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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一国两制:亚洲立宪主义的一个新发展

更新时间:2015-05-12 22:37:57
作者: 王禹  

   一、宪法、立宪主义与亚洲立宪主义

   亚洲立宪主义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还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1976年在美国召开的“亚洲立宪主义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初步提出了这个命题,1989年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亚洲宪法论坛上比较系统地论证了这个概念。这是指按照亚洲的政治哲学,以亚洲人的宪法观解决亚洲社会里存在的宪法现象的原理与规则。[1]这反映出亚洲社会在追求宪政的道路上摈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宪法价值观念,寻找适合自己道路的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自我觉醒。

   宪法的概念是我们研究立宪主义的起点和基础。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宪法这个概念正是西方传来的,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我们现在的整个宪法学体系正是深深扎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宪法概念基础之上。

   我们现在所说的“宪法”(constitution)一词,就是本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是指按一定规则组织、确立及结构、命令的意思。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阐述了宪法问题,指出,“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法律实际上、也应该是根据政体(宪法)来制订的,当然不能叫政体来适应法律”,等等。[2]我们现在所说的“建设公民社会”,其公民(citizen)的概念就来源于古希腊,是指居住在城邦里、享有政治权利的市民。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politic,法语politique、德语Politik)一词,就本源于古希腊,最初的含义是围城或卫城,“政治”就是指“围城”内部城邦公民参与统治、管理、斗争的总和,政治是一种公共生活。[3]

   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4]正是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重新思考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他们提出了“自然社会”、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学说。这些学说为近代宪法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和“法治”,奠定了欧洲近代宪法的基本原则。

   英国1215年大宪章开启了近代宪法的发展趋势,然而,欧美各国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制定的宪法,却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美国1777年的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及其后来的权利法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及其后来的一系列宪法,都明确规定和确认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建立在人身自由基础上的贸易、契约和经济的自由竞争。

   西方的立宪主义是与西方在亚洲等地的殖民扩张同时进行的。亚洲宪法的产生,不仅比欧洲晚,而且是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进程中产生的,政治因素压过了经济条件。在亚洲立宪主义的初期,制定宪法不仅是国家独立的重要标志,也是追求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5]

   亚洲的宪法问题和立宪主义至少比西方社会整整晚了一百年。1890年日本制定了亚洲第一部宪法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1912年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其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亚洲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这才获得了制定自己宪法的机会,如韩国和朝鲜在1948年各自独立制定了宪法,印度于1950年独立制定了自己的宪法,等等。

   而且,当亚洲在制定自己宪法的时候,西方在立宪主义上已经积累了长足的经验,“可抄的宪法文本”太多了。这里首先涉及要选择西方什么样的宪政制度的问题,如日本在制定明治宪法时,就需要讨论是选择英美法等国的宪政制度,还是选择欧洲相对落后的普鲁士宪法;中国1912年在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时,就讨论过美国的总统制和英国的议会内阁制问题。美国的卡尔·罗文斯坦曾经将宪法分为独创宪法和模仿宪法,他认为独创宪法只有五种:即英国议会主义的宪政体制、美国宪法、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制、1918年苏联宪法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这种分类法主要是根据政治体制而对宪法所做的分类,根据这种分类,除了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外,亚洲其余国家的宪法都属于模仿宪法,都是从其他国家抄过来的。[6]

   其次,在制定宪法以后,亚洲立宪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西方传来的宪法体制与国家传统治理模式的内在冲突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宪容易而行宪难的问题。中国在1911年到1949年期间,就制定过5部正式宪法[7];从1949年到现在,也制定了5部宪法。[8]泰国在1932年1月27日到1959年1月29日间,就曾制定过多达7部宪法,其中两部被确认是暂行宪法(1932年、1947年),一部是临时宪法(1950年),所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在泰国有“两部宪法,一是短暂的成文宪法;二是仍作为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的、更持久的实质性的法律和风俗。”[9]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指出:“凡人权未确立和三权未分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根据这个论断,光制定宪法是没有用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人权保障与权利制约。人权宣言的这个著名论断的意义,还在于其指出了书面宪法与现实宪法的不同。这就说明,“立宪主义的要求比宪法丰富得多,立宪主义要求一种使持久的体制赖以稳固建立的法律和政治文化”。[10]

