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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晓音: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

——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

更新时间:2015-05-18 23:23:58
作者: 葛晓音  

     一

   所谓绝句的起源应包括两层内涵,一是“绝句”这一称谓产生于何时;二是绝句这种形式自何时形成,二者并不同步。

   关于绝句称谓的起源,明清时已颇多争论,近现代中日学者也有不少论说,大抵未超出明清人之争端范围。明人之论以胡应麟为代表;“汉诗载《古绝句》四首,当时规格草创,安得此称?盖歌谣之类,编集者冠以唐题”。“六朝短古,概曰歌行,至唐方曰绝句。”(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6。)这里所说《古绝句》四首之题, 见于《玉台新咏》。他认为绝句之称产生于唐代,汉代不会有绝句之题,是后来整理《玉台新咏》的编集者加上去的。此论影响甚大,不但为胡震亨等引用,清代乃至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有不少人赞同。赵翼则否定此说,指出:“杨伯谦云:‘五言绝句,唐初变六朝子夜体也。七言绝句初唐尚少,中唐渐甚。然梁简文夜望单雁一首已是七绝’云云。今按《南史》,宋晋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为断句诗曰:‘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时制诗四绝。其一曰:‘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曰断句曰绝句,则宋梁时已称绝句也。”(注:赵翼《陔余丛考》卷23,见《瓯北全集》册17。)

   “绝句”之称起自唐代和起自宋梁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呢?经过通览汉魏六朝的全部诗歌,可以判断赵翼的说法大致不错,只是证据尚不足,表述也不够确切。事实上,梁时以绝句为题的诗不止赵翼所举二例。还有萧正德《咏竹火笼诗》,《南史•临川静惠王传》附“萧正德传”,说他奔魏“初去之始,为诗一绝,内火笼中”。陆山才《刻吴阊门诗》,《南史•张彪传》谓:“彪被劫杀,彪友吴中陆山才,嗟泰等翻背,刻吴阊门为诗一绝云。”联系《南史•元帝本纪》说萧绎“在幽逼,求酒饮之,制诗四绝”,以及《梁简文帝本纪》所谓“诵其联珠三首,诗四篇,绝句五篇”,《文学传•檀超传》里宋明帝所说“此人联、绝之外,无所复有”等记载来看,李延寿作《南史》时屡用“绝”这一名称,当是来自他掌握的史料,而非自己杜撰。此外,《玉台新咏》里以“绝句”为题的诗也不止是汉诗中的《古绝句》四首,还有吴均的《杂绝句四首》(注:《诗纪》82作“杂句诗”,无“绝”字。)。编定于武德七年的《艺文类聚》中也收入萧纲《夜望浮图上相轮绝句诗》(注:《艺文类聚》卷76。《广弘明集》卷30作《夜望浮图上相轮》,无“绝句”。),以及沈炯《和蔡黄门口字咏绝句诗》(《艺文类聚》卷56)。庾信本集中还有《和侃法师三绝》(注:《艺文类聚》卷29作《作侃法师》。)、《听歌一绝》。将这些证据集中起来看,既然成于唐初的《南史》和《艺文类聚》中已几处可见“绝句”之称,那么这一称谓自当是原诗题中所有,没有理由假设为李延寿和欧阳询等所加。由此可以推断《玉台新咏》中吴均的《杂绝句》以及汉《古绝句》之题也应是徐陵在编书时所定的。胡应麟认为是后人“冠以唐题”,不足为凭。从以上证据还可以看出:这些绝句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梁中叶前后的诗人(沈炯、徐陵由梁入陈,庾信由梁入北),仅一首“断句”的作者为宋人。宋时“断句”、“绝句”混称。因此可以准确地说,到梁中叶时才普遍称“绝句”。绝者,断也。“断句”就是“绝句”的初始意义。

