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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利 庄孔韶 宋雷鸣: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弱势群体识别问题

更新时间:2015-05-19 09:10:46
作者: 王剑利   庄孔韶   宋雷鸣  
例如在一些地方的选举和资源分配方面尤为显著。
  在上述地区,历史上延展下来的那些在土地上大面积繁衍的大姓—宗族体系中,人口、经济、政治、交往、供奉,乃至大姓认同都成强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村内人口较少、经济实力弱的小姓氏往往成为村落环境内的弱势群体。
  3. 小族与大族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在分布与居住状态上以大杂居、小聚居和交错居住为其特点。因此,在汉族地区小聚居的少数民族村寨,以及在人口占多数的主体少数民族地区小聚居的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村寨广泛存在。这些双少民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口相对稀少,资源匮乏,并且由于民族认同上的归属感、文化语言差异等原因导致他们在地方发展难于沟通,话语权和参与权孱弱,在多数情境中,小族弱大族强的生存状态是普遍的。
  4. 灾民 / 移民与原住民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灾荒导致的人口迁移频繁,这一人口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到目前为止也仍时有发生,常以灾民安置的政府行为出现。另外,修建大型工程、生态环境恶化也往往也存在移民问题。通常灾民和移民安置有两种主要形式: 其一,单独给移民和灾民划地立村; 其二,将移民和灾民分散安置在某地原有村落中。虽然他们通常能享受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和倾斜,但受移入地社会网络排斥和移民社区自我封闭的情形并存,因此在相当长的原住民与移民的融合过程中,外来灾民和移民体现出较强的自组织特点,在地方社会网络中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低,在资源分配和话语权上常处于弱势地位。
  在上述诸种小村—大村、小姓—大姓、小族—大族之弱势与强势群体分类的基本情况之下,以往经常提及的对乡村老人、妇女和儿童,以及贫困残缺家庭的个体救助并行不悖,方可以更好地得到群体组织与个体层面的双重的与综合的关注。我们根据中国各地文化特点和扶贫经验所得,认为关于弱势群体的新的分类瞄准方法及其群体组织层面的出发点,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第三世界的农业地区都有相似的状况,因此关于中国弱势群体的新的分类法具有国际扶贫工作分享与推广意义,特别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地区具有交互借鉴的意义。
  (三) 弱势群体的组织特征
  前文关于农村弱势群体概念的描述,涉及了人口学意义上的、泛指的“人群”( population) 和特定的、被田野识别的“组织”( organization) 上,这主要是基于对弱势群体内部人们之间的不同关系而言的。
  “人群”一般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的集合体,这些人之间未必有互动或联系; “组织”则一般是指相互间有互动,且通过某些方式联系较为紧密的一群人。比如,残疾者是判别农村弱势群体的标准之一,残疾者的共同特征是身体上有各类残疾,但是他们之间未必有交往和联系,因此只能被视作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群”,止于人口学的层次上。而按照某些特征,相对较为贫困的县、乡、行政村或自然村等,则可从“组织”的层面被视作弱势群体,这就更多地具有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
  从人群和组织的角度区分农村弱势群体,在现实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这一区分
  客观上涉及农村弱势群体识别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源的投入和分配等。比如,1994 年国家在考虑扶贫对象时,划定了 592 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县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就成为国家开展扶贫工作,扶助农村弱势群体的工作层次之一。而各贫困县又会根据国家给予的扶贫资源和相关指标,确定具体的贫困乡和贫困村等,贫困乡和贫困村又成为识别农村弱势群体的更微观层次。显见,基于组织的角度,农村弱势群体的识别具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标准。国家在制定扶贫战略和分配扶贫资源时,必须经由不同级别或不同层次的组织,才能把资源层层下放到最需要或最“弱势”的人们手中。因此,在农村弱势群体的瞄准和识别过程中,组织的角度和人群的角度一样,都是不容忽视的。在近年的农村扶贫实践中,很多社区发展项目的扶贫资金进入行政村后以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进行比对和分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突出体现了“组织”的角度在农村弱势群体瞄准和利益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四) 弱势群体识别的层次
