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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佳熹:1980年代的赵越胜沙龙

更新时间:2015-05-08 18:25:49
作者: 佟佳熹  

  

   上世纪80年代,以“赵越胜沙龙”为代表的诸多文化沙龙是当时文化精英的培养皿和发声地。曾经参与赵越胜沙龙的人,回忆那个年代的那些沙龙往事时,都带着对自己青春的垂涎。

   周国平的散文里那种浪漫化的沙龙生活勾人向往,因为“生活”盖过了“沙龙”,阅读者会记得沙龙参与者的名字和他们在吃着什么、玩着什么,至于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又为什么要以沙龙的名义相聚,只能用猜测和想象去完成一场求证。作家柯云路在小说《新星》、《夜与昼》、《衰与荣》里,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圈子的生活图景,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去对号入座。在2006年的畅销书《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甘阳提到过赵越胜——为甘阳在八十年代的哲学研究提供历史佐证。

   赵越胜和他的沙龙似乎还“活”在别人的回忆里,偏偏回忆总是被回忆者修改与过滤,于是他成了一个“浪漫”、“热情”、“睿智”的人偶。

  

   穿花睡衣的潮人

  

   “你看到他的文章以后,你就爱上他了。”歌唱家范竞马深爱赵越胜,却不是因为读他的文章,而向人介绍赵越胜时,一开头只能用文章来打破陌生的尴尬,“当时有诗歌朗诵会等等,我只是一个默默的旁观者。”

   范竞马在北京进入沙龙是在1982年,当时他刚刚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是一个年轻的助教。“沙龙当时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那里有吃的。当然他们说的也很精彩,让我很佩服。他们看那么多书,对我来说如饥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进到肚子里——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把东西都吃光,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方面对我是一种补充。”范竞马所指的充满“诱惑”的食物,在那时不外乎西瓜、冰棍、馒头。

   “穿着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赵越胜还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参加赵越胜沙龙时,对赵越胜的睡衣印象深刻,“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一个颜色,都很素。他(赵越胜)很西方范儿,说话时也夹带英文,特别热衷于谈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当时的沙龙参与者甚至都忽略了赵越胜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个干部子弟,特别好客。”与朋友谈着话,赵越胜一定会设计一下接下来怎么招待朋友们吃顿饭,“很义气,也可能钱花得光光的,还要想着给朋友帮这个那个的忙。他也谈政治和改革,但是重点在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发烧友,搞音响,我经常听说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时兴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认:赵越胜这样的沙龙领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中是少数人,但却是一种潮流和风尚,吸引人们去追逐和效仿。

   “那时候穿睡衣是很酷的,那个时候的人哪有‘睡衣’的概念。”不仅没有“睡衣”的概念,当时的沙龙因为缺少通讯工具,组织过程也与“浪漫”相悖,范竞马回忆,“那个时候人很随便,可能半夜敲门就去了,12点、1点,那个时候没手机也没电话,打电话要打到楼下传达室,让传达室老头儿去叫去。那个时候找人都是:我找一个人去了!骑车45分钟到一个小时,拍门,一看人不在。”在范竞马的描述中,他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青年。而在周国平的《我的心灵自传》中,赵越胜的择友标准明确化了:“每次举办‘帕提’,他(赵越胜)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

   “文化”有着极度自我的判断标准,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沙龙里,众多出入赵越胜沙龙的人的名字在之后中国文化圈的十几年里,响亮且远播:周国平、范竞马、甘阳、陈嘉映、柯云路、苏炜、徐友渔、阿坚……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下乡第一天的时候,村民用几百对避孕套吹好的气球来迎接我们——村子穷到十二三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避孕套是免费发放的,不用钱。”在读大学、到北京之前,范竞马下过乡,在四川大凉山干过农活。而柯云路中学毕业后,也在山西插过队,“那个时候的很多年轻人,城市精英、文化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像我一样,有过插队经历,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他们也上山下乡、插队,又回到城市,经受过各种人生的坎坷,家庭受冲击、自己受冲击,各种各样的经历,比现在社会的年轻人经历要曲折得多”。除了柯云路和范竞马,甘阳等人的自述中,也都曾经提到上山下乡的经历。

   “他们的‘锐意改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有根的,不是纸上谈兵,都是扎根在中国,对中国积重难返的文化弊端感触甚深。”柯云路所表达的,是对当时文化沙龙参与者身份的一种敬意——沙龙并不是精神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也不是书生展示才华的讲坛,尽管他们在其中既享受了聚会的乐趣,也使用了讲坛的平台。

   文化沙龙对中国未来的探索,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其作用与影响,在中国此后的二十年里得到了印证。“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主调也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从年龄上看,美国的六十年代人与中国的八十年代人相差并不大,”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序言里,査建英将中国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特质,和60年代的美国做了简单的比较,而这也并非她一人的想象与结论,“李陀认为:八十年代问题之复杂、之重要,应该有一门‘八十年代学’。”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各种文化沙龙相继结束,沙龙的参与者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出路,赵越胜离乡赴法国。

  

   “我们何时再唱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范竞马在赵越胜沙龙里,朗诵起欧阳江河的诗歌——这个场景曾经被很多参与其中的人提起,可是就算范竞马本人,也无法用记忆拼凑起具体的时间、场景,记忆是零散的,但是关于记忆的情绪线索却是清晰的:“那帮人都是朋友,想怎么说都行,很精彩的。我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甘阳啊,周国平啊。欧阳江河,我读他的诗都激动,我都朗诵他的诗,完全是自发的,他的诗打动我,有力度,有穿透力。”

   在赵越胜沙龙的众多参与者中,范竞马与赵越胜近年来还经常来往。“越胜出国以后,到现在就经营丝绸生意,那么大一个人物,他不做学问了。想想看,你的思想基础、知识王国建立在中文的基础上,跑到一个和中文完全没有关系的社会,你在中国再是个人物,说话再酷,到了国外,对方就只说:‘你懂吗?’小孩都跟你这样说话。”当范竞马在法国的丝绸店铺看到赵越胜时,欣慰于赵越胜在丝绸下面藏了书籍,店里没客人的时候,赵越胜就拿出书来看,并且还伴有音乐,“我觉得他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分别后,柯云路再“见”赵越胜,是在媒体上看见他的名字。“我不是一个会刻意寻找历史的人,如果命运安排我们重逢了,我们会聚在一起,谈我们现在的事情,也不会光回忆过去,现在肯定有现在的话题。”而在2006年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之际,苏炜、周国平等人,在面对这本书时,最先回忆起来的竟然是赵越胜沙龙,尽管赵并不是这本书中的主角。

   “我希望自己能用歌声把大家再聚起来。” 范竞马希望有一天,他一唱歌,原来的老朋友再汇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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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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