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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宽容与自由主义[1]

更新时间:2015-05-02 13:49:56
作者: 崇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拒绝承认某人拥有他的自尊自信所声称拥有的善,那么这显然是对他的不尊重、对其自尊的忽视,因此也是对其基本善的剥夺。罗尔斯特意强调“我们对我们自身价值的价值感、以及我们的自信都依赖于他人对我表现出来的尊重和互惠性”,那么这必然意味着尊重他人也就意味着尊重他所持有的观点乃至他的行为。如果不尊重某人的观点和行为的同时仍然声称对他的人格是尊重的,这在罗尔斯这里或者说在这种平等的尊重的提倡者里,一定意味着自相矛盾。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些人无法容忍对伊斯兰教和同性恋的批评,正是因为他们拒绝认为对他人的尊重可以不同时是对其观念和行为的尊重。这事实上使得一个公民去批评或拒绝另外一个公民的价值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这种批评被视为对这个公民的不尊重、对其自尊的侵犯。但是如前文指出,如果没有批评,宽容也就失去了意义,变成漠然。

   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里,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中不容置疑的重叠共识,一方面私人领域中不容批评的自尊,这样可能形成的是一个权利得到保障而又彼此漠然甚至价值虚无的社会。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两方面构成了张力:因为如果公民的善观念在私人领域必须得到尊重,那么他必然会对拒绝接受或完全接受其善观念、甚至要求其加以修改的重叠共识感到不满,对把这一重叠共识强加给社会的国家感到不满。结果,罗尔斯自由主义在私人领域中的过度宽容彰显了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不宽容。下面我们会看到,文化多元主义对罗尔斯的批评也正是落脚于一点。

  

   三

   对于某些自由主义者来说,漠然非但不可怕,而且值得欢迎,它甚至可以克服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不宽容。在罗尔斯的某些批评者看来,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仍然没有摆脱启蒙运动的、特别是康德主义的理性观,这种残余的形而上学瓜葛使得其宽容仍然是有限的。美国哲学家罗蒂试图帮助罗尔斯来解决这个困难。罗蒂尝试提出一种后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后现代资产者自由主义。它首先针对的就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表现出来的不宽容。在罗蒂看来,政治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残余导致了交叠共识的不宽容。他认为应该彻底摆脱形而上学,而漠然就是一种去形而上学的态度,可以有效地促成一种完全的宽容。

   罗蒂相信,如果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普遍的、理性的,我们会生活得更好,所以应该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和非普遍主义的方式来建构自由社会。在他眼里,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最初促进了自由民主的建立,但目前已经妨碍了民主社会的保存和进步。罗蒂试图说明自由主义可以不借助于理性、道德、合理性、人的内在尊严这些普遍性价值。他认为,对自由主义来讲,最重要的不是绝对真理、普遍知识,而是防止和减少痛苦。他借用斯卡拉(Judith Shklar)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认为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残酷是最糟糕的事情。此外,他希望自由主义认识到,每个人的信念、欲望都是偶然的,因此我们的价值、信念都不是最终的、绝对的、普遍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希望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别人,并且最好用一种反讽的态度对待价值和信念。这样就会形成宽容。在罗蒂看来,我们越是不再抱有幻想,我们就越能认识到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偶然性,我们使用的语言的偶然性,我们的自我的偶然性,我们也就越能放弃与真理和现实相关的问题。简单来说,我们越表现出一种反讽的态度,我们就越能够促成社会的自由和宽容。我们宽容多样性,是因为我们对其他价值是否是真理、是否有效不感兴趣,因为所有价值、信念和文化都是偶然的结果。因此我们无法找到标准和基础对这些价值和信念进行判断,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种漠不关心式的宽容事实上使得对任何人、任何价值的尊重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无法进行判断,也使得任何关于价值和行为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任何分歧也是无法沟通和解决的。由于缺少普遍性的基础或标准,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是无法判断的。

