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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为什么写作社会学理论史

更新时间:2015-04-24 00:35:26
作者: 田耕  

   ——读默顿《论理论社会学》

   一门学科的理论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通常从理论史的写作对于该学科的意义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问题相应地也就变成了一门学科理论史对该学科的意义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区别:前者指理论史可能会在专业学科之外有“理论”或者说“思想”本身的意义,而在后者那里,理论史编纂必须获得本学科之内的合法性,或者说它应当首先具备本学科的一项专门研究的身份。那么这两种理论史的意义之间有什么关联,它们的差别是否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学理论,甚至是社会学构成实质的影响呢?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兵工厂”,社会学的理论史写作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饱和的张力。我们不妨先从社会学家默顿的《论理论社会学》中对社会学理论的体系和历史的区分来讨论这个问题。

   “历史”和“体系”之分是默顿写作社会学理论史的前提。前者代表着一种庞杂的整体,所有被称为社会学理论的都可以进入“理论史”的讨论,鱼龙混杂,其中不乏错误的假设、陈腐的教条和不会带来任何帮助的错误;而后者代表的是“过往社会学理论的选择性积累( selective accumulation) , (也正因为有此选择) 这些理论经受住了经验研究的检验”(Merton , 1967 :3) ,默顿强调在清楚区分二者的前提下,才谈得上互动。很显然, “包容性”(inclusiveness) 并不是分清系统和历史的合法标准(Jones , 1977 :290) ,相反,它正是默顿要批评的理论史的缺陷。理由很明显,大杂烩很容易走向简单的学说编年史,从而使得理论史工作对理论的体系无甚助益(Merton , 1967 :2) 。默顿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他对社会学理论史处于一种“半吊子”状况的不满:对过往理论的批评性总结的编辑,再佐以对理论家生平的考察实则是不伦不类(Merton ,1967) 。在他看来,必须重新树立更为“标准”的社会学理论史写作,它也将成为在社会学内部建立这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契机。默顿以为,这个专门的理论史恰恰不能交还给那些熟悉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的社会学家去写作和教授。

   那么,社会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史呢?对默顿来说,处于自然科学(成熟的“科学”) 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社会学有观念史(history of idea) 和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 两种写作理论史的路数。不难看出,前一种路数的许多问题正是默顿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史的讨论要检讨的。尤其是在处理理论发展中的“连续”(continuity) 与“断裂”( discontinuity) 时, 观念史的“好古主义”顽疾(antiquarianism) 更是理论史本身容易掉进的陷阱(Merton ,1967 :8 - 26) 。因此,从一开始,默顿就表明,社会学理论史的半吊子状况,不在于熟读传统的社会学家自认为可以兼任这项工作,而在于他们的写作本身也不符合“有社会学品位的社会学理论史”(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Merton ,1967 :2) 。他在本书伊始就表明,我们需要通过“科学史”,准确地说是库恩(Thomas Kuhn) 之后新的科学社会学,来重写社会学的理论史(Merton ,1967) 。前人理论对于后发理论来说,究竟是一种早已存在但没有被注意到的“已发现”(prediscovery) ,还是一种真正具有前驱意义的“预见”(anticipation) ? 对默顿而言,理论史中的“理论写作”(比如涂尔干关于“失范”的理论或韦伯关于科层制的理论)和科学史中的“发明”或者“发现”有类似之处。默顿以心理学家阿尔波特为例说明“已发现”和“前驱”之间的差别及其在科学史上的截然不同的意义(Merton ,1967 :15 - 17) 。

   这种从科学社会学的意义重新写作的社会学理论史在默顿那里最根本的改变是它可以构成社会学理论的( 标准的) 积累机制(accumulative mechanism) 。默顿在比较社会学和成熟科学的差别时就指出前者没有自己的知识积累机制,因此社会科学家常常也和人文学者一样不断重返本领域的经典作家那里去独立回溯目前研究的智识基础。默顿引用了普赖斯(Derek J . de Solla Price) 的比喻:“(自然) 科学的积累结构(cumulating structure) 充满了短结( short-range connexions) ,就像编织出来(knitting) 的一样;相反,人文学科中学术研究的成果更像是随意的联结(random network) ,其中的每个点与另一个点都有同样的联结可能”(Merton ,1967 :27) 。换言之,在物理学或者生命科学中抓住一点能顺势而上,触及源头,而在社会学中则做不到这一点。而一旦如默顿所说,通过新的科学社会学的思路,避免传统的观念史所犯的诸如“好古”的毛病,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厘清理论史中的断裂和连续,我们就能更加明确目下特定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究竟是如何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传统走过来的(Merton ,1967 :14) 。(注1)如此一来,社会学知识的增进和相互分享似乎就有了一个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累积结构:我们能清楚地知道哪些社会学的发现是我们当下研究的真正先行者,哪些发现是我们自己的理论贡献;而对他人的理论和研究的批评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知识脉络,我们知道别人的研究在这个脉络上处于什么位置,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我所用,等等。(注2)

