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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乔彬:长安文化与王维诗

更新时间:2015-04-29 23:47:41
作者: 邓乔彬  

   对于王维诗,历代已说了不少,我们今天要想谈出点新东西诚为不易。近来阅读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所启发,草成此文,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文宗”地位与长安文化

   唐代宗曾在批答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手敕中写道:“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以“文宗”称王维,可见对其在诗坛上的地位之肯定。

   代宗之敕,若结合两唐书王维本传,可见出这是以皇室及贵族为代表的长安文化对王维的肯定与接受。

   陈寅恪先生提出了长安文化区的概念,因为陈先生所论的是政治史,所以这一概念偏重在政治地缘上,而我们可以借此来确定长安文化的内涵,并以之观照王维诗。

   “文化”作为外来词而作此译,似可从《周易》中找到依据,《易•贲》有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人文”之“化”的文化,其在长安,物质层面的包括帝都的城市、建筑、宫殿、园苑、宫廷气度、宴游生活、文酒之会等,精神层面的包括思想、宗教、交游、送别等,制度层面的则涉及到生活中的升迁、贬谪、节序活动等。当然,还有属于“天文”的长安周围的地理山川。以上这些,在王维的诗中都有所反映。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代宗手敕则可视作代表长安文化的核心对于王维的高度肯定。

   《旧唐书》本传云:“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从中就可见出王维之从诸王到皇帝所得到的欣赏,而代宗之命王缙进其兄文集,亦与青年时代对王维的赞赏、仰慕大有关系。《太平广记》所载的歧王为之设法以擅琵琶之乐人身份入公主府邸,终以诗打动公主,“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虽是小说家言,实亦与王维青年时代的经历有关。这些上层人物对王维的欣赏说明了什么呢?毫无疑问,王维的诗歌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尚。

   长安文化的核心与主导是由皇室、贵族决定的,代宗手敕所云“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并非套话,而是很准确地概括了王维诗歌的特点,以及他被欣赏的是什么。“抗行周雅”是指王维诗如《诗经》般的典雅、醇正,“长揖楚辞”确可以从《王右丞集》第一卷十首古诗中的九首得到印证,因为它们从形式到意境都是有意学习《楚辞》的,“调六气”、“正五音”是指其形式、音律,“泉飞藻思,云散襟情”当指其山水田园之作。

   当然,代宗手敕说得并不完全,我们还可以从《新唐书•文艺传》中得到补充。传中言王维以“侍以酬奉”相取,又以之与李峤、沈、宋相关,实是说出了一大关键。试看其集子中卷七、卷十、卷十一,都有大量的此类作品。确实,“侍以酬奉”四字是道出了王维诗的一个主要内容。

   恰是这些应制、酬酢之作,既展示了帝都的雄伟、宫廷的气派,又表现出特有的盛唐气象,而这正是长安文化的主要面。请看《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

   金人来捧剑,画艗去回舟。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宸章在云汉,垂象满皇州。

   《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臣上寿应制》:

   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百工逢此日,万寿愿齐天。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宴。

   将帝都气象和太平盛世表现得非常精到、准确。尤其是《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銮舆迥出仙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后人以“春容典重”、“藻丽铿锵”、“大句笼罩,气象万千”评之,并认为此诗“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字字冠冕,字字清隽,此应制中第一乘也”(注:以上见《唐诗汇评》第326-32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又如很著名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更为人所熟知,并常被引用。人誉之为“气象阔大,音律雄浑,句法典重,用字清晰,无所不备”,“意象俱足,庄严稳称”,“高华典赡,无美不备”,甚至认为“《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注:以上见《唐诗汇评》第330页。)。这种雄浑、高华的气度,虽台阁之作,亦为盛唐气象之一端,实不应轻之,难怪会赢得“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之誉。至于长安城外的终南山,王维也以“近天都”、“接海隅”总写其高大,“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写其远观近看的效果和辽阔广大,可见出帝都背景的天造地设的“天文”一面。

   长安作为帝都,官吏与士子在此出出进进当是常事,因此送别可谓唐诗的一个主要题材,而王维尤擅于此。他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被《麓堂诗话》认为是“‘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瓯北诗话》则认为,“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不少论者都誉之为古今送别诗第一。又如《送沈子福之江东》,《唐诗别裁集》评之曰:“春光无所不到,送人之心犹春光也。”这些作品,都以其深情绵邈、气度从容、诗味隽永,历来为人传唱不已。又如“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瀚海经年别,交河出塞流。须令外国使,知饮月氏头”(《送平淡然判官》),则与盛唐时代特有的功业之想相结合,呈现的是另一种风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送别这一长安文化的主要面,也是王维笔下的主要题材,唐代诗人所作,似无能出其右者。

