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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宏:“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

——以明嘉靖前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解构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05-21 23:23:16
作者: 陈广宏  

   “古文辞”与唐宋古文运动

  

   根据目前所能检索到的文献资料,“古文辞”这样一个称名,在北宋已出现,曾巩为其妹夫作《王无咎字序》,谓“补之(无咎字)明经术,为古文辞,其材卓然可畏也”(《曾巩集》卷十四,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7页),或为最早的一个用例。联系曾肇《王补之文集序》所说的,“宋兴百年,文章始盛于天下,自庐陵欧阳文忠公、临川王文公、长乐王公深甫及我伯氏中书公,同时并出。其所矢言,皆所以尊皇极、斥异端、明先王道德之意为主,海内宗之。于是学者能自力以追数公之后,卒成其名者相望,补之一也”(《曲阜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可知此所谓“古文辞”,即指宋初以来绍续韩柳、方兴未艾之“古文”写作。

   究其语源,“古文辞”当与“文辞”相对而言,而“文辞”一词,自先秦而汉,已发生由文饰之辞令这样的言语方式,向作为书写性文字之指称的转变,这由《史记》中的用例可以得证,其中又多有指称《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之文者;至于《汉书•地理志下》谓“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5页),则明显指辞赋一类的文学性文字,在这里与“文章”互文(然“文章”的义项,原包括从礼乐制度到文字等,涵摄更广)。此后,“文辞”在书写性文字的意义上各呈其具体不同偏向的指称,然不可否认,与辞赋等文学性文字的关系日益密切,甚而有了“文”“笔”之分。我们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所梳理的“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的历史发展线索,可以看到,在他看来,正是以辞赋为发端,所谓“文辞”,具有讲求语言文字组织构造形式的自觉要求,即“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这种观念当然可溯至《周易•系辞下》于广义的“文”的解释:“物相杂,故曰文。”[2]其依据则是“天文”、“地文”、“人文”构成的宇宙论图式,故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又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校证》,第1页)值得注意的是,人既生于天地之间,其于“文”之取则,是由触物连类所认知的一种同构性自然构造,斯之为“德”,表明人文虽由天、地之文所派生,却是一种平行关系,因而对于“心生文辞”而言,恰是“自然之道”这种“神理”的呈现。因此,无论《释名•释言语》所定义的“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毕沅《释名疏证》卷四,清经训堂丛书本),《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所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还是《文心雕龙•诠赋》曰:“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文心雕龙校证》,第50页)都显示了基于对宇宙之自然构成法则的认识而注重语言文字形文、声文等组织构造形式,是中世文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因此拓展到其他应用性文体,在构成其主流文学观念的同时,成为中世文学的一大特质。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下,六朝至唐前期逐渐定型化的骈体文、律赋以及律诗等便是其极致发展之表现。

   中唐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直接所针对的,当然可以说是六朝以来至其时代这种经验的唯美文学风尚,如柳宗元所说的,“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河东集》卷三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3页),然显然不仅仅是文体问题,而是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一部分科举出身的新兴士大夫为谋求政治资本,要求文学担当意识形态建设的职责。其时的社会状态,使得他们对于世界以及自我生存方式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有关文学观念也因此而转变。他们可以说是立足于一种高扬的道德主体性,穿越、包容天人之际,目标在“志乎古道”(韩愈《题哀辞后》,《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即韩愈《原道》所谓文、武、周公至孔子再至孟轲而“不得其传”的古圣贤之道。这种“道”,并非前人宇宙论图式下的“自然之道”,而是伦理学意义上以“仁义”为核心、本体化的社会伦常秩序[3],以“文”或“辞”为代表的文学在承载这种“道”的目的性上才获得自己的位置并仍获得重视。这样,原本天地人文那种同构性的平行关系,被转换成一种内外关系,如同儒学上有人主张外在的礼乐制度不是人文,内在的道德才是人文[4],在文学上亦倡导从之前关注外在的语言文字组织构造形式的观念中脱离出来,用于内在的体认“道”的思想性表述,韩愈谓“夫所为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五),柳宗元谓“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柳河东集》卷三四,第880页),李翱谓“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寄从弟正辞书》,《李文公集》卷八,四部丛刊本),皆反映了对于“文”的新的认识与要求。尽管如韩、柳所体认的“道”以及构建的道统或尚有差异,但却在方法论上,于似乎平面化的“文”或“辞”外,牵扯出一个关乎个人涵养的“学”的维度,即认为“文”应与“古学”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学”,简括言之,正是以“道”为本,以六经为源。于是,在一种明确内外、本末性质的“文”、“道”关系成为文学关注中心的同时,文学观的重心,发生由关注文学如何表现的形构论,向文学表现什么的价值论的范式转换,这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张籍《祭退之》对韩愈的评价:“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学无不该贯。”(《张司业诗集》卷一,四部丛刊本)即可看作所谓“古文辞”及其内涵在中唐的一种表述。

