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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法哲学的智慧

更新时间:2015-04-24 19:59:58
作者: 姚建宗 (进入专栏)  
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说的:“人是现实的存在,但现实的人却总是不满足(不满意)于人的现实,总要使现实变成对人来说是更加理想(更加满意)的现实。生产劳动,科学探索,技术发明,工艺改进,理论研究,艺术创新,道德践履,观念更新,政治变革,都是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的超越。人在现实中生活,又在希望、期待、向往的理想追求中生活。现实规范着理想,理想又改变着现实。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只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导致创造性的科学发现。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美好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则比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重要,因为只有崇高的理想和坚韧的信念才能引导人类自觉地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同样是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它是人的超越本性的集中体现。”[8] 人的这种超越本性在法哲学中当然也就体现为在对“法律真理”的价值改造中实现对人们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以及理想的法律图景的思想创造。而在这种对“法律真理”的价值改造当中,法哲学又始终是以人的生活为最终目的、以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根据和理由即“公正”为根本性的标准和尺度,乃是这一任务的根本性要求,这种价值改造在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的全过程中始终不曾间断,也不能有所间断。这其中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根据和理由、也是作为对人的法律生活进行价值改造的根本性的标准和尺度的“公正”虽然高度抽象但绝对不是一个空虚的概念,它内中有物,是有客观而真实的具体内涵的,而且其内涵也显然具有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因素和现实的时代的背景。于是,在对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中,就有两个方面的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和同时完成:一是依据人的生活的真正目的而对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根据和理由的“公正”的真实内涵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建构;二是在此基础上依据其所建构的 “具体”的“公正”及其基本原则为标准和尺度,批判性地反思“法律真理”——对其进行“价值改造”,从而获得型塑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基本法律原则。而这些基本法律原则也就成为人的法律实践的出发点,也就是法律实践的最高的现实准绳与标准,它们也在逻辑上组成了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理想的法律图景。当然,这些基本法律原则以及由此构成的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的法律图景,解决的理论上可能的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的“可欲性”与“可行性”,依据这个理想的法律图景,结合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条件而现实地把它实现为各种具体的法律实践模式,则是各种具体的法律科学的任务。

   所以,人的法律生活的价值改造和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目的和方向一致的不同层面的问题。无论是人的法律生活的价值改造还是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都是、也不能不是首先以对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根据和理由即“公正”的“生活”层面或者说“现实”层面的具体内涵的诉求为基本前提和实际内容的。可以说,“公正”既是人的法律生活——理想的法律生活与现实的法律生活——的“原点”,也是人的法律生活——理想的法律生活与现实的法律生活——的“终极点”;既是人在生活中对法律的最基本的初级诉求,也是人在生活中对法律的最高的诉求。因此,“公正”实际上也就是“法律”的真正的“生长点”,是“法律”的最原始的、也是最完整的“表现”与“存在”方式。抛开具体的内涵,仅就形式而言,可以说,所有的“法律”——古今中外的全部“法律”,实际上也就是“因为”或者“基于”这个“公正”而产生与存在并同时以这个“公正”为最高“目的”和“归宿”的。于是,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公正”恰恰是法律的最完整和最完善的存在形式,而具体的“法律”不过是对“公正”的具体的和有条件的体现与表现形式而已。如果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借用柏拉图的术语,那么,这个“公正”就是“法律”的“理念”。而这个作为“法律”的“理念”的“公正”也就是在人的法律生活中人与法的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原理”。在这里,“公正”乃是人们的法律生活的基本的也是理想性的最高的诉求,但从人们的生活目的本身来看,它又只能是人们的追求获得和维护符合其生活目的的本性的生活的条件——在文明生活还是其必备的条件,所以,在法哲学的视野范围之内,即使是人们的理想的法律生活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想的法律图景在表面上构成了自成目的的人们法律生活的最高境界,它也不能成为人们的生活及其目的本身而只能是其支撑与保障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上富含了人们生活理想追求的价值负载的的作为全部“法律”的根本性“理念”而存在的“公正”,也依然是具有工具性价值的。赵汀阳说:“公正(或称正义)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之间的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是为了保证每个人有条件创造幸福生活。公正原理虽然不是幸福原理所派生的一个定理,但公正却是有利于幸福的。消解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生活中除了创造幸福的行动还有着追求利益的行为,只要人需要利益就会有冲突。所谓公正实际上表现为利益的适当交换和分配。”[9]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对于“法律”的这个“理念”的寻求与批判性的反思,即对在人的法律生活中人与法的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原理”的寻求与批判性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型塑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图景的理论活动,就是法哲学。同样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哲学乃是对人的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

五、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

   用比较哲学一点的说法来表达,那么,法哲学对人的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恰恰就是在以人的生活为目的的前提和背景下寻求各种法律现象的“统一性原理”,并以人的生活目的为根本参照与背景而对这种“统一性原理”本身进行反思与批判,然后以此经过生活目的检验的“统一性原理”为根据和标准展开对人的现实的法律生活的反思与批判,同时以此为根据和标准建构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理想法律图景。

