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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我的姥爷姥姥

更新时间:2015-04-26 17:21:15
作者: 刘小生  

  

   我亲爱的姥姥于今年正月十七凌晨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六岁。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亲人们还是悲痛万分。姥姥走了,姥爷沉浸在这种深深的哀痛中难以自拔,晚辈们都很揪心。他在十四岁那年和姥姥成亲,典型的老式婚姻。姥姥比他大六岁,在姥姥眼里那时他更像是一个大孩子。有时在外面贪玩睡着了,还是小脚的姥姥把他给抱回家来。他们共同走过了七十六年,在姥爷眼里,姥姥的角色,既是妻子,又像母亲。两人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如今,姥爷看到姥姥常坐的那把藤椅已经空空如也,从此不再有与他朝夕相处的那个亲人的身影,那种失落和哀伤,又如何能够抑制!

   为了给姥爷换换环境,换换心情,我征得舅、姨们的同意,在姥姥的丧事完毕后,把姥爷接到济南我家来小住。

   这不是姥爷第一次来济南。他第一次来济南,还是六十六年前。那时,他身穿解放军军装,身份是一名接收新解放城市的干部,是济南这座大城市的主人翁。

   从我记事起,姥爷在我眼里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很难想象出,在1949年的济南,他也曾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军人、干部。他年轻时的那些峥嵘岁月,我也是在三十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一些。这一次,他故地重游,又给我说了这段历史的一些细节。

   我的家乡在解放前是国共两党武装反复争夺、“拉锯”的地区。上溯到抗日战争期间,那就更热闹,天天都在上演国、共、日“三国杀”的好戏。姥爷的两个弟弟被国名党武装(保安十五旅)征去当兵,他却加入了共产党这边,天天背着枪去征粮收税。有一次收着收着,一不留神深入了国民党的地盘。被人家的队伍发现、追赶,他们几个就只好仓皇撤退。撤退途中,姥爷还借坟头作掩护,向追兵开了一枪。这种战场经历其实还真不算多。因为不久战争形势就大为好转,共产党在山东取得了绝对优势。

   我问过姥爷,他是出于什么动机站到了共产党这边?他说,哪有什么动机。无非是共产党来征人,那就跟共产党走,给共产党干。要是赶上国民党来家要人,也是抗拒不了的。两个弟弟不就是去了那边么。

   这答案和我想象的大不一样。可是这是真实的历史。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老百姓家的后生,更多的时候,是被不同政治势力选择,根本就没有多少选择政治势力的权利。亲兄弟被国共两党征去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例子太多了。真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承受一种什么样的煎熬!姥爷的那两个弟弟,一个从国军那里开小差往家跑,差一点被抓回去枪毙,因此被吓得吐血,不久死去;另一个被共军俘虏,又被立即编入华野某纵,继续去打仗。——这当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共产党渡江以后,急需大量的干部南下接收大城市。姥爷报名南下,于是他的身份从共产党政权的地方工作人员变成军队干部。家里也挂上了军属光荣牌。

   在江南,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有一次上级让他们填一张调查表。其中一栏是“南下动机”。姥爷一时不知道写什么,就问发表的人。那人说随便写,就是写“游山逛景”也行。姥爷就随口对那人说那就那么写好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姥爷在政治上是多么地天真幼稚。果然,他和一部分人没有参加上海接收,而是回到济南另行安排。他被分配到教育厅,做后勤司务。当时他的驻地在齐鲁大学。

   姥爷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安排已经足足地体现了组织对他的不信任,反而觉得回到老家省城是一件大好事。繁华的济南城已经让这个农村长大的青年眼花缭乱目不暇给。闲时他和同事去逛书店,看趵突泉、黑虎泉。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新工作既充实又新鲜。

