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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聂树斌是否遭受刑讯逼供探疑

更新时间:2015-05-16 15:18:02
作者: 彭劲秀  
如河南被冤杀的魏清安案最为典型。据时任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赵文隆披露,办案人员“趁家人给魏清安送饭之机,在馍内夹纸条,以魏清安爱人的口气说‘局长叫你承认,你就按他们的意思说,承认就没事了’。’( 赵文隆:《检察官的生涯》第325—326页)致使魏清安在威逼利诱下作了自诬犯罪的一系列供述,后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搞刑讯逼供的人丧尽天良,人性泯灭,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能使出来,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都能做出来。他们知道刑讯逼供是犯罪行为,所以他们在进行刑讯逼供的时候就做好了掩盖刑讯逼供行为的准备,如写好供词胁迫当事人抄写,画好有关图像让当事人“依葫芦画瓢”, 如最近获得重审的福建省福清市绑架杀人案之一、被关押19年的黄兴披露,“黄兴和陈夏影均承认曾经有过短暂的吸毒史,陈夏影说自己也有过与人打架等违法行为,但是对于绑架杀人案他们坚称从未参与过。黄兴说,福清绑架杀人案案发时,他和陈夏影两人正在深圳市宝安区,根本没有犯罪时间,房东和附近居住的很多人都可以证实。陈夏影的表述和黄兴相差无几。黄兴说,1996年5月份他从深圳回到福州,6月2日就被公安拘留,接着进行5天的拷打逼问,还逼着他画他们画好的作案线路图。”(新安晚报,2015年5月12日)

   由于口供是当事人的字体,不仅可以证实当事人“供认不讳“,强化这些编造“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而且在日后当事人翻供或上诉、申诉时可以出示当事人的亲笔供词和画图否定其翻供和喊冤的理由。这类精心炮制的貌似真实、实则虚假的所谓“证据”是酿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这样利用威逼利诱、尽量不在当事人身上留下伤痕等卑鄙手段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在此不一一例举了。

   聂树斌被关押后,聂家请张先生为聂树斌辩护,聂母说当时付给张2000元。20年前的2000元,应该说并不算少。然而,张先生为聂家提供了什么法律服务呢?对公检法机关认定聂树斌杀人并判处死刑提出过什么质疑和辩护呢?不仅没有,反而起了不小的反作用,致使聂树斌被处决20年后原办案人员仍拿他的话作为反驳聂家申诉的法宝,这是何等的可悲!

   我感到困惑的是,聂家既然付了请人辩护的“律师费”,为什么不到正式注册的律师事务所聘请一二位真正具有执业资格和刑辩经验,而且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律师呢?

   我忽然想起聂树斌在被执行死刑前夕向狱友纪会谦说的话:“将来国家政策好了,有机会的话,帮我找个好的律师申申诉,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聂树斌的“遗言”使我心如刀绞,热泪盈眶。风华正茂、年仅20露头的聂树斌在临被枪决之前的感悟发人深省,也告诫惹了官司的蒙冤者及其亲属,请人辩护,事关成败,一定要以聂家的教训为戒,请个“好的律师” !

   五、关于洪道德教授点评聂树斌的口供与现场实况“一一印证”问题

   洪道德教授在点评聂案时,强调没有证据证实聂树斌的口供是非法取得的,而且与现场的种种实况“一一印证”,“高度吻合”。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人都会有记忆误差,不可能把经历的事情一点不错的复述出来。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70年代末,40名素有观察力的心理学家在德国哥廷根开会。会议刚一开始,突然有两个人破门而入,一个黑人持枪追赶一个白人,两人厮打起来,一声枪响,一声惨叫,随后两人追逐而去。全场的科学家被方才的场面惊呆了。正在惊慌之际,会议主席宣布说:“女士们,先生们,请不必惊慌,方才的场面是我们事先安排的一个实验。现在请大家拿出纸来描述一下刚刚发生的耳闻目睹之事。”要大家回答的问题十分简单,比如,刚才进来几个人,是黑人追白人,还是白人追黑人,是穿长裤,还是穿短裤?是什么颜色?等等。全部过程只有20秒,并且被高速摄像机全部记录下来。

   测验的结果是40名素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竟没有一人全部答对。只有1人错误率在10%以下,14人错误为20%—40%,12人错误为40%—50%,13人错误在50%以上。有的答卷是驴唇不对马嘴,纯属胡说八道。

   这个实验说明,即使是现场目睹者的言论也不能全部可靠,对目睹者的言论也要通过科学的考察方可置信。人的大脑有“瞬时畸变”现象,常使人发生错觉。亲眼所见而发生错觉是常见现象。

   40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素有观察力的心理学家,对刚刚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事情的记忆尚且讹错多多,充分说明“瞬时畸变”和“记忆误差”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回忆和记述往事,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作案现场种种细节的“吻合度”越高,其虚假的可能性越大,错误的程度越重。因为,强奸、杀人之类的严重刑事犯罪者,心理扭曲、欲令智昏,加之害怕有人看到,总是急于匆匆逃离现场为要,不可能对作案现场的细微末节细加观摩,牢记在心。每当我看到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现场“高度吻合”时,我都怀疑其真实性,甚至认为极有可能是办案人员口授乃至写好胁迫当事人抄写的。办案人员了解现场细节,转化为当事人的口供,当然“高度吻合” !前不久我从资料上看到河北办案人员与王书金纠缠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受害人的身高多少厘米问题,我哑然失笑了,有哪个强奸、杀人者作案时带着皮尺量一量受害女子的身高多少厘米?这难道仅仅是笑话吗?!

   具体到聂树斌案来说,1994年案发时不满20周岁的聂树斌第一次去干强奸、杀人的重大命案,能不害怕、紧张吗?他要具有多么超强的心理素质才能把当时现场的所有细微末节一一观摩、记忆在心?坦率地说,他的口供与现场实物、实况“高度吻合”,正好说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只不过包括很多名人、猛人在内的诸公不认知、不承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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