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建新:社会团结、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5-04-24 09:14:26
作者: 李建新  
借以保持研究的客观中立。但从前述可以看出,价值无涉并不完全排斥价值。只是以更为“客观地”方式加以阐释罢了,其隐含的价值评判标准如效率、平等、活力就是例证。所以尽管社会学理论遵从实证的逻辑,但是从其考察的视角和选择的尺度或标准还是能看出其蕴含价值目标。就社会团结理论而言,从价值比较的角度看,有机团结的社会优于机械团结的社会,因为前者分工发达,经济发达,就个人的处境而言,有机团结的社会个人的空间更大,更自由,更具自主人格。从社会控制的方式看,强调基于分工的交换和互惠,而非压制。法律制度呈现出恢复性的特点,其蕴含的价值是平等和自由以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这与善治有不谋而合之处。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定义“善治是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相互作用,以及公民表达利益、协调分歧和行使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各种制度和过程。”国内较早研究善治的学者俞可平对善治的解释是,“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政府与公民之间良好的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的管理,但是不能没有公共管理。”从以上不难看出,善治就是建立在有机团结之上的,由于“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有善政,而不会善治。……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以此而论,可以认为善治就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因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如果说善治是有机团结社会的最佳状态,那么其社会团结的方式就不是建立在个体相似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分工的合作之上,由此,作为行为规范中最为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法律制度就成为最为重要的连接纽带。而且这种法律制度必须是良法,及制定良好、科学体现人民意志的规范。因此,论者也在论述善治以及现代化治理的要素中,将法治列为关键和根本的要素,“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法治”。法治既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现代的法治体系,就没有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公共权力如果不遵守既定的法律规范,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界线,就不可能建立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意涵
  在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中,有机团结社会的法律特征是恢复性的,这是从外部观察所得到的有机团结社会法律的特点,他的解释也限于社会分工和交换互惠的社会基础。这种解释也许是不足的,因为经济基础或社会分工对法律制度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性。否则就无法解释近现代一些保留君主制或独裁制的国家依然可以取得经济发展的现象,同时也无法充分说明为什么法律制度会持续的呈现上述特点。就有机团结社会最佳的状态“善治”而言,法治是其实现不可或缺的要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治在人类社会长期的社会治理和制度实践中形成了特定的意涵。法治(rule of law)最基本的含义是法律之治,亚里士多德将其概括为两点,“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当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法律是全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君主(国家首脑)和政府都在法律之下,另一点就是法律本身必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即良法。之后的西方学者一般将法治划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方面,或者静态的法律制度和动态的法治实践。从法治的形式要件看,实现法治的基础是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并且这些法律制度具有形式上的正义,即如罗尔斯所言,“形式正义的概念,即有规律地、公平地实施公开的规则。”法治的第二个层面是实质法治,首先对此进行理论总结的是美国法学家富勒(Fuler),富勒认为,法律除了形式上的合法性,还应具有“内在道德”,对此他提出了深具影响的实质法治的八个原则:“一般性,公开性(法律须公布),不得溯及既往(今天的法律不能惩罚昨天的错误),明晰性(意义明确),不得自相矛盾,不能强人所难(不能颁布超出一般人能力的规则),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应用上的一致性(所有人和情况同等适用)。尽管对正义的本身是形式上的、自然的还是道德的存有争议,但是学界对法治应当体现正义是有共识的,即法律制度及其实施应当符合正义这一本质要求。如金斯伯格就指出,“正义观念的中心…是消除任意性,特别是消除任意性的权力。……正义的历史的大部分由反对法的滞误、反对任意适用法律、反对本身的不法的运动构成。……人是受法的统治而不是受人的统治的观念因此产生。”从以上可以看出,现代化治理中的法治,不仅要有体系化的法律制度,更要有体现法治原则的制度实践即实质法治。正如四中全会公报所言,“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具体而言,首先要有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则体系,此体系应在形式上做到公开、同等适用、不矛盾、不溯及既往、不强人所难、不朝令夕改等法治原则,还要在实质上体现人民主权和意志、对公权力进行限制和对个人权利予以保障。即法律要求人民服从法律建立在法律首先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并且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正如中央四中全会公报所述,“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同时对国家权力进行法律上的限制,“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根本途径
  如前所述,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借助社会中介组织比如各种行业的组织等而实现的,即个人参加社会的途径一般是通过职业化来实现的,这与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中个人直接系属于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此过程中,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有机团结社会和国家治理最佳状态的善治,则更加依赖法律规范的作用。不仅如此,作为结构性制度的法律还必须是良法,这样才能达到善治的状态。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根本途径必然是法治化。具体而言:
  (一)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法律