   节序活动也是帝都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王维诗中亦不乏表现。除了春禊奉和、曲江侍宴之类皇家活动外,《寒食城东即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作,则是自己的即事抒情,后者更是亲情加节俗的名作。至于民俗,卷一的《鱼山神女祠歌》以及出使河西时所写的《凉州郊外游望》,都有所反映,纵然它们不属于长安文化的范围,其习俗与形式却与代宗敕中的“长揖楚辞”一语为近。

   综上,独孤及所说的“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间”(《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应是对表现以皇室为代表的长安文化的很好论断。

   长安文化是帝都文化,其进则为边塞文化,其退则为隐逸文化。

   陈寅恪先生据韩愈《送董如南游河北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知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其实,即使是中了进士,也未必轻视边功。这既与盛唐的时代精神有关,又体现了在抵御外族入侵之外的另一传统,即刘向《说苑•指武篇》所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若谓贞观时国力尚未臻极盛,只因东西突厥丧乱,吐蕃初起,势力未大,而太宗在政治、外交、军事诸方面处置得当,故能消弭外患,远播声威,使之有“天可汗”之称。到高宗、武后时,东突厥复起,吐蕃强盛,契丹、奚叛唐,在对外战争中,唐室颇多失利。玄宗时,唐朝财力已富,在对边裔民族的战争中,多能取得胜利。不仅成功地抵御了吐番、契丹、奚的入侵,收复了初唐时丢失的营州、河西九曲、剑南安戎等地,而且开拓了边境,巩固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大概除了天宝后期对南诏的战争外,玄宗政权在对外战争中多处于优势。这就是产生边塞诗的现实基础,而边塞战争既牵动了诗人,又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盛唐独有的边塞文化现象。

   王维后来的隐士与僧徒形象并不代表他的青年时代,青年王维同样感受到热烈的时代精神,满怀功业之想,写了不少向往边功、歌颂豪侠的作品,其中不乏名篇。如《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一身能掰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老将行》: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具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诗中充满了战斗豪情和昂扬精神。王维尽管入仕之初就遭贬济州,产生过避世之念,但在被张九龄荐举为右拾遗之后,他既在《献始兴公》诗中赞美张九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自己也仍未绝功业之念。开元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他以监察御使出使凉州时,写下了《陇头吟》、《陇西行》、《从军行》、《使至塞上》、《出塞》等作,都可见悲壮中饶昂扬、苍凉中见雄浑的特点。

   即使不是以乐府旧题写新辞,不是自立新题状物抒情,王维拟以女子声口所写的《伊州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军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也是以思妇写征人,借风月寄离思,是从侧面表现边塞题材,在表现普遍百姓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同时,也可见出征伐戍守并非远不相及之事,它同样是长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看来,此诗为梨园传唱一时,也足以说明语浅情深之作,只要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就会被他们接受。边塞紧连着长安,随之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王维所作,由己及人,将这一文化现象表现在自己的笔下,使之虽非传统所认可的边塞诗人,却使其边塞诗占据长安诗坛重要一席。

   我们已将边塞文化视作长安文化“进”的延伸,为何又将隐逸文化作为它“退”的延伸呢?据《唐六典》可知,唐行授田之法,其赋役定为租、庸、调、徭四目,虽开元以后法度渐废,但毕竟社会富足,文人无论是否出仕,都不至于无法生活。加以三教并行,僧道固颇多居于城中的寺观,但也不乏隐居山林者。由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隐逸颇成时尚。长安城八水六坡,南面不远就是著名的终南山,此山一方面为假隐士提供了“终南捷径”,同时又为官员们准备了营建庄园别墅的条件,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之成为了长安的后院。进可仕,退可隐,进退之间则是半仕半隐。

   《史记》为伯夷立传,大概是认可了最早的隐者,《后汉书•逸民传》云:“《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慨,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垄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观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这是关于隐逸的一个较全面的定义。玄宗之世,“端居耻圣明”应不是孟浩然一人的声音,观两唐书《隐逸传》,分别有21人和25人之多,而且这些都是知名的“专职”隐士,实际上远非此数。

   王维青年时代本来向往功业,一般都认为他的隐逸思想产生在张九龄被贬之后。开元二十四年,因遭李林甫构陷,张九龄被罢相,次年贬为荆州长史,开始了奸相掌权,史称“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王维在《寄荆州张丞相》诗中以“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初表其抽身官场之念,又在《早秋山中作》流露出欲学陶渊明之念:“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但他并未真正隐退,《偶然作》之四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躇复相顾。”由于这种两难的心态,使之不能真正隐而躬耕,而是走上了半官半隐的道路。

王维本来就在嵩山隐居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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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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