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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

——以《腹地》再版为关注点

更新时间:2015-05-19 17:26:51
作者: 董之林  

   2009年5月,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王林文集》中,长篇小说《腹地》是1949年天津新华书店版本[①],而非1984年王林逝世后,作家“一改三十年”[②]的1985年修改本。王林生前没见到修改本问世是遗憾的,但如果人们得知他早期那部以生命为代价写成的作品,三十多年所受的批判、质疑,还有作者内心的不解、委屈和无奈;就会认为王林真正看重的,还是《腹地》1949年版本。《王林文集》编辑者王端阳使这个版本重新面世,对抱憾终生的父亲,也是最好的告慰与补偿。

  

   (一)

   《腹地》从1949年初版到2009年收入作家文集,其间曲折的过程,已构成当代文学史上引人关注的“事件”。王林1909年生于河北衡水,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并以旁听生身份成为当时执教于文学系的沈从文的学生,也是“沈先生的写作班从二十多人到最后只剩下五人”之一。关于王林的文学经历,王端阳写道:

  

   1934年父亲开始写短篇小说,最初的几篇经沈从文的推荐,相继发表在《现代》、《国闻周报》、《大公报》等报刊上。特别是1935年1月父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出版后,沈从文专门为这部小说写了《题记》,认为“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本来父亲是想沿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的,《幽僻的陈庄》也只是他的农村四部曲的第一部,可是接连发生的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把他卷了进去。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笔,他的创作方向转向了民族的危难和抗争,写了许多直接反映抗战的剧本,如《火山口上》、《活路》、《家贼难防》等等,并由火线剧社演出,由此被称为“冀中的莫里哀”。

   在最残酷的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上级指示冀中军区一级的干部,都转移到平汉铁路西面的太行山区。父亲也在这批干部之列。可他为了能够亲眼目睹这场战争,要求留在冀中。后经他的老同学、军区政治部主任周小舟“特批”才留下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地道口、在堡垒户的炕头上写下了《腹地》、《十八匹战马》、《五月之夜》等作品。《腹地》完成于1943年,后有人考证说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八路军抗战的长篇小说。[③]

  

   然而,这样一位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却完全被忽略了。2008年,当王端阳用轮椅推着母亲刘燕瑾女士,在现代文学馆“展示抗战文学的展馆面前,仔细观察,非但没有我父亲的著作,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王林确实被现代文学‘遗忘’了”[④]。不仅现代文学馆,2007年作家林希在《天津日报》撰文说:“王林同志身后寂寞,我在网上输入‘王林’二字,搜索到上千条信息,居然全是房地产老板、歌迷粉丝们的信息,关于我们崇敬的作家老王林竟然没有一条消息”[⑤]。

   作家被忽略或被“遗忘”的原因有许多种,比如王林为人“低调”,“不出去讲课,不出去做报告,不参加文艺沙龙”;他是天津市作家协会和文联副主席,但从不端架子,不虚张声势,作协机关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老王林”;他革命资历深,“几位建国后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高级干部,王林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但他对官场没兴趣,注意力多集中在文学方面,甚至当他作品受批判、得不到出版机会:

  

   这期间,王林的挚友黄敬(时任天津市长,笔者注)多次劝他去干别的工作,不要“从事专门写作”。他表示拒绝,所以黄敬批评他“不愿做行政工作,就是政治冷淡”。王林说:“目下不写‘五一大扫荡’,以后哪有另一种生活能比我亲自参加的‘五一大扫荡’更深刻的?”“我不能不把这件事当生命来关心!”最后黄敬不得不感叹道:“匹夫不可夺志!”[⑥]

  

   虽然造成王林“被遗忘”因素诸多,但《腹地》出版即受批判,这是作家及其作品长时间沉寂的主要原因。《腹地》写作和出版过程看起来十分矛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写作经历没得到大张旗鼓宣扬,这在大力歌颂革命史的时代已经不可思议;怎么还会受大张旗鼓批判?受革命理念讨伐?但这毕竟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深入一些历史材料,就无法解释其中矛盾,也很难理解这一事实或称为文学史“事件”潜在的逻辑线索。

   上世纪40年代,王林的创作转向民族危难和抗争,他写了大量反映抗战的剧本[⑦],长篇小说《腹地》也产生于这一时期。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冀中发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根据当时形势“上级指示,属于冀中军区一级党政军民团体的干部,要暂时转到平汉铁路西太行山区,为未来的反攻储备干部。王林属于这批干部之列”。但王林要求留下坚持斗争,他说:“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⑧]王林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为八路军抗战史作传的信念不减。当火线剧社“多数同志到路西后,冀中的作家梁斌、孙犁等也到了路西,子华(即程子华)同志发现王林还没有到路西,就派了一个小分队,回冀中专门去接王林。当时王林随群众打游击,住处不定,有时还钻地道和‘堡垒户’”。小分队“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王林。这时,王林已经化装得完全像个农民”,当“他听到程政委派人专来找他接他过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他没想到在反‘扫荡’这样残酷的情况下,军区首长这样关心他,到处寻找他,接他过路”。除了对军区首长表示感激之外,他对来接的人说:

  

   “我是搞创作的,不能离开冀中的土地和冀中人民,特别是在人民遭劫,大难临头的时候,我要跟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将来写这一段历史,我要写他们,没有这个生活体验,就不能创作。请你们回去报告程政委:只要冀中还有老百姓,就有我王林,冀中人民一定会掩护我!请程政委放心!”

