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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上升的地平线——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裂口

更新时间:2015-05-15 07:50:33
作者: 高善文  

   这从粮食种植的成本的定基数也可以看到(图6),粮食单价从1990-2008年间上涨了211%,而单位产量的物质成本只上涨了164%。在2004年之后,虽然伴随着大宗商品的冲击,农药、化肥和汽油价格的全面上涨,但物质费用的涨幅系统性地慢于粮食价格的上涨。这种长期裂口增大,很难认为是粮食种植的利润率短期景气加剧造成的,也很难认为是短期的天气冲击造成的。如果考虑到2004年之前有农业税,而2004年之后相关补贴的增加,农产品价格的大涨显得更为奇怪。所以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本质上是由于另一块成本—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一些低端服务业的价格数据也能说明问题。CPI里的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费主要包括:家政保姆、蓝领维修工人等低端劳动力服务。它的走势能代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方向。(图7)显示这个指标在2004年以后出现拐点。之前的走势和整体物价水平一致,显示低端劳动力的回报相对物价并没有显著地上升。而在2004、2005年之后,这个指标开始系统性超越CPI,暗示着低端劳动力价格开始出现迅速攀升。

   (二)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变迁

   如果认为粮食价格中包含着相关的机会成本,我们通过产值扣除其他费用,再除以用工数量可以来间接计算种粮的机会成本(图8)。我们发现,农民的机会成本在1990年-2002年变化不太大,围绕着中轴接近10元/日的均值进行波动。而在2003年之后,种粮的机会成本开始出现系统性的上扬,至2008年机会成本大概达到53元/日的水平,折合成月度(按农民工每月25个工作日计算)在1300元左右。这个数量大概和草根调研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工资(表2)比较接近。当然,粮食价格的调整波动幅度较大,不总是在均衡水平附近。但从粮食价格看中长期劳动力机会成本的趋势还是比较可靠的。

   从数据观察中(图8),我们发现从2000年-2008年,农民种粮的机会成本上涨了大概4倍,从10元/日到50元/日,上涨涨幅明显大于一般认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涨幅(从大概400元到1200元)。农民工机会成本在2004年之前显著地低于同期的农民工工资,但在后期确迅速接近。这种种粮机会成本和工资的不匹配是我们的估算方法存在问题吗?

   其实,农民机会成本相对外出打工工资涨幅更大,是刘易斯理论的自然结果。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很多劳动力即使想离开农业生产也找不到工作。此时,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低于农民的生存成本,个人依靠家庭和村庄间的互助来生存。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低于农民的生存成本。但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和工业的回报水平迅速拉平并一同上涨。所以,农民种粮机会成本的上涨幅度大于农民工工资的涨幅是刘易斯理论的自然结果,恰恰证明了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的现实。

   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在草根层面比较容易看到。(表2)是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数据。从2003-2009年农民工收入的增速都在两位数,其中中西部地区平均都在16%,东部地区在10%以上。这种农民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在2000年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三)农产品涨幅和劳动密集度

   前面我们观察到了农产品价格的相对快速上升,我们认为近几年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导致的低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是其中主要的原因。如果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更为严格的检验是,我们将可以在不同劳动力密集的农产品上看到不同的价格涨幅。

   下图显示主要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劳动力密集度和累计生产者价格涨幅的关系。我们看到劳动力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谷子、花生等作物在此期间的涨幅显著地高于小麦等劳动力不那么密集的农产品。从统计参数来看,劳动力密集程度,对价格涨幅的差异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这种线性关系是统计显著的,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

   从劳动力密集度和产品涨幅的弹性关系里,我们可以推测劳动力价格涨幅。(相关的技术细节请参考附录二:弹性和劳动力价格估算)。我们计算得到,农民的种植机会成本在2007年相对2000年上涨了大概6倍。这样的测算有估算的成分,但对照时间序列的种粮机会成本数据(图8)在2000-2007年的上涨幅度为5倍,从数值上两种方法估算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反过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产品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假设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速度来推算出不同农产品的潜在生产者价格涨幅(图10)。(相关的参数细节请参考附录二:弹性和劳动力价格估算)。在劳动力价格年均增长20%的假设下,可以看到劳动力密集度为50%的粮食作物的价格潜在增速为6-7%,劳动力更加密集的蔬菜价格增速为8-9%。如果考虑到中间流通环节的人工,那么像蔬菜这种流通环节劳动力密集产品的终端价格的涨幅可能会更大。推算的粮食蔬菜价格涨速和我们近两年观察到的数据变化比较一致,也暗示了低端劳动力成本年均涨速可能不会显著地低于20%。