   宋代继起的古文运动,是沿着上述担当儒学建设方向的进一步发展[5],并在社会政治功能与个人修养的张力中,尝试将这样一种重新与道德政治文化相统一的复古文学理想,融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之中,毕竟这事关文官政治的担当者——士大夫精英的材质。因此,我们在“庆历新政”有关科举制度革新的诸多提案中,常常可以看到,“文辞”一词,作为以诗赋为主的应试文字之指称——这可以看作上述中世文学观念作为一种符号权力,在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中的积滞,被置于与“德行”、“经术”、“政事”等相对立的技艺层面,时时遭遇价值质问。如司马光《上仁宗乞举孝亷及更立明经格式》曰:“臣窃以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尽天下之士也。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文辞而已。”(《宋名臣奏议》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欧阳修自己,则明确将“务通经术,多作古文”视作教育应有的目标与成效(《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卷十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77页)。这便是前举曾巩如此表彰王补之材质的背景,也意味着针对“文辞”而起的所谓“古文辞”或“古文”,申张的是要求体现“德行”、“经术”、“政事”等明体达用的复合的文学观,借用儒者胡瑗概括“圣人之道”的说法,叫做“有体,有用,有文”(《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引其弟子刘彝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页);而随着理学的兴起,士人也有了诸如“致知”、“存养”等更为具体的为学之道。当然,这种“古文辞”写作仍然存在着制度上的困境,不仅当时公文之类的应用文写作仍以骈文为主要形式,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还是被奉作四六圣手[6],而且在科举取士上,即便有王安石承之前的诗赋、策论之争,实现罢诗赋而专用经义,获得第一轮制度上较量的胜利,整个南宋诗赋与经义之争依然在不断深化[7],何况其专用经义所呈现的程式化问题,亦已逗引出与古文所倡“学”的矛盾。与此同时,儒学内部理学的生长,又从他们的立场向古文家的地位与抱负提出挑战,无论程颐以“今之学”分为三,将“趋道”专属“儒者之学”而斥“文章之学”[8],还是朱熹申诫“然程子犹以为游夏所谓文学,固非秉笔学为词章者”(朱熹释《论语•先进》四科之目,《四书或问》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表明理学家不认可“文章之学”能贯“道”,道学与古文遂而分途,这便是吴子良所说的“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筼窗集续集序》,《筼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也因而有叶适等浙东学派自命“合周程、欧苏之裂”(刘埙《隐居通议》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新使命。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倒可发现,“古文辞”恰恰是在上述种种势力不同方向的挤压下,获得其生存发展的空间的。

   唐宋古文运动及其相关联的科举制文官政治模式、儒学复兴及向理学转型的思想形态,是近世社会接收的一笔重大文化遗产。由文体革新所反映的士大夫精英之价值观,就要求文章体现“德行”、“经术”、“政事”等明体达用的复合的文学观念而言,显然为近世文学构设了一个基本框架,直至晚清,曾国藩张大桐城派而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的主张,仍由这种模板的文学观所铸造。而其间随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的变动出现的种种文学观念的更新,皆可视作于此框架的冲突、变异,从而带来更为复杂的面向。与之相表里,唐宋文传统的建构、解构及重建,构成了近世文章学领域演变的一条主线,而“古文辞”所承载的内涵,亦随之屡经更化。我们的任务,恐怕应该是在此知识前提下,将“古文辞”这样一个蕴涵着相当丰富的文学思想变复信息的文体、文风概念,还原到其所经历的各阶段具体的文化语境中,通过梳理相关生成关系与结构环节,描述并阐释其实现连续性变化的内在理路。

  

   元明馆阁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其体制化实施

  

   我们看到,自南宋以降,历元而明,“古文辞”被当作一种评价符号,相当频繁地出现在人物传记及相关文献中,这表明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已较为普遍地获得社会认同[9];与此同时,出于这样的市场需求,以韩、柳、欧、苏、曾、王为核心的唐宋文统亦正在形成过程中,理学家在其中倒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0]。在另一方面,金元北方士大夫精英则努力推动唐宋古文在官方文坛话语权力的塑造,这与其振作“斯文”、“得行儒道”的政治文化诉求自为一体,故而又与他们参与主导的学术、科举的风气之变密切相关。元好问在《闲闲公墓铭》中,已经构建起一个金代以翰苑文臣为主体、传承唐宋文派的脉络:

  

   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

宋有古文,有词赋,有明经,柳、穆、欧、苏诸人,斩伐俗学,力百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虚而无用者,又复见于宣政之季矣。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没世不复,亦无以议为也。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声律则刘郑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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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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