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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大陆儒家、狂热分子与群众运动

更新时间:2015-05-04 10:24:08
作者: 顾如  
而讲求道德的子思一系孔门弟子,却保持了儒家的狂热性质。自以为道德又不进行实践的人,当然不会失败,从而保持其自信和狂热。

   孟子与孔子一样,一出手就深合文化革命运动之道。他表现得非常自我和自信,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甚至喊出“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继承了孔子团结学团的方法:制造敌人。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宣称当时风行天下的杨墨之言是禽兽之言。用激情和道德大棒与各家辩论,用大义、大公无私、浩然正气压制各家。可他的大义和浩然正气不过是他“本于自心”的极端主观罢了。孟子的狂热和脱离现实在儒家法制派荀子那里得到了最真实的评价。荀子将孟子等狂热分子称为“鄙儒”。荀子说:“(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后世儒家一直延续了这种用道德大棒的“说理”传统,用道德扼杀理性。先秦最优秀的逻辑学家公孙龙子,就惨败于孔子6世孙孔穿的道德大棒之手。孟子在劝说滕文公时,向滕文公强调:要别人相信,首先要使自己相信。这是典型的煽动家语言。在孟子看来杨墨不过是被驱赶的家畜,驱墨则归杨,驱杨则归儒,自信到了顶点。与孔子自称的“天生木铎”相比还要厉害。但是“忠实信徒的行为无论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个恭顺顺服的人(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孟子高喊“民贵君轻”口号,却又自我矮化,将华夏传统矮化成了“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奴才之忠。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要是我们能在一个文化革命运动中找到某些真正的创造性,那这种创造性几乎总是出现在积极阶段之前或之后的阶段”。而孟子正是儒家最没有创造性的一位代表人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句被今儒津津乐道的话,在原文中很可能只是引用前人。被用于证明:“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句话是典型的“致命的自负”,不但违反共和之道,成为平民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因为人们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成为天子,那么最佳选择就不是“得乎丘民”而是“得乎天子”“得乎诸侯”。也就是向权力邀宠。孔孟这些“政治上的稚童”在信口开河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平民主义和邀宠这两种“致命的自负”的后果吧?孟子“四端”说改编自杨墨。发扬了孔子的推己及人说,声称“仁义皆本于自心”,将极端主观锁定为儒家的人格。“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孟子的作用在于集中儒家各个流派,竖立墨道这两个敌人。煽起了各家的大论战。所以,孟子的出现将儒家重新带入了狂热,将狂热推向了高潮。从此儒家开始了对其他各家的横扫。连齐国的稷下学宫这等学者云集的地方,也开始由杨墨掺入儒家思想。其教民、养民思想不但深合君王所需,而且要符合人们的本性。当人性被煽动泛滥起来以后,人类自身就很难抵当了。

   哈耶克早就发现,在德国,一个年轻的极左翼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极右翼的纳粹分子,同样,极右纳粹也很容易转变为极左,并且这是双方的宣传家们都清楚的一点,因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招募对象。阿伦特也指出,希特勒早就发现了自己领导的纳粹运动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希特勒“无与伦比地尊重”唯一的一人便是“天才斯大林”,而斯大林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群想要在人间实现所有人都获得平等与幸福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却一转脸便可以变成一个只崇拜强者、权力与超级意志的极右国家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信任并与后者合作。问题就出在这里:“运动中的人们往往被更高组织程度的新的运动吸引(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担负吸纳任务的人是儒家的一个分支:法家。钱穆甚至认为这个分支是先秦儒家的主流。钱穆先生说:“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健。文侯手下有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悝、段干木,又曾子子曾申的弟子吴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悝、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又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张京华先生认为:“孔子和孟子共同完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奠立;荀子承前启后,正处在儒家思想源流的一个转变的环节上;荀子的弟子韩非则实际上是以法治的具体政治主张,继承和实践了儒家的人道和实践原则(《儒家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法家就是儒家,儒家就是法家,儒家是法家的思想基础,法家是儒家政策、制度主张。在国学研究者中是公开的秘密。不允许说穿,说穿了儒家面子上不好看。《中庸》记载孔子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是明明白白的思想和制度的双重专制主张。而据儒家考证,《中庸》篇出于子思学派,甚至又说正是子思所做。《中庸》篇正是从儒家的圣人通过推己及人能知天下学理,推导出上述思想和制度的双重专制结论。商鞅等所谓的法家人士,正是儒家的行动派。商鞅等儒家法制派的出现,先在魏国变法图强,后在秦国基本实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借助秦国最终完成了华夏的大一统,生产出第一位皇帝。最初的时候主要是儒家子夏的西河学派人士。这些人提出的耕战政策,使得人们获得了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最大目标:有机会获得爵位,有机会获得田产。通过耕战制度,法家成功吸纳了儒家运动的成果。将文化革命运动引向互相吞并和战争。其中吴起和商鞅是他们之中最拔尖的人物。墨家告子、宋钘等人在齐国驱逐孟子。巨子孟胜死于围攻吴起的战斗中。魏国的儒家执政地位,后来被墨家惠施夺取。而墨家在秦国的夺权活动,则由于商鞅法制从来没有遭受大挫折而失败。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败,也是整个华夏的失败。由于秦国高度组织性的优越性,其他各国也不得不以同样的制度和政策对抗秦国。最终各家都很难独善其身。二战时期的世界各国,显然比中国战国时代的各国头脑清醒。并且幸运地战胜了希特勒德国。否则难保当今天下也进入儒家式社会呢。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一个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敌友。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旧秩序用于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这段话用于考察汉朝儒家最为合适。经历孔孟文化革命,到儒家的大一统政治实践。儒家通过屠杀道术诸子,使得天下学者凋零。儒家学者能言古籍,迅速占据了学术领袖的位置。儒者王威冒着被尊崇黄老的皇上、太后杀头的危险,成功俘虏年幼的汉武帝刘彻。然后大举“亲亲”之策,引入自己的师兄弟们把持朝政。特别是引入了大儒董仲舒,改造天道观念,提出天人合一主张为宗法集权专制制度论证。成功俘获汉武帝是儒家取得的转折性成就。在官方支持和组织下,儒家又通过白虎观密谋修改各家经典、修改华夏传统治道所涉及的概念,使后世的人们很难读懂先秦其他各家古籍。独尊儒术,董仲舒告诉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利用集权专制彻底打垮了其他各家。实现了宗法集权专制下,由儒生控制人们思想、控制社会的理想。董仲舒等人建立的社会秩序,正如霍弗先生所言。是一个儒家思想为底子的大杂烩,政治上儒法并用,政策上各家混用,什么顺手就用什么。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兼取百家之长”。然而,一个专制的大脑所驱动的能不是专制吗?儒家越是吸取华夏传统的治理技术,为害就越大。再经过王莽复孔子所言周礼的失败,儒家也还成功保持了对儒家“伟大而高尚”道德的激情,彻底变成了由官僚集团和后备官僚组成的宗教。至此由孔子发起和创立的“政治上的稚童”儒家运动,走完了“奴役之路”的全程,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将华夏民族送入了被奴役的深渊。而王莽的恢复周制的失败,使儒家彻底没有了其他制度主张,成为宗法集权专制的忠实捍卫者。