   默顿对社会学理论史的分析更像是一篇科学社会学的文章,正如他所说的,经典理论的各种作用,无论是那种纯粹的美学情趣,还是那种通过印证而对自己的理论问题有所帮助的做法,抑或是通过经典社会学理论获得了具有社会学教育意义的学科品味,所有这些都由社会学理论知识目下这种并不完善的积累机制所致(Merton ,1967 :37) 。在这个学科“硬伤”的意义上,社会学理论史的确应该成为所有社会学研究者的必修课(Merton ,1967)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默顿的立场很明确,社会学的理论史意义就在于它对社会学(这里实际上是默顿那里的“体系”) 的知识积累的贡献。在默顿看来,一部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史“必须处理理论和下列问题之间的关系: (理论的) 社会起源及其倡导者的地位;社会学组织的变化;组织的传播给理论带来的变化及其与周遭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Merton ,1967 :34) 。因此,三个方面的内容是需要的(Sztompka ,1986 :23) :首先是选择性的阅读,以默顿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博古”(erudition) 与“独创”(originality) 之间保持平衡,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一点孔德所谓的“大脑卫生”( cerebral hygiene ,Merton ,1967 :33 - 34) :在社会学理论历史中首先阅读与我们手头的社会学问题相关的资料;其次是需要“辨别”的工作,也就是说经典理论与我们当下的“具体的理论”(working theories) 之间到底是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这一步的工作正是上文科学社会学的思路所要处理的;最后则是保持读得新鲜(reading anew) ,这与我们说的仔细阅读和“解读”无关,而是说一旦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者的兴趣改变,那么我们对已读著作的理解也会不同(Merton ,1967 :36) 。

   我们发现,构成理论史写作的“实质前提”既不是社会学理论,也不是经典的理论传统本身,而是当前的社会学研究,或者说社会学的“实践”,在默顿要建立的社会学知识累积结构中,每一个结点的构成既不是社会学理论中的经典作品,也不是核心的理论问题,而是那些能够确切证明与经典理论之间的源流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换句话说,实际上是确知了始发和到站的一段路径。在这个意义上,默顿通过社会学理论史的写作的确不仅解决了理论本身的问题,也解决了教授社会学理论的问题:社会学理论的确承担起了知识累积的重任,因为这样的理论史告诉我们,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找到从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到手头的研究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路径”,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加以延续。

   这样一来,默顿几乎很好地回答了本文开头的第二个问题,但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这种做法潜在地取消了理论思考本身的意义,默顿始终认为从“体系”出发去写作社会学理论史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一个相应的疑问是,倘若我们从当下的理论问题入手,像默顿那样带着“大脑卫生”去重读经典著作是不是就能够弄清楚理论是怎么走出来的呢?在默顿之后,社会学理论史中最广泛的争论正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m)对“辉格党历史”(Whiggish history) ,或者说“当前论”(presentism) 的批判。默顿的文章在两方面与它们密切关联:首先,研究社会学的过去(社会学历史以及社会学的前史,比如苏格兰启蒙运动和黑格尔哲学)对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意义何在? 默顿的对策是:“在一定界限内”研究社会学的历史是需要和有帮助的,所谓界限是以当下的社会学问题和兴趣来界定的,超过这一点就会是学理上的好古和教条,比如,默顿反对去寻找某些经典思想中的“社会学”,在他看来,社会学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思考方式,当下的社会学局面和特定的兴趣决定了这种做法只能是“惟古”,进而言之,理论史的写作应该越来越放弃成为理论思考的要求。其次是怎么研究的问题。默顿的回答是社会学理论史不能只是故纸堆。在理论史研究中,这两个问题因为“辉格党历史”而连在一起。

所谓辉格党历史,也就是那种将整个理论生发的过程化约为现今某种现象的生成过程,这种做法“首先查找与当下的现象相仿的过往现象,然后就按照简单的时间进程建立起以当下的现象为终点的谱系……而一旦对这种当下有某种程度的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 ,那么这种查找起源的做法还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进步’(progress) ……在这个领域充斥的是判断,而不是理解,历史也会成为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的斗争”(Stocking ,1968 :3 - 4 ;另可参见Butterfield ,1931) 。而要走出辉格党历史的陷阱,正如斯托金所说,需要通过“特定时段里科学本身的话语去理解它”(Stocking , 1968 :8) ,简而言之,一种理论史当中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 做法。这种历史主义的做法强调理论史的工作核心是重新理解理论经典的问题,即经典理论家到底说了什么。这个看似平实的问题之所以在社会学理论史上暧昧不清,在于以往的理论史研究中它被等同于“经典理论家的贡献在哪里”的问题。这当中的陷阱有两个:首先,宣称经典理论家做出了某种“理论贡献”者,很可能是出于自身的理论前提(preconception) ;其次,这很可能导致一种本质主义的做法,认为这些经典理论家们在写作时是有一个实质和统一的理论意图的(不管我们是否已经发现,参见琼斯[Jones ,1977 ]为此整理的一系列的理论研究策略) 。琼斯(Jones ,1977) 认为要走出这个陷阱,就要重读社会学的经典。卡米克则进一步认为,仅仅理解被狭隘界定的“社会学经典”并不能真正走出辉格党历史,因为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判断哪些书是社会学理论的经典。那么,我们怎么对待“非社会学”的理论经典,比如休谟、斯密的著作呢(Camic ,1979 :518) ?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体制化导致了那些有“理论”而不在“其位”(作为专业的社会学家或者社会理论家) 的思想被忽视(Camic ,1979) ,从而产生种种社会学思想上的“迷思”(myth) 产生,而清理这些迷思,则是克服了按图索骥式做法的理论史的功用之一,卡米克对社会学思想中的“功利主义迷思”的讨论即是一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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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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