  结合当前的扶贫实践和今后的扶贫发展的需求,以及中国多元地域特征和乡村治理格局,我们将弱势群体区分为三个层次:
  1. 贫困 / 弱势的行政村
  当前贫困村( 行政村) 的界定主要依据经济收入这一单一标准,这在县以上地域内确实具有操作性; 但实际上贫困村识别的关键是在县域内,戴上“贫困村”的“帽子”通常意味着获得了政府的资源投放和政策倾斜,因此贫困村的识别往往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县域内乡镇之间的均衡与角力、社会关系网络、政绩效应、强势村的影响力等,结果多年扶贫的结果可能出“三边”现象,即城镇周边、公路周边、旅游点周边不断繁荣甚至重复建设,而真正弱势的行政村长期被排除在扶贫政策之外,甚至相对弱势的境况不断加剧。究其原因,除了乡村格局、政策执行力等因素外,缺乏明确的界定弱势村的指标体系是重要原因。
  2. 贫困 / 弱势的社区 / 自然村
  我们的研究特别提出弱势村庄/社区的层次并认为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希望能够在扶贫工作中加以关注。
  一方面,社区/自然村作为社区发展型项目的基本实施单元,相较于传统扶贫项目和其他参与式农村发展项目,其优势尤其体现在能够运用各种操作程序和工作机制保证弱势社区获得公平、甚
  至具有倾斜性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实质性地提高政府扶贫资源的瞄准性。另一方面,当前扶贫区域的界分已从贫困县修正到了贫困村,从一般情况看,行政村在村庄之间分配扶贫资源,这是扶贫瞄准出现偏差的最重要环节。如上文所述,两条所谓“合理性”规则容易在分配资源时产生社会排斥和瞄准偏离: 一是所谓“民主的规则”“少数服从多数”导致人口少的自然村被排斥; 一是“市场的竞争原则”,导致弱势的自然村陷入一种不断被边缘化和贫困化的处境。
  尽管瞄准的终极目标和评判标准是资源“到户到人”,但是中国农村现状的多重困境,其根本出路还在于组织建设,不仅仅是村两委班子的建设,还在于作为熟人社会的村庄/社区的组织化建设。强调瞄准行政村内更弱势的社区/自然村,至少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普惠型”扶贫建设能够改善社区相对弱势的境况,切实改变更贫困社区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 进一步针对自然村/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和社区发展能力建设则更具重要意义。
  3. 贫困 / 弱势的农户 / 个人
  毫无疑问,强调个体农户的识别具有关键意义,保证到户到人的扶贫资源投递,这是瞄准的终端目标。然而,如上文解说,个体扶贫目标始终依附在更大的农村社区组织的水平上,才得以实现扶贫工作的准确性和卓有成效。

     四、建议: 开发地方应用导向的弱势群体识别指标体系
  在农村社区发展的扶贫实践过程中,从行政村、社区/自然村和农户/个体的层次界定农村弱势群体已经获得理论和实践的根据,而在农村社会急剧变迁和发展的当今时期,弱势群体还具有情境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由于弱势群体是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的,而区分强弱势的标准可以复杂多样,因此弱势群体的判定就和具体的情境有关。比如,对于供养大学生的农村低收入家庭而言,如从经济条件判定,其明显处于弱势; 若从教育水平以及长远的发展来看,该家庭又会处于强势。又比如,在有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中,基础设施较差的村庄或社区就成为亟需帮助的弱势单位; 而在教育支持项目中,教育条件较差的村庄或社区就成为首要目标。这些是弱势群体的情境性的表现。同时,弱势群体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某一阶段按照某种标准识别的弱势群体,在获得自我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后可能会超越原来处于优势的群体,原来的非弱势群体也可能会转化为新的弱势群体。
  这提示我们,扶贫对象的选取无论是个体的角度,还是组织的角度,应保持动态和持续地识别与瞄准,把有限的扶贫资源有效覆盖到动态变化的弱势群体对象上。而从更广阔的生态地理、经济文化差异和复杂多样的乡村格局来看,弱势群体的识别将会具有不同的指标基础。因此,在多样性区域的农村发展实践中,亟需避免一刀切式的做法。“一刀切”固然是最简单最省事的做法,然而现实中它总是被区域经济文化的多样性所否定,屡屡纠错重来,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尤其在基层农村的弱势群体识别中,一成不变的、“一刀切”的指标和做法往往难以适应地方情况,缺乏操作性的指标必然造成扶贫瞄准的偏差。
