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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法哲学的智慧

更新时间:2015-04-24 19:59:58
作者: 姚建宗 (进入专栏)  
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得生活屈从于一种并且仅仅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趣味和价值。伦理学关心的是有社会的生活而不是有生活的社会,后者是政治、法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主题。政治或法律之类的科学所考虑的是社会机制的运作效力,然而一个高效的社会并不必然有良好的生活。伦理学,作为一种为生活着想的研究,理所当然是所有为社会着想的研究的元理论。政治、法律以及一切关于社会的观点的最终根据必须由伦理学来给出。凡是与社会观点缺乏距离感的‘伦理学’都是反对生活的理论,它们总是劝导每一个人去过‘标准’的生活,即他人的生活,这正是使生活变得没有意义的最主要原因。”于是,不言自明的是,“一种恰当的社会观点必须是生活观点的结果而不是相反。”[2]

   由于法律一直被视为(其实并没有错)一种权威的社会控制手段,人们在思考法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思考)都很自然地把“社会”作为法律的目的而几乎完全忽视了法律的“生活”目的。这种思考也就是把真实的“人”作为“法律”的“对象”与“客体”的远离了人的“生活”而只有“社会”的需求的思考。显然,这种为“社会”而不是为“人”的“生活”的思考在本质上是反人的。所以,我所主张的法哲学对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解,首先是立足于现实的真实的“人”的理解,是以现实的真实的人的“生活”为对象而以其“生活”的“理想”为目的的理解,而不是以“社会”为目的的理解。这是从人的生活的观点来理解人的法律生活,而不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理解人的法律生活。恰如赵汀阳所说的:“尽管人们需要好社会,但从根本上必须为生活着想而不是为社会着想,因为社会的价值不是一种自足的价值。为社会而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为生活而生活却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个社会不是有利于开展有意义的生活,它就是一个坏社会。可是就社会本身的倾向而言,社会性的机制要求却总是倾向于违背生活本性,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机制越完善,生活的自由本性就越受到约束,当社会变成机器,生活就变成固定程序。就许多方面而言,现代社会比过去社会有着更完善的机制,但现代生活的焦虑显然比过去多得多,尽管现代人表面上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却受到更多的约束,尤其是那些‘不在当场’的社会产物以潜在方式所施加的约束,结果所谓的自由选择只不过是变被强迫控制为暗中被支配:受各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受官僚程序的支配,受各种社会化了的本来并没有意义的欲望的支配。或者说生活赋予社会的目的是充当生活的保险业。然而,当人们建立起足够有效、足够完善的社会,社会就走向异化,就好象社会有了自己的意志,有了脱离生活所赋予它的目的之外的目标。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如果足够有效,它就必须有足够复杂的机制和足够稳定的运行程序,于是,社会就不仅要为生活服务而且还要为自身服务,要管理、维护自身,可以说,社会不仅要充当生活的保险业而且要充当自身的保险业,这两种责任难免是矛盾的。社会为自身着想主要表现为官僚系统化、秩序整一化、使生活模式化和时尚化。”[3]而我们所必须清楚的是,由于“人类超越自然而构成人类社会,由此便产生了个人与社会、个体意识与历史文化的矛盾。人作为类而构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大我’,人作为个体则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小我’。因此,每个人便同时具有两种关于‘我’的自我意识:其一,人类是‘我’,个体只是人类‘大我’的类分子,‘我’只能作为类而存在;其二,个体是‘我’,别的存在(包括其他人类个体)都是‘非我’,‘我’只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而“由这种‘大我’与‘小我’的矛盾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正义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提出了具有更为迫近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政治理想问题、社会制度问题、法律规范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以及人类未来问题。而政治理想的实现,社会制度的更迭,法律规范的转换,伦理道德的践履,价值观念的变革,同样是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4]所以,在法哲学领域,由于其论域的独特性,其论题始终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形成的框架之中展开的,但其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旨趣却始终是个人。

   因此,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法哲学对人的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解,是、也不能不是从对人的法律生活的知识论视角开始的,它首先要探询的是人的法律生活的“是(to be)”或者“真实”,并反思支撑这种“是”或者“真实”的“根据”与“理由”的“基本法律原则”。确实,这种反思是在观念中型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基础,对于支撑人的现实的法律生活的“是”或者“真实”的“根据”与“理由”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合理反思、怀疑和批判,也是构建新的理想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前提,而且,这种反思、怀疑和批判往往终结为某种或者某些具有“价值”意味的“应该(ought to be)”的命题陈述,这类“应该(ought to be)”的命题陈述本身往往又被排除了(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受到反思、怀疑和批判的可能性,它们于是成为基本的“法律真理”(实际上是“法律教条”)。但由于这类“法律真理”本身的不受怀疑和批判,它们也就在事实上成为理想的法律生活以及理想的法律模式的观念建构的“原点”和实践建构的基本出发点。而一旦这种“理想”的法律生活与法律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对于人的生活目的而言的并不“合意”与“可欲”,人们理论怀疑与批判的视点才又会回到这些未曾受到怀疑和批判的“法律真理”式的具有“价值”意味的“应该(ought to be)”的命题陈述上,于是开始又一轮的寻找“法律真理”的努力。

   但这种知识性的努力并没有达致法哲学的层面,这种努力的结果即获得的“法律真理”也并不能真正成为理想的法律生活以及理想的法律模式的观念建构的“原点”和实践建构的基本出发点。因为,这种努力的结果仅仅只是法哲学的前提和基础,停留在这个基础上也只是停留在了法律科学的层面上而已。法哲学实际上是以此为出发点而进一步对这些作为价值诉求而表现出来的“法律真理”的价值改造。