   四、近期的趋势

   (一)2007-2008年通胀的不同之处

   CPI中轴的抬升,以及和PPI的脱钩主要是因为低端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快速上升。而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是2005年以后就存在的趋势,所以CPI和PPI的脱钩不是2011年就突然发生的,一些先兆在过去几年的物价变化就能发现。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三轮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图11):1993年-1994年,2003年-2004年和2007年-2008年。但从经济层面来看,07-08年的通胀和之前两轮有较大的不同。在93-94年和03-04年,我们能观察到中上游行业普遍的产能短缺,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处于很高的位置(图12),经常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以上两轮通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短缺和产能缺口造成的。但反观07-08年的通胀,中上游行业普遍存在产能相对过剩,在2007年,CPI要显著地高于PPI(图13),两者的差距较前一轮通胀显著缩小。如果没有2008年的大宗商品冲击,在当时我们就能看到CPI和PPI的逐渐脱钩。

   (二)民工荒和农产品加速上涨

   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但到2010年初就明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工荒。经济短期加速,民工荒问题会暴露出来。这说明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已经相对紧张,劳动力供应曲线已经陡峭向上,更多的供应需要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

   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在最近两年的上涨势头也很猛烈。我们首先考察蔬菜的价格。因为新鲜蔬菜很少有国际贸易,而且不易保存,生产周期短(一般为3-6个月)。所以,除去短期的天气雨雪和冷热的影响,蔬菜价格能较好地反应其成本趋势。我们观察CPI鲜菜的两年复合同比增长率(图14),采用复合增长能相对有效地刨去一些短期冲击。我们发现从2002年-2007年的5年时间,蔬菜价格的复合年增长率的中轴大概在5%左右的水平,而在2008年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蔬菜价格增速的中轴从5%逐渐抬升至15%左右的水平,显示出明显的趋势。长达两年半的价格增速的中轴抬升,很难用短期的天气因素去解释。2008年存在大宗商品冲击,但在2008年其后化肥农药的价格是下降的,我们还是看到蔬菜的价格涨速是越来越快,其背后是农民外出务工机会成本的更快地上涨。

   粮食价格也是如此(图15)。今年以来,粮食价格的复合增速快速地提升,增速比2008年化肥农药快速上涨的时候更快。包括其他各类农产品的价格快速上升,背后比较一致的原因是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

   总体来看,今年以来民工荒的趋势,保姆价格的上涨,蔬菜和粮食价格的上涨,背后都有低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的作用。而且这种趋势形成时间不短,只是之前一定程度上被金融危机的冲击所打断。我们认为,劳动力成本抬升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将会系统性提高中国未来的农产品和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从而推高CPI的中轴水平。

   五、总结和展望

   我们认为,未来几年中国CPI的中轴水平将出现系统性地抬升。CPI将从过去十年2%的均值水平上升到3-4%。由于CPI的中轴抬升,而PPI的水平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CPI将会持续高于PPI,从而形成明显的通货膨胀裂口。

   未来CPI的中轴抬升并于PPI背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推高了农产品价格,而工业部门因为快速的技术进步,有效地消除了工业品的价格压力。于是,农产品以及一些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CPI,并与PPI产生裂口。

   从日本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60年日本走过刘易斯拐点经历的CPI中轴抬升,以及CPI和PPI之间的裂口扩大。

   我们利用中国农产品的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有效地证明了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对应的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从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有加速的趋势,CPI中轴的抬升难以避免。

   CPI中轴的系统性抬升,以及和PPI裂口的形成,使得根据历史简单预测通胀会出现低估。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可能显著得高于市场之前的预期。

   附录一:韩国和台湾案例

   学术界公认的经历刘易斯拐点和工资水平大幅上升的经济体并不多见,除了日本以外,一般认为韩国和台湾也有这样的过程。我们来检查韩国和台湾当时的通货膨胀。

   (一)韩国的案例

   在韩国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能力的增强,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图16)。与此同时,韩国的CPI和PPI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离(图17)。但韩国在历史上是高通胀的国家,较长时间都保持两位数的通胀,相对而言那段时期的绝对通胀水平并不高。

  

  

   韩国80年代之前的高通胀,是由当时的政局和货币政策导致的,体现出来的是整体的高通胀,PPI和CPI的涨幅非常一致。而1982-1994年期间的通货膨胀,CPI和PPI出现了明显的裂口(表3)。查看CPI细项(图18),我们发现CPI食品的走高对推高CPI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台湾的案例

   台湾的案例也比较类似。大概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台湾工资水平出现了快速的上涨(图19)。与此同时,台湾的CPI大概到了4%左右的平均水平(图20)。但WPI(批发物价指数,和PPI类似)一直是负的,CPI的走高是由CPI食品推动的。

   日本、台湾和韩国的案例,比较显著地证明了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将导致农产品和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压力,从而推高通胀。但仅仅基于有限几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可能会因为相关条件的不同而不太适用于中国。为了进一步确认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产生明显的农产品和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压力,我们需要就一些逻辑进行更为广泛的理论梳理和国际案例比较。

   (三)广泛的国际研究总结

   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压力来自于几个因素:

   一、非贸易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相对较慢,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这是由行业的特点天然决定的,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二、经济高速发展的追赶型经济体,随着收入的增长对非贸易部门的需求快速增加,需求冲击加大了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压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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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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