  基层农村的弱势群体识别瞄准是一个细致深入才能卓有成效的工作,针对我国农村弱势群体的现实基础、基层社区层次性,及其情境性和动态性特点,我们认为在大的分类原则基础上,需要有一套能够被地方扶贫系统和具体项目工作方便采用的弱势群体识别指标。正是针对这一需求,我们的研究旨在结合扶贫系统现有的、广泛适用的各种贫困标准,开发出一套在中观层次( 县域范围) 和微观层次( 具体村级项目; 或者在乡镇范围、行政村内部) 适用的指标体系( 从略)[10]。
  需要有平等发展权,不能因能力较弱、资源较差庄孔韶认为当社区发展项目进入行政村和基层社区层面的微观操作时,不仅要识别社区内部个体层面的弱势者,还需要识别“弱势社区”/“弱势自然村”,并在项目目标中明确增加瞄准“弱势社区”的诉求。在此基础上,建议开发一种工具箱式的、开放的、地方应用导向的弱势群体指标体系。由于地域差异和乡村格局的多样性,这一指标体系的开发需要基于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域的深入调研,尽可能反映出多样性,同时参考其他有影响力的各种指标体系,并且在实施中结合农村社区项目的相关活动和程序环节。
  这是一个多维综合的、“工具箱式”的弱势群体指标体系,不仅包括各个层面的识别( 如“弱势行政村”、弱势的自然村/社区、弱势的农户/人群/个人) ,还要尽力完善每个层级的分类指标,强调容易被忽略的指标类别,并说明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和设计依据,并尽量使三级、四级指标说明加以提示。指标表格之外,还包括详细的指标说明和应用建议[10]。所谓该指标体系“工具箱式”特点,是指其针对基层各层级社区和组织的丰富的指标,在从地貌、生态、生计,到社会文化资本的方方面面的指标设计具有极大的涵摄性,以便于全国各地的扶贫实践中可以因地制宜地选取指标。
  该弱势群体指标体系的要点在于它可以将弱势群体识别的原理转换成应用性实践。该指标体系可以直接应用于当今扶贫工作的两个环节。一是在县域内由政府主导筛选项目村时,可以使用更为细致的弱势群体指标选择项目村,确保相对弱势的行政村入选; 一是在行政村内,不仅要识别社区内部个体层面的弱势者,更要明确强调弱势社区/弱势自然村入选。弱势群体指标体系是以地方应用为导向的,它仅仅供地方的县、乡镇和行政村在识别弱势群体时进行参考。在具有相对同质性、可比性的范围内,地方基层有足够的智慧和灵活度来决定指标的选取与组合。
  显然,在当前不断改善的扶贫实践中,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识别原理越发清晰,从单纯人口视角的个体观察,到多层次的组织文化观察,展现了一个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改善与递进的实施前景,它一再地否定了扶贫落实工作中任何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做法。然而要想更为准确地识别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尝试建立应用性的农村弱势群体指标体系事所必行,它将进一步把识别弱势群体的原理具体化。我们希望这种新的弱势群体识别设计——即增加并强调“弱势社区”的分类,设计立体综合的、“工具箱式”的指标体系——能够针对弱势群体识别原理、扶贫政策选择和社区整体发展观提供可操作的、应用性的转换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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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邓伟志,苏红.关于弱势群体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5( 3)
  [6]王文祥.弱势群体的表达机制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7]姚彬彬.“弱势群体”概念再界定.西安社会科学,2009( 5)
  [8]庄孔韶,李飞.人类学的现代组织及其文化研究.民族研究,2008( 3)
  [9]庄孔韶,方静文.作为文化的组织: 人类学组织研究反思.思想战线,2012( 4)
  [10]庄孔韶,王剑利,宋雷鸣,等.农村弱势群体的界定及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2012

     [基金项目]本研究获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弱势群体识别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王剑利,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庄孔韶,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宋雷鸣,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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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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