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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晓音:论苏轼诗文中的理趣

更新时间:2015-05-04 23:19:26
作者: 葛晓音  

   历来批评宋诗者,多引严羽《沧浪诗话》所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弊,认为风气大变于东坡山谷。其实以文为诗在中唐已是普遍的现象。至宋方“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差别在于唐人主要还是运文章之法入诗,而宋人则说理谈禅,无所不至了。换言之,诗中出现大量理题和理语,是东坡“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诗话》)的重要变化之一。诗歌一味说理使事,不问兴致,如同科学论断或思想推理,固是大病。但诗歌并不排斥哲学思辨。经过高度提炼后的诗歌,如果能揭示出人生或自然现象的普遍意义,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往往可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这种孕含在诗歌感性观照和形象描写之中的哲理,便可称之为理趣。一个长于哲学思辨的诗人,必然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理趣,苏轼便是如此。

   严格地说,在苏轼浩繁的诗文中,属理趣的作品,数量亦不算多。然而这类作品构成了苏轼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不少论著提及。但这些作品中所包孕的理趣的内涵是什么?与苏轼的人生观和自然观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更深的历史渊源和哲学依据?却还不甚了然。因而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

   苏轼富有理趣的代表作所孕含的哲理虽然涉及社会、人生、自然等各个方面,但大多数都本于庄子“任自然”的宗旨,兼取禅家的空幻之说,从宦海浮沉、贬谪迁徙的生涯或眼前景物、身边小事悟出人生的偶然、世事的虚幻,追求自在一时的意趣,归结到适意为乐、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

   《和子由渑池怀旧》是苏轼早年的名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时苏轼刚踏上仕途,尚未经历人生的坎坷,只是因子由重过旧地而发岁月易逝之叹,但已从游子到处留下的踪迹里隐隐悟出命运的某种偶然性和人生的空幻之感。由于诗人以生动的比喻高度概括了人们在追怀前尘旧踪时所难免产生的无奈和怅惘,竟使诗中含有些许禅意。“雪泥鸿爪”也因此而成为一句著名的成语。所以有的注家引义怀《传灯录》,认为首四句出自义怀之语。王文诰驳得好:“凡此类诗,皆性灵所发,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句非语录,况公是时并未闻语录乎?”①诗人的感触被注家附会成禅家语录,原因乃在其本身所深蕴的理趣。

   与人生到处是偶然的感触并生的是世事的虚幻之感:“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回头乐事总成尘,聚散细思都是梦”。(《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其二)人生聚散的频繁,使前尘皆成旧梦。光阴苦短之感,也就分外痛切了:“光阴等敲石,过眼不容玩。亲友如抟沙,放手还复散。”(《二公再和亦再答之》)可以说,“人生百年如寄耳”(《清远舟中寄耘老》)的感叹贯穿在苏轼一生的诗文之中。这类在前代诗歌中的老生常叹,到苏轼诗中仍有警动人心的力量,不仅是因为与他一生的磨难紧密相连,而且因为他在借庄老释氏之理参透人生之后,能消解人生烦恼,更加倍地珍惜人生,充分享受生活之美。他在《与王庆源书》中说:“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唯以时自娱为上策也。”这段话简要地概括了他的人生态度。苏轼所说的“自娱”,虽然并不排斥醇酒美食,但主要还是山水和书画文章。如他在《与子明兄一首》中所说:“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因此,他有一些诗篇便在吟咏徜徉山水的乐事中自然流露出超然世外、适意自在的理趣。如《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其二:“清风定何物,可爱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声。我行本无事,孤舟任斜横。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举杯属浩渺,乐此两无情。归来两溪间,云水夜自明。”在云水浩渺的空明夜色中,孤舟偃仰中流,任意飘荡,无心之间适与清风相迎的意趣,令诗人由衷地感受到在大自然中得大自在的快乐,仿佛进入了“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的境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也是写一种自在之趣:“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逐人而行的鱼鳖,到处盛开的荷花,既是无主的景物,便是大自然的赐予。人枕船而卧,船随水起伏,山亦随之俯仰;船随风飘转,月影又随之徘徊,人与船都处于极其自在的状态中。这种适意自在的理趣却借山能听令、船解逐月的拟人化动态写出,便格外风趣有味。

   苏轼力求超然物外,但又能正视人生。因此他诗中的理趣,往往发自泠然独往之趣,而归结到社会人事之理。如《涵虚亭》:“水轩花榭两争妍,秋月春风各自偏。唯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巧咏“涵虚”之名,暗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的玄理,写出虚心澄怀方得天全,有意争妍止得其偏的理趣。又如《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唐道人所言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愈近雷区,响声反不如远处听来惊人。苏轼却将它归因于道人置身世外之故,由此引申出无虑无欲不求浮名者,虽雷电亦不能加威的人生哲理。苏轼在大自然中领悟的理趣,在生活中又往往转化为忘却俗累、适意自足的人生哲学。如《独觉》诗:“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浮空”二句虽用《华严经》和道家元气论的语词,但写的是炉边取暖时,在默然独坐、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因心空而产生的艺术幻象。由于达到了浑然忘求之境,也就忘却了风雨和晴的差别。而忘记自然界的晴雨,正寄托了忘却人生起落浮沉和仕途中阴晴变化的理趣。对照诗题,又省出对人生之理独有所悟的含义。又如他的《安国寺浴》写由洗澡得到的启示:“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也是由浴后小憩的一时快意,生发出心静便万缘皆空,随遇而安,一床之地即足的感触,以及争秽荣辱一洗而空的道理。

