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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

更新时间:2015-04-30 10:42:49
作者: 金耀基  
它不是理性(reason)的胜利,而是一种特殊的理性,即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而工具理性的膨胀则不但无以实现人类普遍的自由,反而将走上"铁笼"的命运。(注:R.J.Bernstein, 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p5-6.)在某个意义上,韦伯是一位"后启蒙"的思想家,他不是反启蒙,但他对启蒙的理性观,对现代性方案却表露了深刻的怀疑与保留。

   社会学之诞生与现代社会或社会之现代性之出现之关系,已如上述。其实,在19世纪为社会学奠基的学者,从圣西蒙、孔德到杜凯、韦伯,无不以现代性为研究的课题,另一位影响社会学发展极大的马克思(K.Marx,1818-1883)亦受启蒙影响至深, 他拥抱人类"解放"的观念就是启蒙价值的核心。故他被视为"启蒙之子"( 注:M.Sorup,Post-Structuralism & Post -Modernization,Harvester Wheatshelf,1993,p166. )。马克思对启蒙方案所造成的现代性有深刻洞悉,他认为这个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构,他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特别是它的生产力,给予最大的赞美,但他也看到这个现代性的黑暗面,所以他也是对这个现代性的最严厉的批判者,般曼(Berman)认为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又是一位"反现代主义者",马克思希望通过更完全、更深刻的现代性来医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伤。( 注:M.Berman,All That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Penguin B-ooks,1982,p98.)

   二、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到现代性的论辩

   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从欧洲到美国,并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比较地说,社会学或整个社会科学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质与量上都有重大的进展。这个发展与美国在二次大战后的新角色是有关的。当时,美国不止拥有无比强大的经济力,在大学系统上更是独领风骚,并且还具有一种宗教式的乐观自信的政治意志去重建大战后的世界秩序,美国社会科学对于新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学术上发展了"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这个现代化理论的源头可追溯到欧洲的启蒙方案,但却是美国的特产。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不是单一的理论,它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多个领域有不同的理论表述,但一个占主流地位的理论内涵是:现代化的根源是科学理性,它所拥抱的是"发展"(development )的意理,它的发展基调定在工业化(经济发展)上,并认为工业化有一个内在关连的成长模式,不同的社会或国家,最后会产生某种同质性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视美国的文明为现代文明的高峰,也即是现代性的典范。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受美国当时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柏深斯(T.Par-sons)影响最深,柏深斯的理论堂奥阔大,但在他整个理论工作中最突出与有意义的是他对现代性的论述。他是一个十足的现代主义者,是一个彻底没有乡愁的思想家(nostalgic thinker)。 他对现代性方案有毫无保留的拥抱,论者更认为他关切的,不止是美国,而且是全球的现代性问题。(注:参见Roland Robertson & Bryan Turner, eds.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1,特别看第一章、第三章。)柏深斯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理论,基本上是进化论观点,他认为韦伯的理性化过程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的, 并且这个理性化有普世性的意义。他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现代性的领先者,美国的现代性会随现代化向世界扩展,到下一个世纪或更远的时间,这会是世界的主要趋向,最终则是一个他称为"现代型"的社会的完成。(注:T.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N.Y.Prentice-Hall,1971,pp139-143.)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不止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种发展理论,也是美国政府与民间(基金会)的一种发展策略。(注:Robert Bellah et al,The Good Society,N.Y.Vintage Books,1992,pp232-234. )它实际上成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蓝图,亚洲四小龙的台湾与南韩的现代化过程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理论的实践形态。的确,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与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全球的现代化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个理论在50与60年代虽盛极一时,但到70年代则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美国现代化理论由盛而衰,原因极为复杂,但主要原因是经验上的与学理上的。在经验上,现代化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不但未见现代文明的建立,反而造成了社会的断裂、不公、失序、价值颠乱等现象,因而引起对美国的不满。在学理上,美国现代化理论之"西方中心观"(或更确切地说"美国中心观")及其背后后实证主义观念都受到非议,并受到70年代左右崛起的依赖理论、帝国主义论、世界系统理论等批判,这些理论虽没有能取代现代化理论,但二次大战后,现代化理论的支配性地位则一去不返了。