   姥爷在济南的消息传到家里,姥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但她又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己的丈夫。那时她已经三十岁,还没有孩子。丈夫不在家,一个女人家,还是小脚女人,日子肯定很难。于是她叫上弟弟作伴,到济南找上了姥爷。这是她一生唯一一次来济南。六十多年后,她对那次济南之行还记忆犹新。她甚至还经常向我问起,是否有见过那次她曾遇见的几位老师傅——她也不想想,我若是还能见到那些人,人家都该一百三四十岁了。

   姥姥在济南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姥爷对如何安置他的妻子一筹莫展。姥姥是中国最后那代缠足的妇女,家教又让她十分腼腆拘束。新社会也不兴当保姆。

   最后姥爷只能向组织请个假,送姥姥回老家。

   他们从济南到益都(今青州),下了火车,步行八十里路回到了老家。

   本来姥爷打算送下姥姥后就回济南。但姥姥一个人在家的生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姥姥再也不想放走自己的丈夫。她找各种理由,就是不让姥爷走。

   假如姥爷毅然决然地走了,那么接下来通常会是一个老套的故事:男的在外面另娶,组织会支持解除包办的封建婚姻。女的在家里孤苦伶仃,成为弃妇,老无所依。

   事实是姥爷从此再也没和姥姥分离。他向我们回忆作这个决定时,用的是那种轻描谈写的口气。战争时期,姥爷不在家,有一次,姥姥到娘家去牵驴,刚出城门,就赶上城外的武装和守城的武装打起来。驴子受了惊,呆立不动,姥姥就这么无助地站在火线上。回首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能不珍惜眼下这团聚吗?再说,那时还没有实行工资制,而是供给制。他的级别是小米若干斤。如今家乡家家分了田地,战乱终于结束了,大家可以安安心心地男耕女织。这不就是多年来盼望的日子吗?凭着克勤克俭的家风,日子还会过不好、还会愁没有小米吗?难道在妻子担惊受怕这么多年后还让她独守空房吗?

   我相信,当年姥爷报名南下绝不是为了“游山逛景”,但他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也不是为了去赌一把荣华富贵。当和平终于降临时,他已经心满意足。放弃济南繁华都市的新生活,确实很遗憾,却也不是不行。短暂的城市生活还没有改变他的品质,没有改变他对妻子的感情。他仍然还是那个非常淳朴的农村青年。

   但他确实太天真了。他想当然的田园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农民到手的土地还没捂热乎,就被收回去。从此是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繁重的劳动,极端的贫困,政治上的歧视。

   在生产队里,姥爷最爱干的活是挖井。这个活最累最危险,但是让吃饱饭。当他汗流浃背地在井坑里掏井时,他那些在济南的前同事、战友过着一种与此天壤之别的另一种生活。这种差别,是他在让别人把他的证件捎回济南辞掉工作时,万万想象不到的。他从来没有搞明白“打天下,坐江山”“为人民服务”这些话的真实含义。他本来可以不当“人民”,而是留在省城大机关里“为人民服务”。这个淳朴天真的人确实缺少大人物所说的那种“革命觉悟”,注定他不是当官做事的材料。

   姥爷从来没有因此埋怨过姥姥。要是他在革命大家庭里听到的那些大道理、那些宏伟蓝图全是真的,那么姥姥为了挽留他说的那些理由也该都成立。他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本书。

   姥爷当了一辈子农民。有些年他吃的还不如生产队的牲口吃的好。因为牲口还可以吃豆子。“牲口力气大,干活多。”他对此很服气。

   1960年,姥姥姥爷的子女一个也没饿死。这是他们深感庆幸的一件事。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姥姥娘家的救济。但是那段饥饿年代的经历给姥姥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她九十多岁的时候,还经常去查看家里盛面的那个陶瓮。那里面当然总是有面,可她老担心没有隔夜粮。查看过,她才放心睡觉。而她上大学的孙子,对当年饿死人的事情,则表现出一脸的不能置信。我比这位表弟虚长几岁,更因为我的奶奶在1960年罹难,所以相比而言多少能理解历史教科书和真实历史间的区别。

