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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典型儒家激进思维的产物

更新时间:2015-05-08 11:21:29
作者: 顾如  
这一点由儒学的本质所决定。所谓儒学,本就是一种解释经典为己所用,表达自己理念的学术。其方法就是用他自己的东西,历史上出现过的解释去套他新看到的东西。儒家这种解释学术,也就是解释、阐述、为之辩解的学术。“非天子不议礼”前提下,用于参政,无非是用自己的学术去为君王服务罢了。在国学内部则更为霸道。只要他看不顺眼的表述,他就认为错简、错字、缺失、窜入,然后儒者们就把原文修改了。最终所谓墨学就变成了儒家原教旨的载体。《墨子》《老子》等古之道术经典都遭到这种灾祸。儒家这种理解其他内容的习惯,正源自儒生为之自豪的“推己及人”思维惯性。儒生读任何东西都是如此,实际都在推己及人。也许我们不能说他们故意,但他们的思维、治学方法决定了他们的治学结果必然是那个样子。

   而且儒者们又缺乏反省精神,喜欢挑取那些可以多向解释和适用的内容。用于批评别人,树立自己。儒生用来做宣传的词汇,哪一个可以落实为具体内容呢?人们只会看到儒生自称,我如何如何好,我能做到什么什么。但从来看不到儒生敢于面对自己的经典,敢于面对自己的所谓伦理道德,敢于表述自己的具体主张。刘小枫《当代西方自由派学人如何面对古希腊先贤的痛斥》一文也是一种典型。其中论据,全部都可以反转过来用于质问他自己。比如“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术师们的文章虽写得漂亮,言辞虽然厉害,灵魂品级却算不上优秀,因为他们的灵魂天性并不向往(遑论理解)高贵的东西,而是热衷‘对世人能说会道和呼风唤雨’”。刘小枫的灵魂天性向往了高贵的东西,还是被他批评的人灵魂天性向往了高贵的东西呢?儒生也缺乏规则普遍适用意识,他意识不到他所说的东西应该先适用于自身。儒生对墨学的批评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很明显。他们批墨的东西,全部在《墨子》书、先秦其他经典中找不到。除了他们不喜欢的勤俭之外,其他批墨内容都在经典中找不到。而恰恰都是儒家经典所表达的主旨。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那样批墨,却看不到他们所批的墨家,完全符合儒家经典。他们用来治墨学的方法,同样用于治儒学将导致儒学完全崩溃。他们看不到,他们脑子里是被权力娇惯坏了的“双重标准”意识。儒者们也总是会切割自己的一部分,将之做为垃圾桶。似乎将那些干了坏事的儒生装进垃圾桶,就完成了儒家的自新和清白。汉朝制造出来的所谓先秦法家是如此,过去的所谓墨学是如此,现代真正实践了孔孟主张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但是儒生们仍然在努力传播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儒家经典。

   从清末民初儒家制宪闹剧之中,我们应该受到启发。文化和制度建设必须并行。无论何者先行,另一部分也应该立即跟上。这是第一个启发。第二个启发就是不可能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即使有了民主体制,儒家文化也是社会正常化的阻碍。如果多数精英的头脑仍然是儒家化的,那么华夏民族就仍然看不到希望。与清末民初一样。印度是一个现成的案例。印度的血缘氏族和巫蛊文化与儒家何其相似!儒家仅仅多出了为生民立命之使命感和大堆劝学励志之类语录。印度虽然有英国打下的制度基础。但是运行在那种类儒家的文化基础上,他们也自然选择了政权干涉为色彩的运作。这种干涉色彩必然使政权成为利益争夺的关键。成为强者撕裂社会取利的游戏,而不是制衡约束保障下的自治。儒家对于现代的贡献只是重视教育而已。当儒家教民礼乐,不教民智辩事艺的氛围被打破以后,重视教育演变成了当今的科技是第一发展力。但是当今显然仍然民智未开,特别是人们的智辩能力未开。

   当今还面临大量概念被儒家化困难。这些都需要找到解决方法。所谓现代,实际是商业文明+封建+民选。而“早熟”的华夏恰恰提供了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存在于源自封建的道家之中,存在于源自工商业阶层的墨家之中。只要恢复华夏传统,就能完成启蒙。这种启蒙显然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从封建向现代启蒙,而中国是从宗法集权向现代启蒙。这是需要我们清醒认识的。西方之启蒙确实与中国之启蒙有所不同。西方有连续不断的传统可以依靠,中国则需要找回曾经失去的华夏传统。西方是假造了一个历史,而中国需要认清历史。形式上则都可以称为“复兴”。以回归华夏传统为形式,能够迎合人们服从权威的需要。这种由“传统”而形成的权威,不能交给儒生们掌握。人们手里的资源,本来就少得可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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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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