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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 宋培宪:论苏轼密州时期的词作

更新时间:2015-05-04 23:25:22
作者: 古今   宋培宪  

     一

   现存苏轼词作三百余首,以他被贬黄州为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在密州的作品,于苏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关键作用,标志着走向别开生面、自成一家的新阶段。

   熙宁七年(1074),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诏命移知河中府,在密州生活了整整两年,其间共填词二十一首,比起杭州任内三年的四十九首①,虽然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有所拓展。

   在杭州时,苏词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送别寄远、怀人忆旧和赠答酬和一类叙写友情的作品,其余则属探春、观潮等写景记游方面的。赠答、送别、怀远、忆旧本是诗的题材,前此的词坛较少见,从苏轼开始才较大量地扩展至词的领地。在密州的二年中,苏轼除继续写下一批充满深情厚意的送别寄远词(其中有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外,更写出抒写报国胸怀的出猎词、情真意挚的悼亡词和歌咏田园风光的农村词。

   有宋一代,名为“隆宋”,实是积贫积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臣范仲淹,借鉴唐代边塞诗,写下苍凉悲壮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此时,诗风革新运动尚未深入发展,而范仲淹也终究不是文学之士,欧阳修戏呼为“穷塞主之词”,在婉约词风笼罩下的词坛上,尚未产生巨大影响。后来,欧阳修写了一组咏十二月节令的《渔家傲》,最后一首是描写出猎的②,虽豪放不及苏词,也可谓猎词的先驱,但仅止咏景叙事,且夹杂在组词之内,并不特别引人注目。而苏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以出猎抒写爱国情怀,高昂激烈,别开生面,开启了南宋时期爱国抗战词之先声。

   在诗歌中,最早叙写悼念亡妻之情的是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其后的五、六百年间,陆续有不少诗人写过这类诗歌,如李商隐的《嫦娥》、元稹的《六年春遣怀八首》等,都是其中优秀的篇目。到了宋代,诗偏重于“言志”、写景、咏物,除了象陆游的《沈园》、李壁的《悼亡》等极为少见的诗作外,歌咏男女之情的题材,早已被排除出五七言诗,让给词体了。可是宋代男性词人也象晚唐五代一样,儿女私情仅限于闺妇怨情、相思别离以及偎香倚翠、偷情幽欢之类,笔触柔美恻艳,而象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深婉而质直、以浅显之语写出真挚感情的词章,着实并不多见。

   一般都认为,苏轼是在元丰元年(1078)才写下著名的五首农村词《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的,其实早在两年前(即熙宁九年),他已作有《望江南》:

   春已老,春服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稳,舞雩风软纻罗轻。酣咏乐升平。微雨过,何处不春耕;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鹁鸪鸣。春色属芜菁。

   描写出淳厚的胶西农村景象,向词坛吹来一股清新质朴的新鲜空气。

   青年时代的苏轼很少涉猎词的创作,大概因为词需合乐,而他那时还不大通律,他在给堂兄子明的信上说:“记得应举时,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词”(《与子明兄》),所以不敢贸然从事。今存最早的一首词作,可能是治平元年(1064)二十九岁时写的《华清引》③,而大量写作却是十年后在杭州通判任上④。究其原因,第一,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努力,他已掌握了词调音律,所作的词不仅能合乐而歌⑤,而且他自己还击节而唱⑥,因而他便放手去写。其次,他到杭州后,结识了退居湖州的老词人张先,并且和友人们可能组织了类似词社的团体⑦,经常聚会唱和,推动了苏轼创作词的兴趣。第三,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和钱塘雄伟的江潮吸引着苏轼,使他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词的形式记叙下这优美的景物,如他三年三次观潮,每次都作词记下深切的感受⑧。

   苏轼通判杭州时的词作,不同于一般婉约词人的轻靡浓艳,而是清丽疏放,但存留着欧阳修、张先、柳永等的影响和痕迹,未能自成一家。例如《瑞鹧鸪•咏潮》,虽写出豪兴奔放的情怀,然拿它与受苏轼赞赏过的潘阆《酒泉子》(其十)“长忆观潮”相比较,并没有超脱潘词的词意而建立起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意境。密州时期的词作就不同了,它开始形成了不同于前人的独具的豪放超旷的艺术风格而横绝于世。

   范仲淹的《渔家傲》慷慨沉郁,终不免带着凄清衰飒的味道,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不仅描绘了射猎的壮阔场面,而且还抒写出杀敌报国的壮志豪情,他对这类豪放词颇为得意,在《与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所以还“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颇壮观也。”后来,到了徐州又相继写了同样风格、内容的《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浣溪沙》“旌旆满江湖”等词作。

   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格调超旷的词作《望江南•超然台作》,词人在“风细柳斜斜”的春色中,登上超然台远眺,看到“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的秀美空濛的景色,触动了乡思之情,然而欲归不能,但他没有因此而肠断魂消,而是“且将新火试新茶”,来一个“诗酒趁年华”。看,词人的胸襟是何等的超然旷达啊!

