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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桂华:栉风沐雨,成就斐然——记历史研究所简帛研究

更新时间:2015-05-10 11:52:12
作者: 谢桂华  

  

   今年是历史研究所建立五十周年,五十年来历史研究所众多前辈专家、同仁在各自的领域潜心研究、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历史研究所应有的学术地位,简帛学也是如此。我从1963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自1978年以来一直从事简帛整理和研究工作,有幸见证了几十年来研究所同仁在简帛学领域的杰出工作,见证了历史所历届领导对简帛学科的关注与培育。值此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就我所知五十年来历史所在简帛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略作回顾,权作献礼吧。

   众所周知,简帛的出土是中国二十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根据目前已经出土的实物来看,简帛主要属于战国至魏晋时期的遗物,也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简帛的出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对简帛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经过几代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堪称继甲骨学和敦煌学之后迅速崛起的举世瞩目的国际显学之一。在简帛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历史研究所同仁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

  

   我所同仁关于简帛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30年代。1930年由瑞典和中国学者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居延地区发现的大批汉代简牍,是为居延旧简。这批简于1931年运至北平,由北京大学的马衡、刘复等释读。1932年,我所著名的历史学家贺昌群时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他与向达、劳干、余逊等人参与了居延汉简的整理和释读工作。贺昌群撰写的释读手稿《居延汉简释文稿本》多达16册,解放后,他将这些释文手稿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居延汉简》使用。他遵循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资料,完成了不少高质量的论著。他于1940年发表的《烽燧考》一文即是代表之作。在文中,他依据汉简资料,对我国汉唐间古老的烽燧制度作了精当的考释,纠正了魏晋以来历代史家对这一制度的误解。

   1972—1982年,由甘肃省多家文物考古单位联合组建的居延考古队对居延海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简牍近两万枚,是为居延新简。从1978年起,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又联合对这批汉简进行整理。我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是联合整理小组的负责人。我和所里的朱国炤先生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参与这批简牍整理工作的。当时我已经年届四十,以前也没有从事整理简牍工作的经验,加之文革时期在学业上或多或少有些荒疏,所以感到压力很大,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颇感疑虑。不过想到有老师挂帅,心里略觉宽慰。但是,没想到唐先生不幸患眼疾,视网膜脱落,无法亲自释读简文。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心情沉重,一方面为唐先生担心,另一方面觉得好像突然之间失去了依靠,压力倍增。痛定思痛,别无良策,只有在摸索中积累经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完成这批简牍的整理,以期不负唐先生厚望。那时条件比较艰苦,释读只能完全依靠肉眼进行,没有任何先进的工具可以借助。我记得当时集中工作的地方在沙滩北大旧红楼,不论严寒酷暑,参加整理的先生们每天都从各个方向赶到工作地点,伏案工作,一干就是一整天。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完成了居延新简的全部整理工作,并集体讨论定稿。参加释文工作的还有于豪亮、任步云、初世宾、李均明、何双全等同志。1984年9月,在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唐长孺先生主持下,我所张政烺、李学勤、北京大学裘锡圭、社科院考古所徐苹芳等先生应邀对其中的疑难释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批汉简也被列为“六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科古代史重点项目。为了使读者早日见到这批珍贵的资料,我们决定先将释文部分出版简化字横排本,于是有了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一书。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下),附有完整的图版和释文。该书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等奖项。

   从我参加居延新简的整理到释文出版,整整历时十二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唯有自知。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在整理过程中逐渐对简牍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学习和积累了古文字、古文献、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至今受益无穷。