   罗蒂事实上把自由主义以及宽容中的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因素推到了极致。宽容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我们经常无法确知我们所持的观念和信仰是否是真理,或者即使我们相信自己的观念和信仰就是真理,我们也往往无法说服其他人同意这一点。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观念和信仰上的分歧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冲突乃至暴力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彼此宽容:我虽然完全不认同你的观念,但我容忍你持有这一观念,而你对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对真理的不确知或者无法证明真理的确实性并不意味着真理不存在,但是罗蒂的反讽几乎走向对真理之存在的否定,他提倡的宽容也转化为一种漠然而事实上成为一种虚无主义。

   然而,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那里,无论是罗尔斯的权利优先的自由主义还是罗蒂的后形而上学怀疑主义的自由主义,都遭到这样的指责:它们事实上没有真正承认个体、团体和群体之间的独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的宽容都不是真正的宽容,或者说宽容本身始终是狭隘的,因此需要超越宽容,走向承认。这一批评运用于罗蒂的自由主义是颇为恰切的,因为他几乎一视同仁地否定了所有价值的真理性,这对于那些声称自己的信仰和观念是真理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然而,罗尔斯所提倡的平等尊重不是要求每个人的价值都要得到他人的尊重吗,为什么还会被指控为忽视了个体的独特性?

   事实上,文化多元主义批评权利优先的自由主义掩盖或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指控这种自由主义以普遍主义的中立为名向各种团体和群体实施文化霸权,以平等尊严和普世权利为借口实行歧视。查尔斯·泰勒指出,这是一种承认政治对普遍主义政治的批判。普遍主义政治譬如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只把人当做抽象的自由和平等的主体加以对待,然而承认政治则要求,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受到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抽象的平等主体,而是因为他或者他们的文化、价值、信念本身及其独特性。所以,真正的尊重在于每个人或每个群体的特性、他自身认可的身份认同得到承认。因此,文化多元主义和承认政治的提倡者宣称,一个国家中每种文化都应该得到认可,不应该存在某种所谓主流文化。

   根据泰勒的分析,文化多元主义基于本真性(authenticity)这个概念。所谓本真性就是忠实于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我接受某种信仰或价值,那是因为我在内心里认可它们。某种价值的正当性不在于它来自上帝或者善的理念,而在于它得到我的认可,或者即使它来自上帝或善的理念,它也只能在得到我的认可之后才有意义。我必须倾听我内心的声音来生活,或者说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实现这一我认同的自我。在泰勒看来,本真性的提出是现代主体转向的重要部分。这种本真性渴望不仅仅是个体才具有的,也会成为群体的要求。一个民族也应该忠实于自我、忠实于自己的文化,赫尔德和德国民族主义发展了这一观念。今天对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也延续了这一点。对本真性的追求为差异政治或承认政治奠定了基础:由于对我来说,我认同的价值或信念是我的存在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我的认同的体现,因此对我的尊重必然是对我的价值和信念的尊重,对我与你的差异的尊重。

   泰勒肯定本真性和得到承认的要求的正当性,但他也指出了现代人对本真性的曲解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泰勒认为人类的生活的一般性特征是其对话性特征。本真性的前提是通过对话使得对方理解和尊重你的价值,也通过与某种真正重要的事物和价值的对话来理解自我的选择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说,对自我进行界定意味着在我和其他人的差异中发现某些重要的意义。自我进行的选择如果有价值的话,必须是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实现了某种很重要的意义。本真性的前提是有某种超越自我的意义存在,否则本真性也就没有意义。而现代人对本真性的理解却强调自我选择本身,而非自我选择所参照的意义和某种超越自我的事物的意义。这种情况下,一种价值只要是自我选择的,就是有意义的,就需要得到承认。宗教信仰值得尊重,不是由于其信仰的内容,而是由于宗教信仰是自我的自由选择的结果。法国政治哲学学者马南(Pierre Manent)指出,这种情况下,对某人的信仰和观念的批评会显然被等同于对其人格的批评。[6]前文提及的在个体的人格与其信念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很难成立。