   在这里,可以形象地说,立宪主义就是把宪法“立”起来,“动”起来,从书上走入现实,起到制约权力与保障人权的作用。亚洲立宪主义,就是亚洲以自己的方式将宪法“立”起来,“动”起来。

   二、亚洲立宪主义的三个考察角度

   亚洲立宪主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个考察角度,是亚洲的外部角度,即站在欧洲看亚洲。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就必须看到,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直至后来的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和魏特夫,西方一直就有研究东方政体的历史传统。[11]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世界以自由精神作支柱,而亚细亚人则擅于心机,精神卑弱,从而屈从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东方世界以奴役制度为特征。[12]20世纪的魏特夫认为,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君主专制由此形成。这种历史传统将东方的政体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与这种政体相对应的,是东方令人侧目、羡慕和垂涎的巨大富饶。

   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反映出西方的优越感和西方中心论:专制是东方的,自由是西方的。[13]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的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由各个家长彼此间发生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14]这就是说,欧洲大陆国家的形成主要是社会的阶级分化,亚洲的早期国家都是绝对君主专制,拥有强大的官僚机器,其经济基础是土地的国有制度,私有制则只具有次要意义。[15]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发展道路造成的,东西方的历史不可能沿着相同的道路发展,由于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就必然体现出迥然相异的历史图景。[16]

   西方立宪主义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美国总统就职宣誓把一手放在圣经上,另一手放在宪法上,这就说明西方立宪主义是与基督教不可分的。[17]然而,亚洲有着悠久的文明和自己的宗教,不可能将基督教全部移植过来。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文化根源一样”。[18]

   因此,在“立宪主义思想的移植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社会首先在文化领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一冲突迄今没有得到完全结束,它以不同形式影响今后(亚洲)立宪主义的发展”。[19]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亚洲立宪主义必须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基础上,才能获得深厚的滋养土壤。

   第二个考察角度,是亚洲的内部角度,即站在亚洲看亚洲。这就必须看到,亚洲是世界上第一大洲,幅员辽阔,东起白令海峡,西至地中海和黑海,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在亚洲,即黄河流域(中国)、印度河—恒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古巴比伦,今伊拉克境内)。直到18—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亚洲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亚洲的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即使是西方的基督教,也起源于亚洲境内,即今天西亚巴勒斯坦的伯利恒。而且,在亚洲内部,民族众多,文化的多样性很强,表现出异常的不同,几乎没有统一的亚洲文化。

   宪法必须以国家为单位。亚洲现有48个独立的政区单位(国家),并可以分为七个地理区,即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外高加索和北亚。[20]这七个地域和48个国家,不仅其经历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而且存在着多个文化,社会经济条件发展不平衡。国家多,宪法的稳定性又比欧洲差,制定宪法频繁,因此亚洲宪法的种类很多。宪法的传统分类,如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君定宪法、协定宪法和民定宪法,在亚洲这些国家里,都能找到典型的例子。亚洲的宪法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可以分为单一制宪法和联邦制宪法;在国体和政体的角度上,有君主制宪法和共和制宪法、总统制宪法与议会内阁制宪法、议会君主制宪法和议会共和制宪法;从意识形态来看,有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社会主义宪法,如中国、朝鲜和越南实行共产党领导,并探索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么复杂而形式多样的文化,这么辽阔而历史悠久的地域,这么繁多而有着自己独特历史的国家,这么精细而复杂的宪法分类,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文化?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东方政体?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国家治理模式?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承认,在亚洲内部,至少还存在着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这些不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立宪主义,不可能出现统一的模式;而与西方立宪主义的文化基础相比,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

   第三个考察角度,对我们中国而言,还必须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亚洲;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还必须站在具体国家的角度进行考察。

   亚洲许多国家在学习西方立宪主义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西方经验不能全部照搬的原则。例如,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不同政治势力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日本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政模式、应当如何把欧美的立宪主义同日本的传统文化结合,并最终形成以日本天皇为“机轴”的立宪政体。[21]

   中国很早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孙中山先生提出试图超越欧洲模式的“三民主义”模式,即民族、民权和民生,并提出五权宪法的思想,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权和监察权。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是根据这一思想进行了政治体制的设置,在总统之下设置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总统协调五院的工作。

毛泽东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系统的观点,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然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痕迹,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长时间内带有中国古代个人集权的色彩。1976年以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后来在提法上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后来明确写进了我国现行宪法。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本身的特点、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传统等等。“一国两制”就是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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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2),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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