   豪放和超旷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可是它们同属阳刚的范畴,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有时常常还互相包容。顾名思义,豪放应该包含着豪迈和狂放两个方面;而超旷义指超脱通达。在无所拘束、自由自在这一点上,豪放和超旷有其相通的地方。

   苏轼的豪放风格是建立在积极进取、洒脱达观的思想基础上的,儒家的入世、“致君尧舜”是苏轼的主导思想,但同时他也深受佛道思想影响,所以当他在仕宦道路上遭受打击、迫害之时,却能随遇而安,既不蛮干硬拚,又不消沉隐世,而是以旷达的态度解脱苦闷,“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在苏轼身上,豪放与超旷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在词作中,这两种风格也往往结合在一起,有时以豪放为主,有时以超旷为主,有时则二者并重。

   第一类的如《念奴娇•亦壁怀古》,东坡以激昂的豪情描绘雄伟的江山,高歌赞颂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也抒发了自己被贬谪的郁愤和感慨,词中在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的同时,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伤色彩和借酒浇愁、故作旷达的情绪。所以词的意境雄放中有清旷。

   第二类可以《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为代表,词人在穿林打叶的风雨声中,吟啸而徐行,毫无畏惧。因为,风风雨雨对他说来早已司空见惯、处之泰然了。这首词充分表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胸襟,而“何妨”、“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不也带着东坡特有的狂放不羁的精神特征吗?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妨看作豪放、超旷并重的词作,作者由“把酒问青天”而“我欲乘风归去”,最后仍“何似在人间”;又由责问明月“何事长向别时圆”而设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豁然开朗,提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理想,境界开阔奔放、神奇壮美,情怀超逸高远、旷达乐观。

   此外,苏词中尚有婉约、豪放兼具,或婉约、超旷并存的。这里不再一一细述。

   夏敬观《吷庵手批东坡词》云:“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慨,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叶嘉莹先生很赞成这一段论说,认为这是“将苏词的超旷之特质分为二类,一类为全然放旷,‘激昂排宕’之近于粗豪者,为第二乘;另一类则是如‘天风海涛之曲’具有超旷之特质,却并不流于粗豪,而‘中多幽咽怨断之音’者,为苏词之上乘。”(“灵溪词说•论苏轼词》)⑨按照叶先生的看法,豪放应纳于超旷之中(至于“第一乘”、“第二乘”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别作讨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豪放与超旷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谁也不能把对方包容在自己的名下。苏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但从苏轼的偏爱(下文还要提及)、苏词的主要特征、它在词史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以及东坡乐府的代表作几个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关于苏词的风格问题,与其把豪放纳入于超旷之内或将超旷归在豪放之中,不如豪放、超旷并存。这个意见可能并不正确,提出来请批评指正。

     二

   词原是作为歌(曲子)词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功能是遣宾娱兴,内容不外描写花月闺情、绮罗香泽一类的生活和生老死别、悲欢离合的人生感叹,作者往往把自己的面貌和个性隐藏起来,形成千人一面、异口同声的局面,所以,有不少词人(例如冯延已、晏殊、欧阳修三人)的作品,常常与他人的篇目相混。

   苏轼写词与写诗一样,多是为时为事有感而作,不仅如此,更把对人生和社会的感受,把心灵深处的隐秘,毫不隐瞒和掩饰地,直截了当地吐露出来,即使含蓄,也是曲笔地直抒胸臆,让人们清楚明白地看到词人的个性品质、思想修养、胸襟怀抱、他的爱和憎、他的喜怒哀乐。苏轼在密州两年的词作,不只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还是他思想心态的写照。

   苏轼从繁华热闹的杭州,一下来到荒凉萧条的密州,其寂寞、苦闷的心情于到此后不久写下的那首《蝶恋花•密州上元》词里可见一斑。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贫困,加上密州连年蝗旱灾荒,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就在元宵节之后的第五天,苏轼梦见了分离十年的亡妻,十年的宦海浮沉,更增添了他对亡妻的缅怀,于是饱蘸深情,挥笔写下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那首千秋传诵的悼亡词。词中把对亡妻深沉真切的悼念与仕途凄凉失意之情委婉曲折地交织融汇在一起。当然,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消极颓废下去,他对灾难深重的密州人民给予深切的同情,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灭蝗赈济,减轻百姓负担,恢复农业生产。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使百姓的生活转危为安。他在密州的第二年暮春,心情欢快地写下歌唱田园风光的《望江南》“春已老”。特别使苏轼振奋的是,在祭祀常山以后,他与同事和猎户,习射铁沟,写下意气奋发、豪壮遒劲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表达了抵御外寇、卫国保家的雄心壮志。

   但是,理想终归是理想,苏轼外放到偏僻的小城,无法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因而,“进”与“退”、“仕”与“隐”、出世与入世,始终在矛盾着,他的思想始终是不平静的。熙宁九年初春,因劳瘁而病后初愈的苏轼,曾写下一首《一丛花•初春病起》,词中说:尽管桃际花边已微露春意,桃李争先微绽,游人们都在作寻芳的打算,而词人却因衰病少欢愉,有点心灰意懒,便“疏慵自放,惟爱高眠。”他在送别被免职的诸城知县赵昶归海州时,写了首《减字木兰花》临别赠言,词中说:“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是劝勉赵昶,也是苏轼自己的夙愿。⑩然而,居苏轼思想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的淑世精神,虽然“我欲乘风归去”,想找个出世的理想世界,但“高处不胜寒”,他毕竟更热爱人世,所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以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勉慰弟弟苏辙和朋友们。

   苏轼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亲人(妻子、弟弟),也热爱友人,热爱生活。他看到梅花盛开,就想象自己和好友在一起,“痛饮又能诗,坐客毛毡不知醉”(《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好友章传武将离去,苏轼写下《江城子•东武雪中送客》,深情地说:“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少清饮。”刚到密州时,苏轼因地方连年旱蝗灾重,所以一连几个月斋素,牡丹花开也无心观赏。到了秋末,牡丹突然又开出一朵花,苏轼闻讯,特地在雨中置酒邀客,乘兴作了《雨中花慢》,词人认为这次“高会”虽能“聊追短景”,可是这清商秋风不会使牡丹“余妍”永久延续,所以希望天公“不如留取,十分春意,付与明年。”让美好的春花永远留存在人世间。

在密州短短的两年间,苏轼已与同事们、当地百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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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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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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