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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光禄 祝彦:略论苏轼思想与宋词解放

更新时间:2015-05-04 23:31:37
作者: 祁光禄   祝彦  

   艺术创作是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其形象的流露与表达。因为思想是对创作主体的哲学政治观念、情感心理意绪、性格气质特征等的高度抽象和精当描述,是各种精神现象的综合与融汇。它的形成,规定和影响着创作主体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从而,最终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在词坛上,苏轼是北宋著名的词人。“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①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于尘埃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②“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③词经过苏轼的改造和深化,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本文力图通过对他复杂多变的思想解剖,勾勒出其词创作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内容与其思想的逻辑关系来。

     一

   苏轼生活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思想成熟定型时期。由魏晋以来所展开的儒道释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逐渐演变为互渗融合与共存,到唐宋时代,三者形成了共尊的局面。虽然之间存在着不可根本调合的矛盾,时有剧烈的争斗与驳难,但最终是互为启发,互为补充,全面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作为深受传统文化陶冶的封建文人,苏轼思想有着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最典型的结构形态。

   儒学精神的高扬。苏轼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和弟都是名冠一时、卓誉千古的文学家。深厚的家学渊源,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和多样的才能,也铸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传统儒家的功名思想,深深地溶进了他灵魂的深处,使他从小就立下凌云之志,抱有高远之怀,将人生的视点投注于广阔纷纭的社会生活。面对北宋积弱积贫、岌岌可危的险恶局势,他希望加强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阶级统治,就曾向朝廷献计献策,提出了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积极主张,要求“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④他是支持和主张改革的,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持彻底否定怀疑态度,只是反对其急躁冒进,急功近利,而提倡循序渐进,稳妥进行,只不过与王安石治政的途径不同而已,目的都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维护北宋王朝的统治。苏轼一生仕途偃蹇,命运多舛,屡受群小的猜疑忌恨和排挤,长期外放,流落他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失去对生活的火热情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甚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⑤豪放旷达,溢于言表。每到贬谪新地,苏轼都能以乐观的情怀忘却心灵的伤痛,以贤者的姿势跟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在杭州,他尽力治理蝗灾,兴修水利、疏浚河水,筑修堤坝;在密州,主张要求减轻人们的赋税;在徐州,组织民众防洪抗灾。作为地方官吏,他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当苏轼不幸辞世时,“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大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⑥苏轼以自己刚正不阿的品格,功惠当代的斐然政绩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了高大峻洁的形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⑦关心民生的疾苦和国家的安危,是他执著人生的思想根源。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生活不求奢华,勤劳简朴,并能亲自参加具体的生产劳动,体察民生的艰辛。据《杭州府志》(卷一百七十二)载,筑西湖新堤时,苏轼每天都要到湖上巡视。一天肚子饿了,叫准备饭食。饭还未送到,“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盛陈仓米一器,尽之。其平生简率如此。”他的那颗饱受沧桑而又纯净透明的灵魂与最广大的人民融为一体。

   纵观苏轼一生的主要行迹可以看出,他把自己的生命始终置放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拥抱现实,热爱生活,把治国平天下视为人生坚贞的信念,系心于大众的命运和未来。儒学精神是其复杂多层思想的主色调。

   尽管苏轼是一位铁骨铮铮、倔强执拗的封建士人,有着匡世济时的大志,但现实的冷酷与残忍却是无情的。特别是在宋代,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日趋腐朽和没落,传统儒学精神渐渐失去了合理的内核,蜕化为扼杀人性、摧残个性的反动教条——理学。所以,在这样一个从理论基础到组织形式都已成为社会进步、历史发展障碍的环境里,对张扬个体生命的戕杀势在必然,在所难免。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再具有强烈的判逆精神的反抗意识的个体都注定逃离不掉被压抑折磨的厄运。对封建士人来说,或者泯灭生活的信念,顿入空门,将自我封闭在个人狭小孤寂的生活圈里,身心憔悴,形影相吊,走进自然烟霞,让美妙的清音彩云抚慰心灵的创痛;或者在人世与出世之间踯躅徘徊,既不愿抛却独立的人格和高远的理想,表现出对现世的依恋和挚爱,但又不能全身心地投入与实践,充分地发展自己,表现出对命运的茫然与无奈。传统儒学精神失落了,而佛老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一饥渴与缺陷。于是,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封建士人那躁动焦灼的灵魂,逐渐圆融着儒、道、释精神,使之成为人生的支柱,三者之间,做到不即不离,不偏不倚,既超越了入世精神感召诱惑所带来的不安和焦渴,又不完全沉醉于自我脱俗的清高与逍遥,这样以适应朝不虑夕、风云突变的现实社会。苏轼就是后者。

   为了维持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苏轼在遭受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之后,也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取向,追究生命的本源,探析人生的意义,反省自己的不幸遭遇。因此,离尘去世的佛老思想便袭上他的心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⑧静则“无所往而不乐”,表现出心境的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达则“游于物之外”,⑨体现出摆脱掉一切羁绊后的自由与洒脱,二者互为一体。而这种思想的萌发正是他理想受阻后对传统儒学精神的反弹,是源于他现实人生罹难后的重新选择。因而,他常常发出“人生如梦”的长叹。“世事一场大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万事到头都是梦”,“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乐事回头一笑空”等等,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悲观厌世的情怀。“人生到处何所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⑩人生无常,往事如烟,在茫茫的宇宙和悠悠的岁月中,人生短促,生命渺小。“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而万物与我皆无尽也。”故有“寄蜉蜉于天地,涉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凉之感,所以对有限柔弱渺小的个体生命来说,应“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往,飘飘乎,如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11)从身心的拘役中求得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正是在这种精神追求的导引下,晚年的苏轼尤其酷爱陶渊明在质朴自然的诗风中所流露静穆恬淡的思想,饱经世事忧患、风尘播弄而面容苍老、身心疲备的他,在佛老光辉的照耀下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与酸痛。