三、法律生活的价值改造

   当法律的理论的努力停留在获得具有“价值”意味的“应该(ought to be)”的命题陈述上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在知识论的意义上终结了理论,它所展示的也就是等待法律的实践加以“运用”的“唯一”的、也是“最权威”的“法律真理”。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努力的唯一的任务其实就只是剩下了对其“可行性”(因为其“可欲性”已经解决)的论证,以求得在实践(主要是立法和司法)中的被运用,直到这些“法律真理”在实践中出现了错误或者失败而受到修正或者被抛弃。其实,从法律生活的立场来理解法哲学,法律科学的知识论意义的“法律真理”的寻求所存在的致命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以“某一种”“价值教条”或者说“意识形态”,在理论本身上和法律实践上僵化了真实的人的生活追求、曲解了真实的人的生活,是以“社会”的“需求”取代了“人”的“生活目的”与“生活理想”,当然也就不是对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反映;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思路在法哲学看来恰恰是封闭了真实的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可能性,是人失去了选择“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可能性,最终也就把人的法律生活变得极其单调,甚至法律生活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对人的生活的束缚、控制,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法律生活”在根本上就是反人的。

   恰如赵汀阳所指出的,“以某种意识形态来限制思想,其结果就会只看到某一种生活而无法看到生活。生活本身向多种‘可能生活’敞开,就象思想向多种‘可能世界’敞开一样。生活无须以高于人的目的为目的,这并不意味着生活的意义会成为困惑。我们不可能提问生活是否有意义:假如一个人愿意生活,那么他已经肯定了生活有意义,他关于生活意义的提问只能是提问生活意义是什么,他对生活的犹豫不决仍然表明对生活意义的肯定;假如一个人决心放弃生活,那么他已经否定了生活的意义,至少是否定了他个人生活的意义。生活与生命是不同的概念,放弃生命的行为恰好是一个生活行为,而放弃生活几乎意味着某人愿意放弃个人生命同时还愿意每个人都放弃生命,这种想法与伦理学无关,因为对于这种想法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生活意义是伦理学的存在论前题,伦理学只面向生活事实,无论去死还是去活都是生活事实而不是理论问题(至多是行为问题)。”[5]他认为,“生活中最主要的不幸就是误以为生活目的是某种结局,这种态度离间了生活与生活目的,生活目的成了遥远的目标,生活也就似乎总是还没有开始。生活目的是与生活一起显现的东西,它不是遥远的目标而与生活最接近的存在方向性,但又是永远无法完成的追求。可以说,生活目的不是某种结局而是生活本身那种具有无限容纳力的意义。如果以数学的方式来说,生活目的不是无穷集中的最大数,而是无穷集这一整体概念本身的性质。一个无穷集中的最大数是不能实现的存在,而无穷集这一概念却是明显存在着的,就象摆在生活面前的生活目的。生活是一种自身具有目的性的存在方式,这种目的性就是生活本身的意义”。[6]这确实是有道理的。法哲学的任务并不是获得“科学”的“法律真理”,而恰恰是对这些作为“法律真理”而存在的那些“价值(法律价值)”的、以人的生活为目的的改造。

   我们说“法律真理”在法律实践中的必然失败,是因为它远离了人的生活,甚至还因为其本身的不受怀疑和批判而败坏了人的生活,使人的“法律生活”最终失去了“可欲性”。所以,这些“法律真理”本身也必须受到进一步的以人的生活为目的、以获得建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实践为内容的批判性的怀疑与反思。换一句话说就是,法哲学所致力的乃是以理想的法律生活为目的的对“法律真理”的价值改造。这种反思、怀疑和批判的尺度与标准、这种价值改造的准绳与依据,就是法律生活本身。而从生活的立场来看,人们之所以必然要过法律生活,表面的理由显然是为了获得“秩序”。在逻辑上,人们之所以需要“秩序”显然首先是因为存在“无秩序”或者“混乱”,而且这种“无秩序”或“混乱”也显然是人们所不希望得到的即对人来说是“不可欲”的,因为它妨碍了人的生活;但仅就单纯地获得“秩序”而言,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强力”控制从妨碍一部分人的生活而获得,并不一定非得需要“法律”这种东西。“法律”之所以在获得“秩序”方面比别的“非”“法律”的方式和手段更为“可欲”,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是面向所有的人及其生活的、也是面向所有的人的未来的行为与生活的,这显然表明“法律”是“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及其生活的,它为所有的人对自己的“理想”的生活的选择及其实践创造留下了同样广阔而“公正”的空间。“在生活本意层次上”,任何“生存空间的争夺之所以必须在公正原则下受到约束,是因为这种争夺损害了每一个人进行幸福行为的机会和条件从而损害了每一个人的部分或全部生活意义。”[7]

   所以,法哲学所从事的对于人的法律生活的“法律真理”的价值改造,所依据的标准与尺度,或者说最终的根据与理由,恰恰是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的根据与理由即“公正”。

四、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

   法哲学对人的法律生活的价值改造,就是以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的根据与理由即“公正”为根据、理由、标准和尺度,把在知识论意义上经过反思、怀疑和批判所获得的以具有“价值”意味的“应该(ought to be)”的命题陈述出现的“法律真理”本身,作为在存在论意义上进一步进行反思、怀疑和批判的对象加以反思、怀疑和批判,并同时设计和创造得到存在论意义的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检验、符合人的生活目的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基本价值的实践方式——在思想和观念中型塑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图景,并同时敞开在现实中达到或者实现这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图景的各种可以选择的模式与路径的可能性。

法哲学之所以必须从人的生活立场出发来思考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以及理想的法律图景的创造,根源于人本身的本质特性即人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成为人们寻求理想的法律生活以及创造理想的法律图景的根本性动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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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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