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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毅: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

更新时间:2015-05-12 16:34:14
作者: 曾毅  

  
  一、现有国家建构理论简述
  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社会科学处理国家建构问题时,主要承袭了两大主流传统:韦伯传统与马克思传统。所谓韦伯传统,是指以科层制研究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的组织问题;所谓马克思传统,则是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的功能问题。国内学术界并不是从国家建设角度看待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更多的是批判的角度,但批判本身就是国家建设中要解决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熟悉的是韦伯式国家组织主义学说。韦伯传统关注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power),即现代国家如何“立”得住的问题,这与德国近代史上四分五裂的形态与渴望建立统一权威的冲动相吻合。这一传统是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最主流路径,西方社会科学的现代国家理论基本上都是由此展开的。例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对现代国家的人身监视、军事暴力、工业主义特征的描述;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起流行的回归国家学派对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强调,都是依循着韦伯的国家组织主义路径。
  其实,比韦伯更早的马克思传统则开启了社会权利(right)的研究视角。不同于韦伯传统,马克思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将国家视为经济上居支配地位阶级的统治工具,认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这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成长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提醒现代国家建构研究者们注意:一国疆域上普遍建立起合法垄断暴力的机器,并不意味着国家建构的终结,还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成长中的问题值得警醒,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如何保障在疆域内生活的居民的各项权利得以落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批判味道十足的国家观是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理论,比韦伯的国家观更具有前瞻性。如果说韦伯是基于历史而形成的国家观,马克思则是基于现实批判而导向未来的国家观,因而马克思的国家建设理论更值得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所点燃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大众权利运动直接导致了国家建构的另一个侧面——“权利建设”被纳入政治学的视野。二战后“社会主义”和“民主”一跃成为普世性追求,进一步地,对于民主理论的争论演变为国家建设之争。西方学者纷纷将“政治参与”列为政治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
  简要归纳来说,韦伯式国家观解决的是“国家能力”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则为现代国家建设研究带来了自下而上的权利视角,使“国家正义”成为国家建设无法避免的主题。这样,事实上形成了国家建设中的“权力观”和“权利观”。“权力—权利”的二元划分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学者的国家观。[2]可见,无论是政治科学研究、政治哲学研究还是中国政治研究,都是围绕两个基本线索即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展开的。
  笔者曾指出,仅仅以“权力—权利”二元划分来研究现代国家建构存在诸多缺陷。由于缺乏比较历史的视野,“权力—权利”二元对立的研究框架往往拘泥于静态的概念描述,因此往往会简单地将“民主—威权”、“国家—社会”进行对立,似乎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选择是非此即彼的。然而事实上,从比较历史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国家”不仅存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张力,更重要的或许来自权力建制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权利之间的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现代国家建设的研究框架绝非“权力—权利”这样一组概念对立这么简单,除了权力内部的先后次序与复杂张力,权利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战略次序。一旦加入了这个“历时性”的视角,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建设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并不是“威权主义—民主主义”这种静态标签能够囊括的,更多的是一种战略选择。[3]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笔者进而发现,仅仅以比较历史分析的“历时性”视角来突破“权力—权利”二维逻辑还是不够的。如果说权力对应着国家,权利对应着社会,那么“国家—社会”的二维研究框架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并不充分,它是对19世纪以来工业社会中一个重大事实的遗漏——资本的力量。
  为什么要在国家建构研究框架中加入资本/市场?这首先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国家建构。在《政治发展的面面观》中,派伊认为,现代国家建构中面临着五种危机: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参与性危机、整合性危机。[4]这五种危机或任务大致是符合一个渐次顺序的。即在解决了韦伯意义上的秩序、权力建构之后,才逐渐解决马克思意义上的公民参与和福利分配的问题。这就启发我们: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国家建构与国家成长、国家治理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事实上,正如上述五个危机是交错面对的一样,国家建构与国家成长、国家治理也常常是交叉混合的。尤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全球化和互联时代,更是要同时处理国家建设、成长、发展与治理多项任务。
  理论的背后是活生生的历史。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是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韦伯式国家观回答的是国家如何实施有效统治的问题,可以说是国家建构的第一步。而“民主(政治参与)”被广泛纳入国家建构研究,则是在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东西方的冷战,“民主国家”成为一个关键词。派伊、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等战后理论家大大丰富了民主研究的内涵。可见,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西方经典教科书中不可动摇的圭臬,而是可以随着现实的发展不断扩充的。仅仅以官僚制、主权独立、垄断权力为主要内容研究“民族国家建设”是不够的,需要加入以政治参与、保障公民权利为内容的“民主国家建设”研究。然而,这些还不够。既然作为社会权利的民主可以被加入现代国家建设的研究框架中,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时代,“政治经济关系”为什么不能加入现代国家的分析框架中?作为权力的资本,在国家建设中基本被忽略,“权力”仍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范畴,这将大大遮蔽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因此,需要从经济领域来重新认识权力,并拓展国家建构的研究维度。