   不过,“绝句”之称虽在宋梁时就有,却并不多见。而且在初盛唐没有流行开来。查《全唐诗》目录即可发现,整个初唐没有一首诗以“绝句”冠题。到《初学记》里,才有称虞世基《入关诗》为“虞茂入关绝句”(《初学记》卷7)的提法。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南史》、 《艺文类聚》中的“绝句”之称并不是李延寿、欧阳询根据初唐流行诗体之名加在梁人诗题上的。现在唐诗中最早以“绝句”冠题的是李白《铜官山醉后绝句》,当作于天宝十三至十四载在宣城时。另外张翚(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有《绝句》,但时间无考。此后岑参最早以绝句冠题的《尚书念旧垂赐袍衣率题绝句献上以申感谢》作于宝应二年(注:岑参《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说:“何幸承嘉惠,小年即相知。富贵情易疏,相逢心不移。”《尚书念旧垂赐袍衣率题绝句》则说:“富贵情还在,相逢岂间然。绨袍更有赠,犹荷故人怜。”可证二诗中的张尚书为同一人,即张献诚。宝应二年张“三迁检校工部尚书,兼梁州刺史”(《旧唐书•张献诚传》)。);杜甫最早以绝句冠题的《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和《绝句漫兴九首》作于上元二年。可见唐代以“绝句”为题的作法是从天宝以后才开始的。前人认为唐时始称绝句的印象或者正由此而来。

   绝句这种形式从何时产生的问题,与“绝句”的定义有关。前人的争论焦点在于绝句究竟属于律诗还是自成一体。赵翼在论绝句之称起自宋梁以后又举出柳恽和梁武景阳楼篇、陈时释慧标送陈宝应诗、隋炀帝宫中侯夫人诗、萧子云玉笥山诗、虞世南袁宝儿诗,说:“其时尚未有律诗,而音节和谐已若此。岂非五七绝之滥觞乎?诗注源流云:绝句截句也,如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半首,前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后半首,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四句皆不对者是截前后四句也,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白香山亦以绝句编入格律诗。”(注:赵翼《陔余丛考》卷23,见《瓯北全集》册17。)赵翼所引“绝句”为“截句”之说,是元明以来最流行的一种说法,但此说早在明代就被胡应麟驳斥:“五言绝起两京,其时未有五言律。七言绝起四杰,其时未有七言律也。……又五言律在七言绝前,故先律后绝也。”(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6。 )近代学者否定绝句为“截律诗之半”之说,几成一致倾向。但胡应麟虽然指出“五七言绝句盖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变也”(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6。), 却仍将绝句归于近体。清人翟翚所著《声调谱拾遗》之“论例”则说:“五言绝句本古体,唐人所作,或效齐梁,或与近体相入,体制不一”,“七言绝句源流与五言相似”,认为绝句自成一体,为解决前人的争论,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里提出绝句应分为古体绝句和近体绝句两种,认为“古绝产生于律诗之前,律绝产生于律诗之后”。这样的定义虽然从声律上对不同体制的绝句作了规范,但仍然只适用于定型以后的绝句,关于绝句和律诗孰先孰后的论断亦无法解释盛唐以前的创作。

   我认为在讨论绝句形式的起源之前,首先要界定其体制。完全合律的绝句很容易确认,古绝却不那么简单。按王力先生的标准:“凡合于下面的两种情况之一的,应该认为古绝:(1)用仄韵;(2)不用律句的平仄,有时还不粘、不对。”(注:王力《汉语诗律学》第一章第三节。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1979年11月新2版。 )事实上这两种情况中还包含着不少接近律绝而又不完全合律的绝句。这类绝句虽是新体诗向律诗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已自成一体。在齐梁到盛唐的绝句中所占比例很大。清人称之为齐梁调,即因为已意识到把它归入古绝或律绝都不合适。只是清人对于齐梁调的界定,也并不清楚。例如《赵秋谷所传声调谱》把不粘和对句平仄相同的诗称为齐梁体。钱木庵《唐音审体》又称五绝中“不相粘缀者,谓之折腰体”。其实不粘只是齐梁调的形式之一。我在对齐梁至盛唐的全部绝句逐一标出平仄之后,发现还是《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中所说的“齐梁调诗”最切合这一时期介乎古绝、律绝之间的新体绝句的特点。从该节所举例诗看(注:《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齐梁调诗”一节举张谓《题故人别业诗》,五言八句,除第二联外,余三联均有水浑病。又举何逊《伤徐主簿诗》五言四句,两联均有木枯病。另一首“一旦辞东序”,五言四句,后二句有木枯病,三平调。另一首“提琴就阮籍”,五言四句,有木枯、水浑、折腰。该节举例仅此四首。),其标准共有四点:

