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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承运:论苏轼的艺术哲学

——以文学散文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05-04 23:29:13
作者: 崔承运  

     一

   苏轼文学散文的基调是弹奏出了博大而深邃的儒家人文精神。

   文学即人学,有出息的文学家都会探讨人的价值,回答对人生的见解。苏轼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及其人生态度基本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他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儒家的人文精神方面,这使他大大充实了自己,也影响到他文学创作的深度。“天地之精可以生万物,莫贵于人”的思想以及道德哲学中的理想人格是儒家精神的支柱之一。苏轼文学散文的基调正是弹奏出了这一博大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他的作品,无论描绘自然还是描写社会,都透过自然与社会体现出这一伟大主题;他描写山川景物、日月风光,是为了捕捉大自然的灵气以充实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更显其万物之灵的本色;他一生写了大量的人物传略、铭文、碑记,是为了挖掘与弘扬人的崇高品格,以使人的伟大之处永放光芒;特别当他的晚年,在严酷的政治迫害与贫穷折磨下创作的不朽的《雪堂记》、《赤壁赋》、《菜羹赋》、《桄榔庵铭》等千古之作,更是对人的崇高价值的不朽赞歌。他为政宽简,为人坦荡,为官清廉,为文天真烂漫、不饰雕琢,反映人民意愿,体察人民情绪,都是他儒家道德人格的体现。可以这样说,苏轼文学散文最根本的美学价值和哲理性思考,莫过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当他被贬出朝廷沦为罪人谪居黄州的时候,一篇《赤壁赋》唱出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身为罪人,不过是弄权者强加于己,对自己的主体价值并不由此而有丝毫污损。当面对大江及江上明月时,我为主,物为客,天地万物为我而设的观念,没有一丝迷惑。所以,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时候,便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尽情享用眼下那无边风月,并且自由地借历史以发感慨,痛陈胸前一片了悟,多么自觉的人性觉醒!多么伟大的人文精神!当他被一贬再贬,直贬到海南那荒漠林中的时候,他丝毫不觉矮人一等,更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在桄榔林中,就地取材,筑为小屋,作《桄榔庵铭》以明心志:“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苏轼文集》卷19第570页, 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同此)出人意表地突发奇想,说这林莽间的小屋,无异于广大宇宙间的一舆,以尻为轮,以神为马,遨游天地之间,多么自由自在!将个人置于宇宙之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遨游,虽出自道家的想象,却体现了儒家“人者,天地之精”的思想。一个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卓荦不群的人格形象,兀立于读者面前。

   儒家的人文精神,不仅表现在从天地之间发现了人,从而肯定了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而且从社会和人际关系中肯定了个体人格的重要意义。在孟子的“天人合一”说中便已有道德意义,及其所言养吾浩然之气,以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均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等,作为一种理想的个体人格的要求,已经成为超越阶级局限的全民族的优良传统。苏轼对此尤为看重。北宋嘉祐四年写的《屈原庙赋》,对屈原人格美的赞扬,对屈原那横而不流、独立不倚的气节的由衷敬佩,对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探索精神的崇敬,都标志着青年苏轼已经树立起追求完美的独立人格的坚定信念。他尊行“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御试制科策》,见《苏轼文集》卷8第289页)的人生哲学,总是使自己“涤荡振刷卓然有所立”。(同上)无论是任职还是贬谪,他从不疏于个人的修身,更没有忘记过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他的创作的视角始终关注着自然万物的支配者、天地之间的万灵之物“人”的独立价值与品格,他的文学巨笔始终高唱着独立人格的颂歌。

   他一生把文学创作看作千古之事,热情讴歌别人的完美人格,也坦诚表达自己的真性情。无论是屈原、杜甫、陶潜、李白,还是范仲淹、欧阳修,凡见于他的笔端无不放射着理想人格的光辉。他特别善于发现前代英雄人物的品格特征,从大处把握,竭力推崇,使之得以弘扬。在《李太白碑阴记》中,抓住一个“气”字赞扬李白的卓荦人格:“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苏轼文集》卷11第348页)在《范文正公集叙》中,虽是序文, 却字里行间透出对范仲淹人格的赞颂:“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苏轼文集》卷10第311页)主要歌颂的是范仲淹那“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襟怀。《祭欧阳文忠公文》,对欧阳修的评价,肯定了一代伟人对国家民族的栋梁作用:“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一个巨人的存在,使“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苏轼文集》卷66第2055页)一个民族,其民族意识,文化心理,是由许多杰出人物为代表的优秀精神长久存在与积淀的结果,对这些伟岸人格的讴歌,对民族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苏轼讴歌过的人物,既有出将入相的儒家典范,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士高人,还有游侠、愚夫、道士、僧人,但凡在道德、功业上有一长可取者,都不惜笔墨,热情赞颂,希望人间多一些楷模,人类能加速进步。苏轼大力讴歌高尚的人格,自己也身体力行,自律,自励。他一生性格耿介,表里澄澈,讲求风节,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故常为奸佞所害,然而他明知“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却始终保持了高贵的操守,文章写得放言无忌,雄奇壮阔。