   而法哲学的这种思想努力的动力本身也就是来源于人的法律生活而不是来自于社会的“需求”或者“压力”。面对法律存在的事实,在法律生活的体验与感悟中,人们的确内在地需要获得法律的这种统一性原理以得到为什么法律是人的生活的必需品而在根本上不是、也不需要是社会对其强行赋加的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道理),需要在从历史角度显现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法律中获得其相对稳定的精神与原则,从而产生或者增强对法律的亲切感、信任感与尊重感,消除在生活的事实中与法律所产生的距离与隔膜,以强化或者重塑对法律的信任、信心与尊重,认可法律生活的必然性与“可欲性”;同时,人们也需要获得法律的这种统一性的原理以对现实的法律生活进行价值改造,并以此型塑理想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图景,从而为法律生活中的法律制度改革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与基本的参照。

   可以说,法哲学的这种思想努力的动力是与人本身的生活直接相连而蕴涵于人对生活理想的热望与具体的生活过程与活动之中的。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所指出的:“不管是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而这种精神需求的存在,乃是由于人类“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 [10]在哲学方面,对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寻求始终既是哲学发展的强大的内在动力,又是哲学的主要活动与思想努力的基本内容。孙正聿教授指出:“在哲学史上,哲学对‘统一性原理’的寻求,具体地表现为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寻求。”具体说来,“哲学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它所追寻的‘存在’,并不是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而是总体性的存在或存在的总体性即‘存在’本身。这种‘存在’本身,对于把握‘存在’的思维主体来说,它是一种统一性的抽象或抽象的统一性。思维主体寻求这种抽象的统一性,是企图以此为根据去说明全部‘在者’(即具体事物)的生成、变化和复归。因此,这种“存在”对思维主体来说,具有作为‘统一性原理’的‘终极存在’的意义”,而“这种‘存在’本身或‘终极存在’,只能是超越经验而为思维所把握的理性存在物即概念的存在。这种概念的存在,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它构成对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事物的统一性解释。由于这种统一性解释所指向的是作为世界的统一性抽象的‘终极存在’,因此,它对于思维主体来说,又有‘终极解释’的意义”。[11]他认为,“从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始,就试图引导人们离开各种特殊的事例而去思索普遍的原则,从而使人们明确自己用以判断事物的真假、善恶、美丑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到底是什么。这种对普遍原则的思考,也就是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是寻求熔‘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于一炉的‘统一性原理’”。[12]

   正如在哲学上,作为其“前提”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原理”,也是作为“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性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知识的各种前提”,并“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一样[13],法哲学对于法的“统一性原理”的寻求以及对其进行的“前提”批判与反思,实质上也是为人的法律生活的正当性提供“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这个“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既成为在人的法律生活领域反思和批判现实的法律生活并进行价值改造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又成为塑造理想的法律生活的理想法律图景的根据、标准和尺度。

我们已经说过,尽管在抽象的层面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法律都是应人的生活之“公正”需求而产生也是以“公正”为其最高的和最后的“目的”归宿,但由于在不同的背景(民族、社会与时代等)之下,“公正”的实质内涵是明显存在差别的,所以,法哲学的任务就不仅仅只是在“抽象”层面“公正”的诉求,而且更主要的是在具体的民族、社会与时代等的背景之下反思和批判这个作为法哲学的前提的、也就是在人的法律生活中人与法律之间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原理的“公正”的具体而丰富的内涵。尽管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变化(其实这个看法是可疑的),但社会与时代总是处在巨变之中(尤其是在当代的背景下),因此,对于“公正”这个根本的“法理念”或者法哲学的前提的基本内涵的寻求就不能不是循环往复地(批判性反思),这种循环往复谈不上是“螺旋式上升”,但却是时时(“时代”的意思)更新的,因为它所反映的乃是时代的精神,并因而成为“思想中的时代”。于是,与哲学一样,法哲学对“公正”这个根本的“法理念”或者法哲学的前提的基本内涵的寻求(批判性反思)就只能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之中,它就不能不一再地从事这同样的努力——但确切地说其所处理的或者说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的实质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反思和批判的具体的方式也很可能发生改变。正如石里克所说的:“哲学事业的特征是,它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它觉得对任何哲学问题的每个解答都不是确定或足够确定的。它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头做起”[14],也恰如艾耶尔所言:“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15]法哲学对法的“统一性原理”的寻求以及对其进行的“前提”批判与反思的一般路径,乃是、也必须是把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现实作为入口与地基的。它首先从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直觉、法律情感等法律常识的认知、理解和把握开始,进而在对这些常识的反思与批判中超越法律的常识达到对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及其实际运作的科学原理的理解;进而立基于人的生活目的并以此为最根本性的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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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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