   当我们厘清了先秦儒家到董仲舒的整个历程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董仲舒是一个什么人。董仲舒为什么能应运而生。也才能明白当今儒生为什么要推举董仲舒。最近有个“董子圣像落成典礼暨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其中总结说:“(董仲舒)构建以“天人感应”为主轴的理论体系,被尊奉为‘儒者宗、群儒首’;他通时达变,倡导更化,三次对策,变黄老,崇纲常,强烈主张大一统,确立了两千多年社会基本秩序”。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是将思想统一于《春秋》。是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所讲教化,教是手段,化是目的。化字,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本义:变化,改变。《礼记·中庸》:变则化。《荀子·七法篇》: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羽也,谓之化。所以教化实际就是现在的流行词“洗脑”,是社会多样性和自由的敌人。而孔子等人的集权主张与活动,也使得封建制不再成为可能。撰写《过秦论》那位儒生贾谊,提及了秦国不行分封。然而他两年之后又上书要求削藩。原因很简单,儒家主张的是那种养小白兔式的,仁爱性质的分封。他不允许诸侯、贵族对君王有制衡能力。这种前提下,即使有分封也不可能长期稳定。因为那个权力太大了,也太诱人了。然后儒生们就可以用现实不允许分封,去论证不能够分封。问题的制造者用所制造的问题去论证自己。所以儒家的大一统不但是思想上的大一统,还是体制上的大一统。

   儒家的这种特质,显然违背自由人性。明代县志有个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可见儒家只要离开政权支持,就不会有什么人接受。自觉保持的是那些乡绅。原因很简单,儒家学说本就以收买、联合权力者为特点。子孝于父,敬而不违。然后再孝于君王。这种单向服从,很是符合权力者需要。家父被收买成为教化者,族长被收买成为教化者。人们不服从则遭到大一统国家强力机器的镇压。儒家通过这种手段,使得家庭、家族皆成为愚民训练营。将其教化直接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组织。当今儒生称“乡村自治”,如果理解成西学中的自治,那么就只是个笑话。其原理与蒋庆的通儒院设计相同。当存在一个绝对权力,这个权力规定好了正确思想,失去了制衡,哪里可能存在什么自治和宪政!真正自治了,就会遭到朱熹之流的裹小脚教令。而朱熹走后不久,那些福建边民们不又丢掉了裹小脚陋习嘛。有其他思想,就会遭到韩愈、李斯之流的杀诗书、辟佛策。当今社会已经是商业社会,人们到处迁徙流动。而且已经是以自由结社为特点的组织形式。儒生要求回到所谓家族、乡村自治,不是太奇怪了吗?公域的集权和私域的自治能够相容吗?唯一的指望是统治者的仁慈。这也是儒家所有制度主张的基本假设。否则儒家制度主张都不成立。

蒋庆曾经有个演说,称左右皆失败。唯有儒家能胜任当今。称“(儒家)思潮所具有的优秀的特质、包容的性格、历史的智慧、本土的资源、悠久的学统、精深的义理、博大的襟怀、应变的能力,从而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化解时代的危机,解决时代的问题”。其中除了“本土的资源”和“悠久的学统”、“应变能力”之外,结合前面所述内容都可知是信口开河。也许儒家有“应变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学说。却必然需要通过欺师灭祖形式。孔孟荀董皆糟粕,背离他们是正确方向。然而当今儒生却要人们去读经的,再被儒家经典愚化。儒生对儒学的美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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