   综观苏轼以上作品,不难看出,基中蕴含的理趣集中体现了苏轼对于人生和自然的认识,即本着顺应自然的原则,将生死寿夭、荣辱得失一概置之度外,坦然面对人生,在大自然中享受逍遥自在的快适,在生活中寻求身安自足的乐趣。这就是苏轼诗文中理趣的主要内涵。

     二

   苏轼诗文中的理趣的主要内涵实际上包含着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即面对宇宙无限、人生有尽的现实,如何对待永恒与一时这对矛盾?苏轼的《赤壁赋》便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在这篇赋中,客人想到像曹操这样的一世英雄,也终究不免随历史消逝,而求仙长生又不过是徒然的幻想,不由得悲从中来。苏子便用水和月作比喻:水在流逝,月有盈虚,是变化的;但水仍在此,月也没有增损,又是不变的。从变的角度看,天地没有一刻停滞,从不变的角度看,物我都是无尽的。这是从宇宙永恒的方面来说,指出所谓水和月的永恒其实也是由无数的“一时”组成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外物如此,从这个道理来看人,也同样如此,所以物与我都是永恒的。不必为逝去的一切悲哀,还是“以时自娱为上策”,尽情享受眼前美好的景色:“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能在清风明月中适意为乐,也就使“人生须臾”的烦恼得到了消解。

   《赤壁赋》体现了作者乐观开朗、珍惜现时的精神,这是苏轼独有的魅力。但因为其中的哲理包含在水和月的比喻之中,尚有言而未尽之处。特别是“物与我皆无尽也”一句,历来解释者都不能说透。我认为只有理解了东晋以来山水文学的基本旨趣,才能对此文的理趣作出透彻的诠释。从汉代以来,关于宇宙悠久、人生短促的感叹,就成为诗文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尽管“思欲登仙,以济不朽”(嵇康《四言诗赠兄秀才入军诗》其七)幻想世世代代生灭不已,但头脑清醒的人们仍须面对人寿不永的现实,汉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以及时行乐来消除人生短暂的苦闷。这种荡志逸游的消极观念至建安时期被彻底否定。徐干说:“故司空颖川荀爽言之,以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中论•夭寿》)这种三不朽的思想遂成为建安以后诗歌中最积极的精神追求。但由于声名常在身后,而忧患总在生前,对精神永恒价值的肯定,虽然缓解了人寿不永的悲哀,却不能给眼前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快乐。因而也没有完全解决永恒与一时的矛盾。尤其是对于大多数并无三不朽精神追求的士大夫来说,需要一种更切实地解除人生眼前烦恼的哲学。东晋玄言诗人们便求助于老庄,将人生放到宇宙生成、万物变化的规律中去考察,以调和永恒与一时的矛盾。寻求人生的至足至乐,逐成为玄言诗探讨玄理的一个新的命题。

   玄言诗人提出这一命题,基于庄子哲学而又有所发展。看到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给人类带来的忧虑烦恼,以及社会上虚伪贪婪、勾心斗角的丑恶现象,庄子认为一切都起因于有所企求,因而提出了顺应自然、无所期待、逍遥自得、游于物外的理想。他所说的齐得失、一是非、各安其性、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等问题,虽然根本目的都在全生养生,但并未解决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寻求人生乐趣的问题。《庄子•至乐篇》否定了“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等天下人“所乐者”,认为“吾以无为诚乐,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也就是说,至乐等于无乐,这种抽象的观念并不能满足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所以从汉到魏晋的诗赋,凡是咏叹老庄哲理,主要取其遗荣逍遥、避祸养生的一面,而极少涉及人生至乐的问题。直到西晋末年郭璞的诗歌中,仍高唱着“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游仙诗》其八),至于解决人生苦短的办法,只有“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游仙诗》其九),企求服药长生而已。郭璞的这些观念,可以代表西晋末年至东晋中叶玄言诗人对于道家哲学的一般理解。

   东晋永和年间,在兰亭盛会前后,玄言诗中开始出现了新的观念。这就是将观赏山水视为体会自然之道的一个重要方式,在良辰美景中逍遥自在以领悟人生取乐一时与追求永恒的关系。这一新的观念集中表现在王羲之的《兰亭诗》里:“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其二)“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其三)“猗与二三子,莫非齐所托。造真探玄根,涉世若过客。前识非所期,虚室是我宅。远想千载外,何必谢曩昔。相与无相与,形骸自脱落。”(其四)诗意是说悠悠宇宙之间,万物的变化如轮转不停。既不取决于个人的原因,也非自己所能控制。掌握造化的统领并不存在,只有顺从其自然之理,才能得到安泰。倘若不悟此理,便会在“适”与“足”的问题上纠缠于世俗的利害。所以还不如任其所遇,在良辰美景中逍遥自在。春天万物生长,正可畅心娱情。仰望碧天,俯游水滨,寥廓的宇宙之间,凡寓目之景都显示着自然之理。造化之功至大至广,均匀地赋予万物。群籁虽参差不同,却无处不适于我,处处都给人以新鲜的美感。人们都将生死托于自然,细探玄理的根本,人之涉世真若过客般短暂。人们既不可能了解前世,还是虚心守静为好,遥想千载之外时空的悠远,何必在意往昔的消逝。人之相与或不相与,都应放浪于形骸之外。

在透彻地说明了人生虽然短暂,但也体现了“大象”运转的规律,应当顺其自然,不必为此劳心焦虑之后,王羲之又进一步提出:“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兰亭诗》其五)。既然人与万物一样均受造化之功,那么在山水间体道,取乐虽在一朝,却也可与千载等量齐观了。换言之,宇宙和大自然虽是永恒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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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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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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