   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就这么看似十分矛盾却又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一生的生命实践中。当他心中升起理想的旗帜时,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何事难?”(12)当他失势千丈、前程渺茫时,又顿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3)的怪念。“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14)并对自己构建的理想和艰难的人生实践进行大胆地怀疑与嘲讽,“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些。事皆前定,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15)进而视为敝屣,加以彻底地否定,求得身心的自在与轻松。苏轼的一生,就是在这深重多难的矛盾的痛苦中了却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16)在极度郁闷彷徨中滋生痛苦,又在“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17)中消解释放,互为循环嬗变,将个体生命推向人生的极限。在对儒、道、佛三者的选择中,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沉重打击和非人的折磨,传统儒学主导着苏轼人生的基本方向,规定着他人生的基本追求,而佛老思想是其感情焦燥的润滑,是对传统儒学精神倾斜的平衡。在苏轼深层的思想意识的逻辑结构中,儒、道、佛互为一体,相互映照感发,形成了多元自足的实践体系。因而,由这三者杂糅而成的庞大深邃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性格、心理和气质在实践行为上必表现出这样的特征:既遵循传统精神,但又不墨守成规;既不拘泥于现成的形式束缚,但又注重个性的自由舒展。质言之,即发展的继承与创造的完善的最佳结合。于词艺术创作亦然。苏轼对词文学的贡献也正得力于他的这种独特思想构造所产生的内驱力的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和推动。

     二

   苏轼之前,词自唐末五代以来,一直以写春愁秋恨、男女之恋、儿女之情为主,从根本上没有脱离花间的窠臼,人物形象多是沦落社会底层的歌妓舞女。直至柳永,更变本加厉。这种词文学创作,其情感的基调是世俗的,有时甚至是庸俗低下的。这表明了一部分封建士人游戏人生、精神萎靡、意志消沉,是理想失落后的心灵麻醉。同是儿女之情,苏轼则追求的是另一种审美情趣。在《与鲜于子骏书》中他就说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朗风味,亦自是一家。”这说明他对以柳永为代表的词创作有所不满,并与之争新。一方面,他的婉约词既有体物细腻、工笔如画的表现,又有神韵悠远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又画出一个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具体而独特的女性。同样,他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也塑造了一位华贵雍容但又情意万端的美人。她身处雕梁画栋之中,洁白如玉、风姿绰约,但寂寞孤苦、昏沉欲眠。首先,词人在对她的居处、神情作一具体的描绘后笔锋一转,立体多棱地照见她心理情感的细微变化。帘外竹声起伏,惊起她浮想联翩,梦断摇台。石榴花开,芳香袭人,又是她光艳焕发、坚贞不渝的身影。但光阴易逝、韶华难驻、又顿生美人迟暮之感,当君对酒把盏,又不禁伤心萦怀,泪眼蒙胧。词写美人的情感变迁婉曲缠绵,入木三分。苏词中的这一系列女性画像,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的体认。在儒学思想的审美观照之下,情应是纯正高雅,缠绵多致,忌格调低下,人欲横流,人物形象方面,对情感基调的把握既不失之粗俗低下,又不故作风雅,显得幽约绵邈、高雅典重,表现出对传统婉约词的回归与超越。“清丽舒徐,高出人表”(18)的《洞仙歌》,描绘叙写蜀主与花蕊夫人携手纳凉之事,创造出了一个美的艺术化身。全词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正面描写人物的花容月貌,而是用“冰肌玉骨”、“清凉无汗”和“明月窥人”等传神点染,便活画出一个端庄妩媚、秀丽贤淑的女性形象,然后用“携”、“见”、“问”、“屈指”之词,以疏星、淡月、西风之旁衬,曲曲折折地将其心中幽微深远的情感表现出来。她既含情脉脉、光彩照人,但又不轻佻儇薄,俗不可耐;她既有富贵掩映下对现世的满足,但又恐岁月的流逝而带来的人生短促,从而激起了她对现世情爱的倍加珍存。全词就这样刻划出应是秀美娴静、楚楚动人,勿涂脂抹粉、倚门卖笑的女子的心灵世界。苏轼沿着传统婉约词创作道路而发展变化,是对这题材的艺术改造,是对婉词中女性美的内涵的深层开掘。

苏轼思想中的佛老精神,铸成了他在创作中不泥于固有的表现形式,而是突破已有的模式,力求一种更适合自己天性的艺术方式。苏轼之前,词创作是按谱填词,或谓倚声填词,词也就成为在声韵、句式、对仗、结构等方面都有着严格规范的音乐文学。词家构思创作,都严格地遵循着这一艺术要求。苏轼创作,打破了这一僵化的形式束缚,在这当时是一项历史性的革命。倡导词“别是一家”之说的李清照就批评他的词为“句读不茸之诗”,不协音律。其实,这正是苏轼在词坛上的历史贡献。而晁无咎却独具慧眼,称:“东坡居士词,人多谓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19)一语中的。苏轼天性豪放,不拘形迹。不喜剪裁音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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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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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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