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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苏力的预言实现了吗?

——社科法学何以破除中国法学困境

更新时间:2015-04-26 20:07:25
作者: 张强  

  

   摘要:中国法学从整体上面临着两大问题:首先是法学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分离,使得发讯研究很容易局限于法律文本和纯粹的法学理论之中;其次是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分离,这一方面使得中国法理学变得抽象和空洞,失去现实意义,同时部门法又缺乏深入的理论支持变得技术化。社科法学在重视法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丰富和完善法学理论,成为弥合中国法学分离态势的重要力量。这正与十四年前朱苏力教授的预言相吻合:社科法学将在中国法学占据一席之地,并与法教义学共同对中国法治事业做出贡献。

   关键词:社科法学;中国法学困境;本土资源;经验研究

  

   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老师在《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中提出了当代中国法学的三种类型:一是1978年起贯穿着整个80年代,如今依然存在的"政法法学";二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贯穿整个1990年代,如今如日中天的"诠释法学"(法教义学);三是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的将法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社科学派"(社科法学)。 并指出:"在未来中国法学起主导作用的更可能是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并指出诠释法学将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科法学地定会在中国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时隔14年,苏力老师这个预言应验了吗?

   一、预言何以实现:学科与方法

   提起"法律",首先映入脑海的是:法律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或者是法律文本。这两种思路恰恰对应了苏力老师提出来的"政法法学"和"诠释法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政法法学逐渐退出法学的舞台,而诠释法学或者说是"法教义学"如日中天,它推崇法律的稳定性,强调法律的生命不在于立法,而在于"解释"。这种法学道路在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样的法律才能给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为人们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基础。然而,恰恰是这一点,使得法学受到极大的局限--它过于强调法学的自足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封闭性。而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却规定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是心理等几乎一切生活领域。

   一种新的思维正在中国成长,它主张"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重视社会中的法律现象而非官方制定的法律文本,倾向于进行经验的研究而非纯粹沉浸于理论与概念的世界之中--这就是法律社会学。在中国它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侧重于理论建构,近年来法律社会学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两大趋势。

   趋势一是法律社会学作为"交叉学科",不再限于与社会学的联姻,其"社交面"大幅扩大,从政治学、经济学到人类学、心理学等大部分社会科学,进而形成"社科法学"。2013年和2014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展开激烈交锋,虽然"社科法学"备受批判,但是经过这一轮论辩,社科法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已经被法学界承认。

   趋势二是法律社会学或社科法学从重视学科与概念走向重视"方法",尤其是"法律的经验研究"。 "法律的经验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例如夏勇、苏力、贺卫方、高鸿均、张志铭、郑永流等。""到了90年代后期,真正一直坚持经验研究的是苏力。"其次是强世功、赵晓力、贺欣、侯猛等。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司法制度领域的经验研究迅速发展,出现了汪庆华、艾佳慧、唐应茂、黄韬、张永、陈柏峰、尤陈俊、成凡等出色学者。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科法学道路正在通向经验。

   经验研究的核心是面向生活世界,是发现事实。那么"道路通向经验"是不是意味着社科法学的研究将不再涉及法学理论和法律文本。当然不是:首先,经验研究并不是反对任何法律理论,而是反对空洞和没有事实的理,而且法律的经验研究这种思路本身就是一种法学理论;其次,法律文本不是研究的核心,但却是"圆心",社科法学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律的形成、实施和效果,研究法律的社会学基础、经济学基础、人类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等,强调将"书本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一切都围绕着"法律"。强调法律的经验研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为了应对社科法学概念面临的质疑,将重心转向更实际的并已经有了路径和成果的经验研究,更具有说服力,也有了坚实的立足点。

   二、困境如何形成:法社会学的出路

   强世功教授在2013年诊断出中国法律社会学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法理学专业领域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出现"对象化"倾向,并因为这种对象化而日趋僵化或教条化,从而丧失法律社会学思考乃至批判的活力与吸引力。另一方面,一些真正有创见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往往出自部门法专业的学者,这些研究由于缺乏法律社会学的问题自觉或理论自觉,难以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是由于法学研究和教育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学科建制壁垒越来越高,形成画地为牢的格局。

   其实这不仅仅是法律社会学的困境,同时更是整个中国法学的困境。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有着深厚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维稳"作用,即反映现有的经济基础,与之契合,并保护和维持现有的经济生产状态;第二,"构建"作用,即超前于现有的经济基础,以法律和制度推动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从而促进经济基础的改变。自从1978年之后,法律的构建作用在中国发挥地淋漓尽致:通过引入西方与市场经济和城市生活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从而改变现有的法律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在这一点上以法律移植为中心的法治建设是功不可没的。然而法律移植也面对两个大问题:第一,"普适"的法律与中国"本土资源"之间的矛盾;第二,已成型的法律体系与不断进步的社会之间的张力。本文发现,根本没什么"普适"的法律,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最终一定是要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保持一致的,否则它就仅仅是"书本上的法",而不是"行动中的法",它仅仅是一种知识和文字,而不是具有强制力的规范。因此法律移植仅仅是一种立法技术,就像医术一样,要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