   文风,一般是社会风尚的反映,个人的创作风格,则是人格的外现。苏轼的伟岸人格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宋初在矫正五代浮糜积习的同时,有人却走上了僻涩险怪的道路,欧阳修创条达疏畅,摇曳多姿之风,苏轼则以自然奔放开辟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他的创作总是“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南行前集序》,见《苏轼文集》卷10第323页), 旷达奔放,姿态横生,主张独创性、个性化,反对“屈折奉曲以合绳墨”(《送水丘秀才序》,见《苏轼文集》卷10第327页)。 他的文章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皆驾驭自如,自然贴切,毫无隐晦;行文汪洋恣肆,波澜起伏;驰骋议论,放言无忌;造语奇警,立意新奇,都是他超迈旷达人格的反映。李涂《文章精义》云:“韩(愈)如海,浩瀚恢宏;柳(宗元)如泉,澄澈隽永;欧(阳修)如澜,容与闲逸;苏(轼)如潮,奔腾倾注,波澜层出。”正如苏轼在《自评文》中所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苏轼文集》卷66第2069页)沈德潜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凡例中说,苏文“一泻千里,纯以气胜”,这“气”,即是孟子所云浩然之气,亦即儒家对理想人格的哲学概括。

     二

   苏轼文学散文的主调是歌颂儒家的参与意识和积极入世态度。

   苏轼在欧阳修发起的古文运动的基础上,以自己扎实的功力,奔放的才情,进一步扫除弄纤使巧、脱离现实和空谈心性、艰涩难懂的风气,沿着改革进取、平易自然的路子开辟散文创作的新天地。他主张作文以“识度为先”,以“体用为本”。针对现实,言之有物,无论评史、论今、叙事、抒怀,皆应有为而作,并用自己的实践把北宋的散文创作推向了新的阶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过一句名言:“美是生活”。它的反向含义就是生活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美的宝藏。作为特殊的美的形态的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是从生活中开采出来的美的产品,是作家对生活审美的产物。所以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首先受到作家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态度的制约。苏轼在母亲教诲下,很小就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热情的参与意识和积极的入世态度成为他思想的主流。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仅八岁的苏轼,从乡校先生那里窥见了当时名士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对诗中所颂朝廷改革人物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十分崇敬,便向先生询问,当先生漫不经意的回答说:“童子何用知之”时,他竟强硬地反问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范文正公文集叙》,见《苏轼文集》卷10第311 页)如此义正词严的诘问把先生惊呆了。热情、豪放、大胆的参与意识在苏轼的心灵里,从少年便扎下了根基。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轻的苏轼试于礼部,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大胆提出政治见解,主考官欧阳修十分赏识,在致参评官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见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9)在答御试策时,以革旧布新的精神,直面人生的态度, 针对时弊,写下了“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的《二十五策》,展示出“奋厉有当世志”的青年政治家风采。《三苏文范》卷9 引王守仁言:“宋嘉祐间,海内狃于晏安,而耻言兵。长公预知北狩事,故发此议论。”同卷引唐文献言:“坡公此策,说破宋室膏肓之病。其后靖康之祸,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又引陈继儒言:“见析悬镜,机沛涌泉。至于兵羽必亡,暗指宋家时事,而语语警策,可垂不朽之文。”《二十五策》,既表明了苏轼的政治见识,又体现出儒家建功立业的积极态度,一股旺盛的激情,涌动在匡世济民的理想之中,也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

   苏轼不仅有极强的参与意识,而且有百折不回的探索精神。《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似乎是他的座右铭。他一生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从没有停止过追求与探索,即使在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的时候,也没有走向宿命与颓唐。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两次自请外任,是想逃离党争不休的政治旋涡,到基层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便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经世济时的远大抱负。同时,作为诗人、作家,他的眼光始终紧紧投向现实,密切关注社会与人生,一种急于表现现实生活的强烈欲望和淋漓尽致的抒发情感的创作激情,使他全身心地体验生活的激流,并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捕捉外部形象与创作灵感,及时而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生活。无论朝廷的政令得失、百姓的喜怒哀乐,还是人际间的悲欢离合、是非善恶,都是他扬抑褒贬的对象,其动机是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皆有感喟兴发,从而达到“有补于世”的目的。他曾强烈地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即“适于世用”,反对大而无当,言之无物。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写道:“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苏轼文集》卷10第313页)推崇凫绎先生诗文, 在于“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两个“必”字,语言肯切,态度坚决,表明了“文章必有补于世”的创作态度。在《进策总叙》中他说:“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己以循人,务为射策决科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臣以为晁、董、公孙之流,皆有科举之累,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其言。”(《苏轼文集》卷8第225页)表现出对汉代以来,意浮于言、言之无物的科场文字的不满。在反对浮泛空洞的科场文字的同时,也反对一般文人脱离现实的倾向,甚至把这种倾向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在《答乔舍人启》中写道:“某闻人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废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苏轼文集》卷47第1363页)他自己的创作,有意继承风骚传统精神,发挥社会作用,揭发流弊,有补于世。就连刚刚被皇帝饶过不死贬斥黄州时所作《赤壁赋》,也有因西夏犯境,宋廷无能,感怀周郎抗曹而发的因素。正如南宋郎哗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 引晁补之《读离骚叙》云:“曹操气吞宇内,楼船浮江,以谓遂无吴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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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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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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