  二、第三维:从经济权利到资本权力
  对现代国家的讨论离不开重要的第三维——资本权力。在历史的维度上,很多国家在很多时期,其实是资本权力在主导着国家行进的方向,而作为一种来自社会的权力,既不同于国家权力,也不同于社会权利(权力),因而必须、也只有把资本权力嵌入国家理论,国家建设或国家的基本结构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经济权利最终演变为资本权力,这既是波兰尼所说的市场从社会“脱嵌”的结果,也是欧洲国家成长中战争逻辑的体现。
  1.从经济权利“脱嵌”而来的资本权力
  一般认为,与政治权利一样,经济权利更多是一种“权利”,包括市场经济交易权、财产所有权等各项权利的总称。我们的确可以将市场带给普通公众的自由选择机会视为一种权利,然而,在国家建设的视野下,必须要认识到,在市场中异军突起的资本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天赋的权利”,更是上升为了“宰制的权力”。事实上,这是19世纪以来日益凸显的一个全球性现象,直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
  几乎是在两个世纪之内,资本就由一种被呼吁的“天赋人权”迅速成长为强有力的权力。资本主义的内涵远远超越了经济组织方式本身,更是成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经济从政治、宗教、社会关系领域中独立出来的过程,被社会主义学者卡尔?波兰尼称为“脱嵌”。[5]作为比民主主义来得更早的历史洪流,资本主义本身需要得到更深入的反思。事实上可以说,国家、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是近代社会最重要的三个发明。资本脱嵌与大众权利运动都曾深深地冲击了古典的国家结构。
  16~17世纪,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争论开始出现。约翰?洛克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关键人物。虽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从古罗马时期就已有之,但正是洛克构建了财产权的理论基础,财产权由此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性问题。洛克指出,财产权利与生存权利一样,是符合自然理性和上帝启示的自然权利。而这个论断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人的劳动。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享有天经地义的所有权,那么他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也必然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6]财产因而成为劳动延伸的部分,劳动使人拥有正当的财产权利:“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7]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沿袭了洛克的传统,将劳动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
  在政治思想中,自由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信念:私有财产权利既然来自人的勤奋劳动的产物,那么就是天赋人权和自由的基础。这正是英国自光荣革命到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时代精神的写照。可以说,17世纪中期后的近一个世纪中,西方思想史上的财产观念都是以“权利诉求”为核心的,劳动可以带来财富,财产权是一切其他权利和自由的基础。财产权没有任何争议,因为财产的占有是以享有为度的。而且,“世界上天然物资丰富,消费者很少,一个人的勤劳所能达到的并对它独占而不让别人分享的一部分物资数量很小”,[8]所以财产争执和纠纷几乎不会存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欢歌笑语中滚滚向前,追求财富的权利看起来正当且可爱。不仅如此,功利主义更是将其推向极端,鼓吹一部分人的贫困正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在。
  洛克式自由主义代表着新生阶级的基本诉求,把财产权视为同自由、生命一样的权利,而“光荣革命”以后的“议会主权”政府则是积极地保护着革命成果即新生阶级的财产权。
  这种局面到了19世纪中期急转直下。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带来滚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面目可憎的副产品——贫困,甚至是赤贫。贫困不再只是资本主义“附带的痛苦”。卡尔?波兰尼指出,在1696年英国的济贫总费用大约40万英镑,而到了1818年罗伯特?欧文时代开始时,总费用已接近800万英镑。这120年内人口大约增长了两倍,但济贫费用却增加了20倍,贫困化的意义浮上历史的水面。[9]
  马克思最为深刻、最为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崛起过程,他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批驳了“劳动财产同一说”的自由主义财产观根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意味着劳动与财产的分离。首先是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自由劳动的小农土地所有制的解体;第二种是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也就是手工业劳动形式的行会制度的解体;第三种是劳动者本身被当作生产客观条件被人占有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10]这些历史过程的最后结果是:使一个民族的大批个人脱离以前作为其财产的客观生产条件,变成自由雇佣工人,“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所有客观的生产条件作为他人财产,作为这些个人的非财产,和这些个人相对立。”[11]这个劳动与财产相分离的过程,也就是自由工人与自由基金相对立的过程,“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资本”。[12]在《共产党宣言》中,他的矛头直指洛克—斯密式的私有财产权利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3]这个社会力量甚至有能力将国家变成管理其资产的委员会。
  如果说马克思是以阶级分析为武器对工业化大生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那么,波兰尼则对整个市场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是虚拟商品,因为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劳动力归根到底是人类行为,而货币与信用供给是政府政策产物,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在自由市场上简单交易。比起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批判力度,波兰尼带有环保主义、人文主义的批判显得较为温和,但是他却道出了19世纪以来资本与经济力量逐渐从社会中“脱嵌”的事实。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是由国家的开创者托马斯?莫尔和马基雅维利、路德和加尔文开启的;而写作《论济贫法》的汤森则属于19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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