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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利益集团缠斗瓦解大清国

更新时间:2015-05-12 13:32:17
作者: 雪珥  

   公权力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玩具

   自戊戌变法开始,清政府十分重视民营资本。但直到1904~1905年“利权回收”运动后,本土的民营资本才开始大规模接收支柱产业——原先由外资兴办的铁路。问题在于,激情不能替代实力,民营资本依然还不足以支撑铁路建设的投资,最后,大多数民营铁路公司都只能靠特殊政策生存:向老百姓收取“租股”,这等于是强行集资摊派。

   所谓的“民营”公司,蜕变为了利用公权力牟利的“赢利型”经纪人,在政府那里,他们是商人,是民营企业,在那些“被”股东的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有着公权力的“二政府”。这是一种大清特色的畸形的民营企业。

   这种畸形的民营企业,成为社会财富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掠夺者,政权和民众都深受其害。史学界的主流总是将保路运动归结到清政府的“国进民退”,这是极不客观的。铁路国有绝非“国进民退”,而是对投资主体的正本清源,包括后来策动保路运动的那群人,当时也积极拥护,希望政府来帮他们解套。至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翻云覆雨,我在《中国经营报》的专栏“出轨1911”及《辛亥计划外革命》的书中描述得相当详尽。

   1910年上海股灾,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直接的经济损失;(2)暴露了大量的监管问题,令政府权威严重受损;(3)不得不救市,却又没有能力真救市,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权威受损;(4)投机者一地鸡毛,最后政府被迫打扫战场,清理垃圾。

   而川汉铁路公司的300万两巨额亏损,就是给政府留下的一道难题。违规炒作的川汉铁路公司,非要政府为这些损失埋单,如果接受,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也会导致各地攀比,成为鼓励“劣币”。所以,中央选择的是严拒,绝不妥协,川路公司就用裹挟民意用“保路运动”来胁迫,最后彻底失控。从“经济掀翻政治”的角度,辛亥年巨变或许是如下的路线:

   监管缺位——违规炒股——股灾巨亏——赖给政府——政府拒绝——发动民意对抗——失控蔓延。

   当然,这是表面的线索,而深层的则是公权力的异化。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控制了商与政、国与民、公与私。至于革命、改良或者保皇之类,无非都是口号,随时可以替换。

   善政成苛政失去民意

   清末已经无人公开反对改革,大家都想着如何利用改革,这反而令改革比之前更为艰难,成本和风险增大。

   以改革所需的金融基础为例。在财力困难而改革又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大规模铸造铜元,且没有足够的储备金,直接开动铸币机,成为公权力对民间财富的直接掠夺。铸造铜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利润”,根据记载,少的有25%左右,高的达66.67%,这在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涉及民生的几乎所有改革,到清末几乎无不失败。一切善政,经过官僚机器运作后,几乎无不变质成为苛政。如推行宪政选举所必须的户口调查,成为地方政府搭车收费的机会,引发不少暴动,而那些鼓吹立宪的理想主义者却并不在乎“行宪”的这类技术细节。再如引爆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中央的一大配套措施就是取消“租股”,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仁政,但既得利益集团干脆隐匿中央文件,民众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善政被异化为苛政、甚至暴政,导致政权日渐丧失民意基础;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令政权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效忠;而超速失控的政改,再令中央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些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政权的崩溃——确切地说,我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其实是“崩溃”,清政府自己推翻了自己,所谓“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并非什么“革命”。

   推倒重来不可取

   我们传统上并不重视对官僚集团的独立研究,而多将它看做是政权的一部分。但是,尽管经常发生城头变换大王旗,抽象意义上的官僚集团却总是不变的,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他们。

   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的“王朝周期律”,其核心与政权的意识形态无关,而与官僚集团有关。“千古犹行秦王政”,这种官僚集团,不论它打着什么颜色的旗号,其本质和问题都是一致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革命(改朝换代)也好,现代革命也好,很少将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只忙着解决政权的“股东权属”,根本就不考虑日常的经营管理,等到开始有暇关注“公司治理”,“公司”却往往又到了需要“破产重组”的地步。

   我一直坚信,国家的治理,更多地是“问题”,而不是“主义”,是“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如果全民谈“主义”,不解决“问题”,无论什么“主义”当道,最后还是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问题”有其客观规律,不是靠“主义”能解决的。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摒弃推倒重来的传统的革命思维,将精力从砸烂一个旧世界(却往往建立一个整新如旧、甚至还不如旧的社会)转向改造一个旧世界上,不要轻易打断变革进步的进程(打断后往往不是加速,而是归零重来)。

   新旧既得利益集团

   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到晚清新政时,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新老两类。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这些人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成为宪政大跃进的主力。同样,这种热情,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利益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相比,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更希望的是变动,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集团及政府相抗衡。他们正是户部奏折中所说的:“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普通民众远离政治,“莫谈国事”,一直是中国的主流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一般指精英阶层。政治一向是精英的专用游戏,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的定位只有一种,那就是成为“劳心者”们的道具和工具。因此,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人民总能被人轻易地“代表”了,他们的力量展示和释放,往往容易被扭曲。

   我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我知道与传统的史学认识相比,这实在非常另类,但却是残酷的事实。这两句话,对应着晚清改革的两个阶段: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而第二阶段的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而我们这个民族,再也经不起更多的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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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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