   (1)有水浑病(第一与第六字用同声)。

   (2)有木枯病(第三与第八字用同声)。

   (3)有三平调。

   (4)有折腰体(不粘)。

   凡合于以上四种情况之一的均应认为是齐梁调。由于《文镜秘府论》反映唐贞元时期人们对声律的看法,以此为标准在律绝与古绝之间界出齐梁调一体,无疑是最合乎事实的。在界定了齐梁调之后,古绝便较易确认,凡是用仄韵(极少数仄韵律绝除外),有不对或不粘的声病,又不属于齐梁调者,都可认为是古绝。

   在把绝句分出律绝、古绝和齐梁调三类以后,回过头来再看齐梁和盛唐以“绝句”冠题的作品,便可以判断当时人所标明的绝句究竟是否属于律诗。以上所举宋梁绝句中,《断句诗》、《幽逼诗四首》、《杂绝句四首》、《刻吴阊门诗》都是古绝。《咏竹火笼诗》、《和蔡黄门口字咏绝句》是杂有律对的古绝。《夜望浮图上相轮绝句诗》、《听歌一绝》是齐梁调。庾信的《和侃法师三绝》其一为齐梁调,其二为合格的律绝,其三几乎是一首仄韵律绝。可见“绝句”之称在梁时就包括古绝、律绝和齐梁调在内,但以古绝为多。而盛唐时李白的《铜官山醉后绝句》,岑参《尚书念旧垂赐袍衣率题绝句》均为古绝。张翚《绝句》为齐梁调。杜甫《绝句漫兴九首》亦多不对,《杜臆》称之为“竹枝,乐府之变体”。这也说明视绝句为近体的说法,是不符合从齐梁到盛唐的诗人们对“绝句”之义的认识的。或者可以反过来说,“绝句”之称的出现并非诗歌律化的结果。

     二

“绝句”的初始定义既然以古绝为主要对象,那么《玉台新咏》把古绝句一直追溯到汉代,当然是有道理的。纵观汉魏六朝诗,我认为五言和七言绝句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途径形成的。从五言来看,最早的五言四句体主要是部分汉代民间歌谣和乐府。歌谣如《长安为尹赏歌》、《巴郡人为吴资歌》、《汉末洛中童谣》、《古歌》等;乐府如《枯鱼过河泣》、《上留田行》等。《玉台新咏》中的《古绝句》四首,从内容风格来看,其一显然是隐语歌谣:“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其二、三、四则与乐府格调相同:“日暮秋云阴,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莲花玳瑁簪。”“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南山一桂树,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其共同特点是以比兴引出主旨,又多用反问语气。这与汉代歌谣乐府的写法类似。如《巴郡人为吴资歌》“习习晨风动,澍雨润禾苗。我后恤时务,我人以优饶。”(《太平御览》卷262 )《汉末洛中童谣》:“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太平御览》卷840)《古歌》:“高田种小麦, 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注:《齐民要术》二注引氾胜之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中的“古诗”:“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交不成。”二句比兴二句立意,与《古绝句》其三是同一路数。其二:“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贪人还自贼”(《太平御览》卷965、978),与《古绝句》其一的隐语手法也类似。这些最早的五言四句体虽然数量不多,但确立了魏晋文人五言古绝句的基本传统:一是与乐府有关。如左延年《从军行》、曹叡《堂上行》、曹植《苦热行》均为乐府题。赵整《讽谏诗》也在乐府中列入琴歌;二是多学谣谚的比兴手法。如杜挚《赠毋丘荆州诗》:“鹄飞举万里,一飞冲昊苍。翔高志难得,离鸿失所望。”以飞鹄与离鸿分喻毋丘俭的得志与自己的失意。应璩《百一诗》中的几篇五言四句诗可能因下文脱落所致,但其中有的很完整,如“洛水禁罾罟,鱼鳖不为殖。空令自相啖,吏民不得食。”酷似童谣。傅玄的《杂诗》“习习谷风兴”句式显然受《巴郡人为吴资歌》“习习晨风动”的影响。而郭愔《百舌鸟诗》:“百舌鸣高树,弄音无常则。借问声何烦,末俗不尚嘿。”已经将比兴发展成咏物刺时了。赵整《讽谏诗》:“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北园有枣树,布叶垂重阴。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虽云讽谏,亦未脱效仿歌谣比兴的模式。直到东晋部分文人以五言四句体写《兰亭诗》,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孙嗣、郗昙、庾蕴、王玄之等13人的《兰亭诗》均为五言四句,并以写景抒情说理为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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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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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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