   这种无参照和无对话的本真性事实上成为某种主观性和相对主义。以它为依据,一种文化应该得到尊重,并非因为他的内涵,而是因为它是某一群人选择的文化。因此,文化多元主义要求每一种文化都得到平等尊重,所有文化被赋予同等的价值,而无须考虑这些文化本身的内涵和特质。[7]这种承认事实上仍然是一种漠然。这种承认被认为比宽容更好地实现了对个体与群体的尊重,因为它允许他们自由地彰显自己的特性并且得到他人的完全认可。但这种尊重感其实只是一种幻觉。

   通过对以上三种自由主义的分析,我们看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使得宽容中的批评变得极为困难,而后两种自由主义则把批评从宽容中排斥了出去。然而,这种没有批评的宽容所造成的漠然并不能帮助现代人实现他们所渴望的尊重与承认。自由主义的基本关切在于肯定个体和群体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认同的正当性并提供必要的政治和法律保障。但是自我选择和自我认同的正当性及其实现丝毫不能保证自我得到他人的尊重。正如泰勒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尊重和承认只能在与他者以及更高价值的批评性的对话关系中形成。如果以自我的感受和趣味作为自我选择和认同的最基本的依据,那么个体选择某种信仰和价值就与偏好某种风味的菜肴和某种色调的衣服没有根本区别。这种情况下,信仰和价值从真理沦落为某种人们不需要就其精神和道德内涵进行比较的消费品,正如人们不需要也无法从精神和道德内涵上来比较不同色调的衣服的一样。那么,没有精神和道德的比较和对话,批评也就没有意义,或者说完全没有可批评的对象。没有人会觉得有必要批评一个热爱跑步而不喜欢游泳的人。所以,以漠然取代宽容的后果不仅仅是批评不被允许,而是最终使批评完全没有必要、也不会发生。在没有对话和批评的情况下,一种信仰或观念的内涵和意义很难得到确定,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对其进行判断,怎么知道它是否值得尊重?没有了解和判断而表达的承认或者是虚伪乡愿,或者是不负责任,绝不可能是真诚的认可和欣赏。更糟糕的是,正如泰勒指出的那样,由于人们也以主观的态度对自己的信仰和价值,不在更高或不同的信仰和价值的参照下对其进行理解与评价,这最终也会削弱这些信仰和价值本身。

   所以,如果以漠然或承认取代宽容,那么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体层面,对于信仰和价值问题的严肃探究和讨论都会受到妨碍,前文提到的对学术自由的侵害只是这一妨碍的某种初步表现罢了。如果人在这些对于人的心灵和生活最为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轻浮和懈怠,如果这些问题本身失去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如果信仰和价值本身被削弱,那么现代人的生活则可能陷入一种混乱当中。

  

   四

   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而言,这种漠然和承认并不能实现人们期待的秩序与和谐。首先,正如本文开头探讨的那样,这种转化为漠然和承认的宽容其实并不宽容。由于这种基于漠然或承认的宽容立场拒斥一切批评,那么如果有人基于自己的信仰和价值对其他人的观念和行为提出批评时,他将受到谴责甚至被法律制裁。如果某个或某些社群不愿意违背其信仰和良心,不愿意放弃对其不能接受的信仰和行为的批评,那么等待它和它们将是以法律为名的打击。在美国,同性恋运动团体对反同性恋行为和反同性婚姻的基督徒及其群体的持续诉讼和排斥表明了这一点。[8]所以,漠然式宽容和承认政治带来的是新的文化、道德和精神冲突。

更值得关注的是,漠然式宽容和承认政治为强势的移民文化和各种基要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不接受自由民主的移民文化事实上会以宽容和得到尊重和承认为名要求国家接受其价值,至少对其价值采取一种漠然的默许态度,譬如穆斯林社区会为其以传统的方式对待女性找到理由。这种漠然无助于让移民群体为了得到尊重和承认而努力融入到其所处国家的主流价值当中。正相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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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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