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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西方是企业家的政治,中国是政治家的企业

更新时间:2015-05-08 19:56:20
作者: 郑永年 (进入专栏)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政商关系比较感兴趣。有两个概念,西方的政商关系称之为企业家的政治,中国的政商关系称之为政治家的企业。
  西方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家的政治
  首先讲西方,西方现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后来城邦国家产生了,就像今天的正和岛,这些城邦的主人是商人,也就是企业家。后来市场有限,企业家有发展需求,所以需要国家也就是市场的统一。国王统一国家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向商人借,商人说,我借钱给你可以,但要有一个契约,就是保证国家统一以后,不掠夺我的私人财产。这就是契约文化、私有制的产生。
  今天好多经济学家所说的私有产权、契约文化实际上是西欧特殊历史的产物。西方民主第一拨主导者就是企业家。到了近代,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开始跟企业家分享权利,这是大众民主的开始。企业家怎么来影响政治呢?就是通过捐款,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贿赂关系,西方国家是把它合法化了,就是政治捐款。政治捐款是西方企业家影响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当然有很多企业家自己去参加议会选举,西方的国会议会里面很多都是企业家,而且他们支持固定的代理人。因为企业肯定要影响政治,你就是想把这两个关系分开都分不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人一票的民主法治实行以后,对企业的冲击非常大。一人一票的目的就是一人要拿一份社会福利,人人共享福利的前提是人人要贡献福利,但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却保证不了一人能贡献一份。这使得西方的政治跟经济社会就失衡了,在这一点上,欧美碰到的难题是一样的。
  二战以后,欧美国家福利大扩张,企业负担很重。欧美的企业很聪明,从80年代开始主导全球化,全球化冲破固有国界,冲破政治控制,把资本运用到全球范围内,逃避国家的规制。最近美国要把政治捐款的限额取消掉,如果真的取消了,对世界政治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从二战、一战以后,开始实行大众民主,企业家不能过度参与影响政治,企业家政治捐款可以,但是有限度,现在要把这个限度取消掉。我觉得取消政治捐款上限是违背企业家政治的。西方的问题,完全是企业家政治,奥巴马做不了主,想做一件事就是做不了,奥巴马想改造华尔街,也做不了主。企业家的政治体制也有问题。
  中国的政商关系: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
  再看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倒过来的,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有国有企业,国家长期垄断一些重要的市场。国家通过税收制度、货币制度,各种方法论,实现了对社会阶层的控制,叫市农工商,是要刻意把商放在最后一位,中国历史上不乏做的很大的商人,但看看历史,商人一旦做大,皇帝有两件事情一定叫商人做,目的是不让你做大资本。第一个事情,叫商人买地,你不能有那么多资产,我把土地给你,把你绑架在土地上。第二条,让你的小孩考取功名,从事政治。一个土地一个公民,把中国商人跟政府的威胁消解了,非常有效。
  到了近代,西方这种企业家的政治到了中国以后,就打败了政治人物的企业这种政治形势。近代开始政商关系演变,毛泽东时代,没有企业家了,政府说我自己来当企业家,最后大家知道了,到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状态。从学者角度来说,政商要分开完全不可能,只是说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就是建立一个边界问题,政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的边界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学到很多,政治人物要发展经济,完全看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不能有效发展经济,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西方刚才走了企业家政治这条路,亚洲四小龙利用政治人物,利用企业家的发展,大力推动国家经济这样一条道路,四小龙基本用了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150年时间,这个非常有效,中国某些方面也是有这样。中国唯一的不同就是还有国企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可以学学新加坡。从比例来说,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比中国的可能还要多,但人家确确实实做的很好。北京首都机场做的那么大,但是它的服务远比不上新加坡机场。新加坡的机场大家去过的都认为是世界上一流的机场,人家也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能搞好,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就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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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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