家际代际关系从而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从家庭结构来看,多个核心家庭并立,彼此间界限分明。父代家庭的空巢期比较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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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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