   接他的小分队,只好回路西,如实向程政委复命。

   王林没有到路西去。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写成了长篇小说《平原上》,他觉得这部作品比他以前写的其他作品都好,最可惜的是这部手稿在战争中遗失了。他非常痛苦。于是另起炉灶,重新写作,完成了全国解放不久就在天津新华书店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腹地》。[⑨]

  

   《腹地》动笔于1942年冬,定稿于1943年夏,“写作之中,敌人仍在穿梭‘扫荡’,剔抉清剿,枪声不断从四野传来。王林今天转到这村,明天转到那村,写完一摞稿纸,他就坚壁在地道里。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血泪素材”,直到去世,他一直珍藏在身边[⑩]。《腹地》完稿时战争尚未结束,王林把底稿埋藏在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家取《腹地》稿本,出土如新,甚喜”(1945年11月18日王林日记)[11]。

   也就在这时,一些从延安来的“文艺大员”到了冀中。“他们刚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并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带到解放区。他们到来使王林很兴奋,然而王林没想到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并‘当作遗嘱’写的小说”,却遭到严厉的批评:

  

   不应这样写。冀中英勇斗争,如何胜利的?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其余的人,旧思想相当重,或和平共居,没有革命空气,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将黑暗不适当的夸大,看不着光明。

  

   当王林反驳这种意见,说“我是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做为潜主题”时,批评他的意见认为:“这个今天不需要。今天需要的是发扬冀中如何能坚持到今天,能取得胜利。”当时陈企霞对《腹地》意见最为激烈:“作品中心——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个别村里是有的,但典型的不是如此。将范世荣当成一个支书写,令读者有坏印象……政治影响不好……令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腹地》主要缺点就在这里,没有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12]。

   1948年夏,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文艺座谈会上,“《腹地》又被提了出来,陈企霞在大会上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13]这些意见不但使作品在抗战胜利后无法出版,而且“围绕着《腹地》出现了许多流言,说这是‘暴露黑暗’,甚至同王实味联系起来。在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就因‘暴露黑暗’被批判,被定为托派。这些无疑对王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感到‘灰心丧气’。他对自己也产生过怀疑,但又感到茫然”。甚至在当时日记中写道:“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谁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更不知道,将来会有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呢!因此灰心丧气了好几年。”[14]

   王林在日记中“灰心丧气”,实际上并没放弃为《腹地》出版四处奔走。1949年6月,也就是《腹地》“出土”三年五个月后,周扬来信表示小说“修改后”可以“付印”。对于“修改”,王林说:“要求把范世荣(村支书)改掉,办不到。”但周扬的信还是使事情发生了转机。“王林抓住时机,开始活动,他找了黄敬[15]。此时天津已经解放,黄敬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经黄敬帮助,1949年9月30日,《腹地》终于以本来面目在天津新华书店印刷厂印刷出版,第一版印刷一万册,孙犁、侯金镜、方纪、胡丹沸、阿垅、秦兆阳、刘秉彦、李之琏都发表了肯定意见。1950年2月,出版总署出版处写信通知王林,《腹地》要再版。同年3月《腹地》再版,先后印发两万册。

   《腹地》出版随即引发《文艺报》更激烈的批判。1950年第27、28期《文艺报》刊登陈企霞两万三千多字长文《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认为小说主要问题有两点,第一,否定党的领导:“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广大群众与现实激烈的斗争的关系,党在中间的作用是看不见的”;第二,歪曲英雄形象:“作者(指王林,笔者注)处处可以说是深入地在渲染英雄对人事得失的一种无原则的、十分难以理解的感慨——这样的感慨在思想本质上是何等陈腐,何等不切合于辛大刚这样的人物!”[16]。这次批判使《腹地》长达半个多世纪销声匿迹。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腹地》受批判后,《文艺报》陆续还批判了孙犁的《风云初记》,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17]“开这种‘战斗性和尖锐批评’风气之先的,是《文艺报》主编之一陈企霞对王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18]。王林对这些批评感到“震惊”,“据徐光耀回忆,王林专门找到周扬去吵:‘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19]

   1947年,周扬到张家口担任北方分局宣传部长,曾召集冀中一些领导人开文艺会议,周扬问王林:“你又写东西了吗?”王林很不客气地回答说:“我写了,我出的是炕头墙报,我自己看!”“这是一个间接的抗议。实际是对陈企霞的不满”[20]。然而,谁知竟不幸一语成谶,1950年的批判以后,在公开出版渠道,再难见到王林和他作品的身影。

  

   (二)

富于戏剧性的是,批判者对《腹地》的批判话音未落,1954年底,文联与作协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除了(《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错误’外,在这次检查中,还挖掘出了《文艺报》以前‘在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若干实例”,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受到“留党察看”处分。1955年又以怀疑一封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是陈企霞所写为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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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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