  之所以要体现人民意志,在于其功能是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和反应民意,越是能凝聚社会共识。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基础。所谓的合法性,是指“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单纯地符合法律规范,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符合法律只是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其实质要件是“取得和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因此,体现了人民意志、凝聚社会共识的法律反过来也为国家的治理提供合法性基础。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所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二)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各类社会组织群体和个人提供行为指引
  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肯定性评价保护和否定性评价的处罚提供行为指引。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得各类组织、各个群体和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均有法律规范可遵循。从而建立社会秩序,形成社会团结。具言之,首先,完备的法律体系明确了国家治理的主体,如政府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各自的主体地位。其次,完备的法律体制明确了治理的客体,比如通过经济治理制度、社会治理制度、文化治理制度、生态治理制度等实现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治理。再次,从治理主体权能的角度,明确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和公民、社会组织私权利的保护范围。确立了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公权力遵循法律授权的原则,责任原则,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私权利则遵循法不禁止即许可的权利原则。第四,完备的法律制度明确了权利救济制度和治理评价制度,解决和化解社会分歧,评价治理效果,维护社会秩序。总之,法律制度从总体上建构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责任边界,保证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各自的空间,从而促进和焕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良法的实施保障了社会公平正义
  以良法为前提的法治核心价值诉求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为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奠定了善治的基础。承载秩序、平等、人权、效率、和谐等价值的良法的实施为社会注入了基本价值。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而言,这些公平的内涵包括:第一是权利公平,即权利主体公平,国家为每一个公民,不论出身、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年龄等提供一律平等的主体地位,不歧视不偏袒;享有权利的公平,特别是基本权利享有的平等,杜绝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权利救济的公平,即每一个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保护。法谚有“无救济既无权利”之谓,如果权利受到侵害而不能获得保护和救济,权利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第二是机会公平,也就是机会平等。摒除身份、世袭等不平等因素,给予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机会,尊重每一个人追求幸福、进步发展的权利。第三是规则公平,从外延的角度看,规则包括法律规范、政策、组织公约等各种规范。即不仅各种显性的法律法规应当平等无差别的适用,而且隐性的规定也应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从形式上、实体上以及适用上三个方面体现平等的原则。第四是司法公正,就是对权利救济的公平。司法公正是国家公信力和司机机关公信力的基础,而公信力则凝聚和承载了人民对法律信任、公平正义的信心和法治的期待,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四中全会公报因此提出,“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防止了人的任意性
  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意味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使得国家治理成为规则治理的事业,而不是人治。而人治的缺陷在于人的任意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正如古人所谓“人亡政息”。而凝聚了全社会共识和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其作为最高权威,除了容易得到人民认同,增强守法自觉性外,对于国家治理主体的执政党而言,最大的优越性在于保持执政党的理念、方针和路线的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转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转变而转变。”从而保证社会治理发展的持续和稳定。其另一个优越性在于宪法和法律是明确的规则,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可预期、可操作和可救济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便于社会组织、团体和公民个人,妥善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增加安全感和确定性,摒除了人治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易于节约社会成本,增强国家公信力。第三个优越性在于,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在集中人民意志的同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后盾,具有其他社会规范难以比拟的效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启动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正底线和确保社会秩序的作用,弥补或者补充了其他国家治理方式效能不足的问题。


  五、结语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开放,当下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时缓慢、无声,但是却能感觉得到它累积起来的效应,让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旧有的社会团结以及社会控制方式已经越来越与现有的转型中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社会的分工和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分化,已经很难像三十年前一样形成一致的价值诉求和相同的集体意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越来越难以出台大家都一致叫好和接受的政策。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更为可靠、稳定和可预期的规则 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7117.html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