   姥姥和姥爷都淡泊平和,得享高寿,晚年幸福。他们经常感叹自己赶上了今天这个最好的年代。姥爷热爱劳动,耕作不息,把庭院改造成菜园。每次我回老家,他都让我捎回济南一些他自己种的蔬菜。当然都是不打农药的“有机菜”。

   这次来济南,姥爷的身体明显衰弱。去年的时候,葫芦爬上了屋顶,他还亲自搬梯子去摘。而这次,他对上下三楼已经颇为踌躇。

   我陪他打车来到了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也就是齐鲁大学旧址。在那几座仿古风格的老楼前,他努力地搜寻依稀的记忆,不停地念叨变化太大了。我笑着说这还是济南变化最小的地方。当年一起住在这里的战友和同事,比他年龄都大。如今他都是九十岁的人了,那些人恐怕已经无人在世。

   楼前,樱花绽放,老树盈抱,校园里路上走过的都是青春少年,无人知道,眼前这位扶杖而立的耄耋老人,为何独自唏嘘不已。

   我还陪姥爷去了一趟黑虎泉。黑虎泉旁就是解放阁,那是当年解放军攻打济南内城的突破口旧址。黑虎泉对面的马路,当年是高大的城墙。为了攻破这城墙,死的人死尸摞死尸,鲜血把护城河染成一片红色。

   姥爷的三弟杨守礼,就是那位被编进华野某纵的伙夫,被派去给火线上的战士送饭。这饭可不好送。因为等着吃饭的人在城墙下掏洞,正在那里放置炸药。要把饭送进洞,就要冒着城墙上射来的枪林弹雨。所以几乎是去一个死一个。有人看到他一边哭一边挑担子去了。这就是传回老家关于他的最后音信。想来他应该是死在那里了。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俗称团圆节的日子。

   当初他所在的部队开拔时,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曾去看望他。老父亲问他还有什么事,他犹豫了一下问父亲随身可有点钱,如有的话,给他点儿。我的这位外曾祖父,这一天其实兜里还正好有点钱。可他是一个平时就一分钱掰八瓣的人。关于他过分勤俭惜财如命的轶事,到现在村里的长辈依然能记得。他大概觉得队伍里管吃管穿不必用钱,也许他这笔钱已经有了用场,反正是他一犹豫,对儿子说了谎话,从此留下了终生的悔恨。父子见了这最后一面,从此再无儿子的音信。他总是认为,儿子当时若有这俩钱的话,也许就死不了。再加上接下来土地归公生活艰难,家里还给划成了富农成分挨批挨斗,老人家几年后就郁郁而终。生前有人善意哄骗他说杨守礼也可能去了台湾,他宁愿相信这种奇迹。杨守礼的寡妻不久去世,无子。

   我知道解放阁的一面墙上号称刻着所有济南战役烈士的名字,于是以前每次去解放阁都到那面墙前去寻找一番。名字确实太多了,我找了那么多次,都没有找到这个名字。杨守信到底死在哪里,如何死的,埋骨何处,都已经不可知。至于那些名字背后的家庭还有哪些故事,大概也很少有人还去关注了。

   我在解放阁前给姥爷照了一张相,但没有再跟他提起杨守礼的事,因为不想再触动他的那段伤痛。解放阁下,黑虎泉边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姥爷望着那里,表情凝重。

   回首往事的时候,姥爷仍然很怀念自己在部队里的那段生活。年轻人在一起,紧张刺激也不乏趣事,让他大开眼界。不过,当回忆到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又起时,他总是慨叹不已。鬼子好不容易被打走了,这边中国人又从美国、苏联人那里拿来大量武器,互相往死里打。“这到底是自己犯傻还是别人使坏呢?”

   姥爷兄弟五人。他的爷爷用“仁、义、礼、智、信”为他们取名。五人中,一人夭折,两人死于战乱,如今姥爷和他的五弟健在。我的这位五姥爷,参加他大哥大嫂的婚礼时才四岁,今年也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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