   在整理居延新简的过程中,我们深感有必要综合各家成果,对居延旧简重新进行全面校释。我和朱国炤、李均明合著了《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一书。该书将居延旧简的全部释文,按西北科学考察团最初在北京整理的编号顺序排列,重新释读,并附有《原简编号、出土地点、图版页码一览表》及《居延汉简台北本与甲乙编本简号校异》。全书所录简文,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著的《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为底本,如《甲乙编》释文无误,即照录。如《甲乙编》释文有误,则径直予以校补订正。凡是《甲乙编》、《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劳干著)释文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校补释文不同者,均在按语中分别说明,以供读者择善而从。这样既反映了合校本释文与上述三种释文的相异之处,又反映了劳氏、《甲编》及《甲乙编》三种释文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处,令人一目了然,从而便利了运用者推敲释文的正误以定取舍的工作,也省却了使用者同时查阅三种不同释文的麻烦,加上合校本的校补工作是在整理居延新简的过程中进行的,有条件运用大量新简的材料与旧简的材料作对比研究,且尽可能充分吸收已公布的国内外有关释文的成果,在释文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校正了一万枚简中两千多枚简的释文,因此合校本以其准确性、权威性、便利性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和欢迎,认为合校本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与工具书的使用价值。本书也获得历史所第一届科研成果二等奖。

   关于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有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林甘泉《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李学勤《四支居延汉简的故事》,本人所撰《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考释》、《汉简与汉代西北屯戍盐政考述》、《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举隅》、《元康四年赐给民爵名籍残册再释》、《汉简草书辨正举隅》、《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和册书复原》等文。

  

   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研究

  

   1972年—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内容丰富,涉及到多种古籍和图籍。我所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从1974年开始即负责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研究。历史所李学勤先生和马雍先生也于此时开始参与这批帛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一直到1978年,他们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帛书的整理研究中。最初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老北大红楼,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曾暂时迁至紫禁城内城隍庙。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不过先生们并不以此为意,反而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学术研究带来的愉悦。《马王堆汉墓帛书》预定6册,现已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马王堆汉墓帛书》(叁)、《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0年、1983年、1985年)。其中《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是张政烺先生所撰。张先生不仅博览群书,具有精湛的文献根底,而且非常重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陶文、简帛、碑刻等各种新出土文献,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娴熟地运用于古代历史的研究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独辟蹊径,利用甲骨文、金文和简帛等考古资料,研究易卦的起源,取得划时代的惊人发现。特别是他撰写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根据《易系辞》所载八卦揲蓍法原理,破解了困惑学界数十年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片上出现的一行三个或六个数目字的问题,确认它们是一种古老的数占法八卦符号,而不是所谓“已经遗失的中国古文字”或者“奇字”。这一重要发现,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从而开创了易学研究的崭新局面。关于马王堆帛书,张先生还撰有不少研究论著,其中《帛书<六十四卦>跋》一文,根据帛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推定当时流行的八卦次序。《<春秋事语>解题》一文,对《春秋事语》的名称、性质、成书年代、抄写时代、史料价值、文献校勘价值等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

   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研究过程中,撰写了《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论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从<要>篇看孔子与<易>》、《<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论<经法大分>及<经十大>标题》、《<称>篇与<周祝>》、《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论帛书白虹及<燕丹子>》、《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等若干篇论文,多收入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一书中。为了研究马王堆帛书,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周易经传溯源》。

   马雍先生先后撰有《轪侯和长沙国丞相》、《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帛书<别本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再论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篇及其有关年代问题》等一系列研究论著。其中《帛书<别本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认为这部帛书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属于战国后期的史料,大体上相当于齐泯王称帝到亡国这一阶段。罗琨著有《关于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商讨》一文。刘乐贤撰有《谈简帛本<老子>的“銛錟”》一文。梁涛撰有《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一文。

  

   三、云梦秦简的整理研究

  

   1975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孝感地区和云梦县文化部门,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总计有简1155枚(另有残简80片)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秦简。这批简内容广泛,涉及秦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为研究秦代的历史,特别是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见的丰富材料。我所张政烺、李学勤二位先生参加了这批秦简的整理。197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该书包括秦简除《日书》以外八种的全部释文、注释,其中六种并附有语译。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李学勤先生参加了两书的注释、译文和说明编写,并最后定稿。

关于云梦秦简的研究,张政烺著有《秦律“葆子”释义》一文。林甘泉著有《秦律与秦朝的法家路线》一文。马雍著有《读云梦秦简<编年纪>书后》一文。李学勤著有《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秦律与周礼》、《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日书>与楚、秦社会》、《<日书>中的<艮山图>》、《<日书>盗者章研究》等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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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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