   70年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一片寂静,到了80年代,情形丕然一变:这不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复苏,而是启蒙方案/现代性方案重新提到学术的论坛。有趣的是,现代性问题之再成为人文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的论述的主题,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之兴起有微妙关系,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挑战,开启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论辩。后现代主义一词之意义,暧昧而多歧义,几无共识的可能。(注:见Theory,Culture & Society这个学术期刊,在一九八八年六月,Special Issue on Post-Modernism, vol. 5, No. 2 Sa-ge Publications,p195.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者。现代主义主要是文学、绘画、建筑上的风格或文化运动,简单说,它是现代性的文化,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性的美学上的反思(aes-thetic reflection ),它是"后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严格言之,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不同,"后现代性"有时是指一种特殊思想的风格,或者是一种心智状态。(注:Z.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gledge ,1992,pvii.)它与"基础主义(哲学上)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连在一起,不过,更确切些,应把"后现代性"看作是有别于现代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结构的形态,亦即它应有不同于现代性的社会秩序的特殊风格。 (注:参见 A.Giddens, The Conference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45-52.)应指出者,在学者的论述中,"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二词常是互用、混用的,故有的论者就把二者视为一体(注:见Terry Eagleton,The Il-lusion of Postmodernism,Oxford,Blackwell,1996,pviii.),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始于70年代的法国一群,包括传柯(M.Foucault)、李约塔(Jean-Francois Lyotard)、鲍地拉(Jean Baudrillard )等思想家,到了80年代在美国风行。般曼(Berman)指出: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的视野已关闭,它的精力已耗尽--即是说,现代性已过时了。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思想对一切如道德与社会进步及为个人自由与大众快乐的集体希望加以讽蔑,而这些集体的希望是十八世纪启蒙的现代主义者递传给我们的。这些希望,后现代主义者说,已经证明破产,最好的也只是无益、无用的空想,最坏的话则成为支配及畸形的奴役的发动机。(注:M.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op cit,p9-10.)

   简单说,后现代主义的矛盾直接指向启蒙方案或现代性方案,几乎凡启蒙所标举者皆一一加以怀疑、否定,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习性是怀疑经典的真理观、理性观、客观性,怀疑、否定普遍进步或解放的启蒙思维。用李约塔的说法,他拒绝一切"全能性"(totalizing)的社会理论,抨击一切大叙述(grand narative),如科学理性将带动人类发展之类的叙述。他说:"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不论它是臆测性的叙述,或是解放的叙述。"(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9,p37.)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之批判,实际上也非新事物,自19世纪以来对现代性之批判就从未停止过,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的韦伯对现代性方案批判之深刻更非一般后现代主义者所能及,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或激进化。(注:在这里值得提出,"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二者有合,也有分,现代主义始终是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现代主义一直以来是不信科技的力量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也不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所作的现代性的大叙述。 见Roy Bo-yne & Ali Rattansi,"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By Way of an Introduction", in Boyne & Rattansi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N.Y. Macmillan, 1990, p9.)赖熙(Scott Lash)更认为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有一基本的割裂(break ),现代主义对启蒙的现代性方案究竟是深化或是伤害作用仍为未决的争议。 ( 注:Scott Lash,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Routledge 19-90,p123-124. )在这里,我想指出,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论辩中(最著名的是李约塔与哈伯玛斯之间的论辩),我们看到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破",但很少看到对"后现代性"的"立",特别是我们还看不见现代性已经过去的论证,或"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已经出现。(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特别对社会学的批评不是没有意义,但后现代主义即没有提出有力的另类社会科学,参见P.M.Rosenau,Post -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73- 174。就我所见,社会学者中主张社会学者应改弦易辙,认真从事"后现代性"的分析,建立"后现代性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st- modernity )者只有鲍曼(Z.Bauman),见其所著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op cit, pp26-67,及pp157-204.)后现代主义者哈山(Ihab Hassan )感叹现代性顽强地不肯隐退,说:"何时现代期会结束?曾有一个历史期等那么久的吗?……何时现代主义会终止及之后又是什么东西会来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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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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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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