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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唐宋八大家论

更新时间:2015-04-30 10:46:27
作者: 周振甫  
这是"取道之外"。怎么分别取道之内与取道之外呢?可用柳宗元的《天说》来看:

   韩愈谓柳子曰:"……吾意有能残斯人(民)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韩愈从书本上去求道,书本上认为天是赏功而罚祸的,因此认为人民垦原田,伐山林,疏沟涸,祸元气阴阳,当受天罚;残害人民的,是减少对元气阴阳的祸害,是有功于天地,当受天赏。柳宗元的求道,"及于物",即及于天地、元气、阴阳,看到这些物,不会报,也不会怒,不会赏功罚祸。人民垦原田,有收获,有功,功者自功。人民伐山林,有祸,祸者自祸。功和祸,都是人民自造的,欲望天的赏罚者大谬。这是柳宗元求道及于物,是求道之内,胜过韩愈从书本求道之外。

   柳宗元的论文求道也与韩愈不同。韩愈论文求道,要学为圣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还是"及于物"。当时认为《五经》与诸子、《离骚》、《史记》等写得最好,就从这些书中求写作之道。他在《与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提出从《五经》里"取道之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认为《五经》中保留写作所求的道,如文章的内容要求质实,说的道理要求持久,要求适宜,要求有决断,要求有变化。在这些方面从《五经》中去求,这是论文求道之原。

   光有了这些认识还不够,还需要端正态度,"羽翼夫道":

   故吾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这里讲,作文在得到道以后,写文章来说明道,要端正态度。未敢掉以轻心,怕文章写得浮滑而不庄重;未敢出以怠慢,怕文章写得松弛而不谨严;未敢出以昏沉,怕文章写得昏暗而杂乱;未敢出以骄气,怕文章写得高傲而骄横。对文章的内容,抑制它使它深入,发扬它使它鲜明,疏通它使它通畅,简练它使它有节制,激发它使它清新,固定它使它庄重。柳宗元又说:就可以用来扶助所讲的道。

   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最后还要参考各家作品来加强文章的艺术性,如参考《穀梁传》来使文气严谨,因为《穀梁传》在解释《春秋》时最为严谨。参考《孟子》《荀子》,使文章的枝叶茂盛,因为孟子荀子善于设喻,使文章枝叶茂盛。参考《庄子》《老子》,使文章的开端显得恣肆,《庄子》文章设想奇特,开端恣肆,《老子》比较谨严,在这里可能借老子作陪衬。参考《国语》来丰富文章的趣味,参考《离骚》使文章意味幽远,参考《史记》来使文章洁净。这是从旁推求,参考这些作品来加强文章的艺术性。

   韩愈、柳宗元的文论,都讲求道,韩愈主张从书中求道,柳宗元主张从"及于物"中求道,在这一点上,柳宗元的求道胜过韩愈。柳宗元怎样从"及于物"中求道呢?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里说:"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他写段太尉逸事,就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了解段太尉的故老卒吏,得到了详尽的材料,再请求了解段太尉的永州刺史崔能对这些材料进行参校,从而认识段太尉的性格德行。从段太尉一生的行事和言论中去认识他,这就是"及于物"的取道之内。"及于物"也即及于人物。韩愈虽然主张从书中求道,但他在写《张中丞传后叙》时,"得李翰所为《张巡传》",但他不相信那篇传,加以批评,是他不完全相信书。却说:"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韩愈亲到张巡、许远的双庙里去祭奠,亲自听老人讲张巡、许远时事,所以文中补写南霁云的事,极为生动感人。又从张巡手下的于嵩,得知张巡的事。那末韩愈写这篇文章,也像柳宗元一样,是"及于物"的,所以小得极为生动形象,和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一样传诵。

   四 宋六大家的诗文

   宋代六大家中,以欧阳修为古文革新运动的开创者。《宋史》本传纹:"允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谖其声誉,为必显于世。""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此则就大体说。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他的文章风格:"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又称"陆贽之文,遣言措辞,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钱钟书《宋诗选注》称修:"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在诗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宋元十家词选例言》:"其词与元献(晏殊)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曾巩,《宋史》本传云:"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钱钟书《宋诗选注》:"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

   王安石,《宋史》本传称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修有诗赠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用李白、韩愈来推许他。他《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不以文学家自许。钱钟书《宋诗选注》称王安石诗"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辞的技巧。"王安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突出他的修辞手法。

   三苏的诗文创作,《宋史》论三苏文,于《苏洵传》称"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特于《苏轼传》称:"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于《苏辙传》称:"苏辙论事精研,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至论轼英迈之气,宏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钱钟书《宋诗选注》论轼诗,称:"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由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词,宋人胡寅《题酒边词》:"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视,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永)为舆台矣。"极推苏词风格之高。

   五 宋六大家的文论

   唐代韩、柳的文论,突出地讲学道;宋六大家的文论,突出地讲文学的艺术性。欧阳修的文论,在《答吴充秀才书》里,虽说了"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继承唐朝人求道的用意。但他的突出的文论,还在讲文的艺术性。他在《书梅圣俞稿后》说:

   ……又语其声以问之曰:"彼清者、浊者、刚而奋、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声,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声器名物,皆可以数而对也。然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

   ……

   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欧阳修在这里提出音乐和诗歌所产生的令人心动神移,或歌或泣的感动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接触到艺术感染力了。

   再看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按史家的文章以叙事为主,而曾巩要求史文于叙事中写人,在写人时要写人"难知之意",发人"难显之情",司马迁的《史记》就在叙事中写人的"难知之意"与"难显之情",成为传记文学的杰作。这样的要求,即要求史文写成传记文学,而有文学的艺术性。

   王安石的文论,有《上人书》,引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称为"作文之本意"。则要求作文的内容,有自得、居安而资深,则非同泛泛,必深有所得,必有深切体会。如欧阳修所云的感染力。又称作文之辞,比之于"刻镂绘画",亦以艺术作比,则对作文的要求,亦通于艺术。

   三苏的文论,苏洵有《仲兄字文甫说》,以为风水相遭而文生焉。释者以水喻艺术修养,风喻创作冲动。那风水相遭的比喻,也比作艺术修养了。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论孟子、韩愈、欧阳修三家文,皆推究三家文的不同风格,亦视艺术性立论,那苏洵的文论,亦强调艺术性。苏轼的文论,有《答谢民师书》,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那末怎样"求物之妙"呢?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说,称司空图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卤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那苏轼讲的"求物之妙",即求盐梅在卤酸之外的美,即求诗文的艺术美。苏辙的文论,有《上枢密韩太尉书》,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强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提出从外境阅历来培养奇气。他讲司马迁的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还是就文的艺术性说的。这样看来,宋代六大家的文论,与唐代韩、柳的文论不同。唐代韩、柳的文论重在求道,而宋代六大家的文论重在探讨诗文的艺术美。但柳宗元的文论,参考各家的作品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章的艺术性,宋代六大家的文论,就从他这里作了发展,把重点探讨到诗文的艺术性了。

   六 唐宋古文风格的差异

清人刘开《与阮芸台(元)宫保论文书》,称:"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宏肆,故能推陈出新,徵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 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按韩愈在《讲学解》里讲:"沉浸 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又称:"子云(扬雄)、相如(司马相如),同工异曲。"刘开讲韩愈的为文是有据的,不过他的尊唐贬宋则因阮元主张骈文,不免有意迎合,是不确的。不如明末黄宗羲《南雷庚戌集自序》中说得平实。他说:"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变: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句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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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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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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