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严海建: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

更新时间:2015-04-23 22:17:05
作者: 严海建  

   内容提要:中国公学之创立源于爱国运动,且由革命志士创办。受清季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公学试图破除省界,行自治之制,立民立学堂之典范,并将办学成效视为检验民族自立的试金石。中国公学与同盟会总部有直接联系,且学校位于上海这一具有全国影响的舆论中心,使得中国公学成为清季革命中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内地革命党联系的重要枢纽,以中国公学为依托所办革命报刊也成为向内地和中下层社会输送革命的重要媒介。中国公学师生献身革命者甚多,其中不乏直接助成各地光复之人。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的渊源关系,体现了清季学堂学生已脱离传统轨道而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同时也凸显了学堂学生在清季革命中特殊的角色与功能。

   关键词:中国公学/清季革命/同盟会/新式学堂

  

   清季废科举兴学堂之影响极其深远,民国代清与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和海外游学迅速兴起,由此出现了迥异于传统士子的新式学生群体。由于知识观念的更新和上升途径的改变,新学生与清政府日益疏离。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下,新式学堂内的民主革命气氛浓烈,学生群体的民族民主意识勃兴,与校外的革命运动声气相通。一些革命党入托办学之名行革命之实,将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社会功能的学堂变成了革命的枢纽机关。1906年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在晚清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的关系,学界已有论及,但大多是在叙述其早期历史时顺带提及,并无专论①。本文以中国公学为考察对象,透析新式学堂与清季革命之关联,以深化对于清季革命思潮的实际影响、革命党的辐射网络以及新式学堂在清季革命中的角色与功能等多个问题的认识。

   一 革命党与中国公学的创立

   中国公学,是部分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取缔规则》)集体罢课后,归国在上海创办的学校。

   取缔风潮发生的直接起因是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取缔规则》。《取缔规则》共有15条细则,另加一附则。该规则以整顿不合格学校和取缔品性不良的留日学生为由,加强了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对学生的管理权,部分规定涉及限制留日学生自由的问题,还有对品行不良学生的管束规则。这些规定刺激了留日学生的民族自尊心,由此引起留日学生群起反抗,并进行罢课抵制,演成大规模的抗议风潮。

   取缔风潮的发生与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由此引起清政府的疑忌。为整顿留日教育,打击革命派,清政府急需日本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日本政府为迫使清政府在东三省善后事宜的交涉中做出让步,于是颁布《取缔规则》,加强清政府驻日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对中国学生管束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政府希望限制革命派在日本发展的要求②。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留学生之中,属革命派者甚多,彼等经此次省令,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也”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政府发布取缔规则实际有针对留日学生中革命派的目的。

   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风潮,深受革命派之影响。发动风潮者大多是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且多为同盟会中的激进派。留日学生在风潮中分为两派,与同盟会会员对该事件意见不统一有关。据《胡汉民自传》载:当时,宋教仁、胡瑛等主张留日学生全体退学归国,谓即可从事革命。胡汉民等则坚决反对,认为此次纵出于最恶之动机,也可以运动打消之,且同盟会新成立之机关报(《民报》),刚发刊第二期,若一哄归国,无异为根本之摇动,使仇外者快意。至谓相率归国即行革命,尤属幼稚之见④。由于意见分歧,留日学界中主张罢课归国的一派组织留日学生联合会负责,主张复课的一派组织留日学生维持会负责。在抗议风潮发生之始,联合会占据主导,并推动风潮的持续扩大,但到后期,因部分同盟会会员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大大地影响了留日学生的心理,故抗议风潮声势逐渐衰退。

   清政府在应对风潮的过程中,对罢课学生进行安抚,广为劝导,力图平息罢课风潮。为孤立革命党及归国学生,清政府派官员驻沪负责遣散归国学生事宜,劝令学生迅速回籍,不准在上海逗留⑤。当时由清驻日公使杨枢通知日本各校,对于风潮中的领导者胡瑛、田桐、宋教仁、韩汝庚等人“概不收容”,并奏请清政府“咨行各省督抚,通饬内地各学堂不准收录”⑥。到1906年1月中旬,留日学生返校复课,归国之学生大部分或返回原籍,或返日复课。由此,取缔风潮渐止。

   在日本的罢课风潮虽然逐渐停歇,但是部分留学生归国自办学校的计划与行动并未废止。虽有督抚所派官员的劝抚和日本文部省的和缓措施,以及维持会之复课倡议,然经联合会之鼓动,仍有部分留日学生出于义愤坚持罢学归国。据当时的《申报》记载,1905年12月11日归国人数仅有231人,而至12月15日,则达到2000余人,运送行李之车仍复络绎不绝。归国的留日学生人数最多时计有“三千余人”⑦。

   1905年12月21日,留学生总会推举担任招待的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4人抵沪后,设立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于派克路东升里,筹划兴学事宜。1906年1月9日,留学生总会事务所开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举定总会职员,正干事刘棣英,副干事朱剑,此外还有庶务、会计、书记、调查、招待等职员。1906年1月13日,由于日本文部省部分修改《取缔规则》,清政府留日监督处要求所有归国学生返回日本复课。归国学生召开各省代表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定行止,议决:“我辈归国初心为兴学耳,勿论东京交涉为失败之交涉,纵不失败,长此俯仰随人,长依赖外人之根性,堕独立国民之精神,非丈夫也,我辈只知兴学挽回教育权耳,不知其他。乃以多数之决议为兴学之初步。”⑧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公推刘棣英、朱剑、马君武负责起草学校章程。1906年1月17日,各省代表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确定学校章程,并举定学校机关与职员。至2月28日,中国公学开堂授课,计收学生260余人,共分有高等甲、乙两班;普通甲、乙两班;另有师范班、理化班。3月4日,学校租定越界筑路之北四川路底新靶子路作为校址。同日,中国公学行开校礼。

   在取缔风潮中,罢课归国的学生仅为留日学生的一部分,而真正坚持留沪自办学校,未返日复课的学生更属少数。而这少数坚持自办学校以维护民族尊严,践行民族自立的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中国公学的发起人大多数是名隶党籍的同盟会会员,如担任副干事的朱剑后来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庶务的姚宏业和谭心休都是华兴会成员,后来担任干事的张邦杰和黄兆祥、学监彭施涤和梁维岳、会计孙性廉、教习马君武等都是同盟会会员。据张承标回忆,当时留在上海的300余人中,加入同盟会籍者40余人。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将近百人⑨。据任鸿隽回忆:“中国公学被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非无故。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学生有多少是革命党,虽然没有调查,但川人中如朱芾煌、但懋辛,就是其中一二。后来我加入同盟会,也是他们介绍的。”⑩

   中国公学兴办之初,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具革命色彩,得不到官绅的扶持。据胡适回忆,“上海人士初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多起猜疑,官吏指为革命党,社会疑为怪物。故赞助的人很少,经费困难”(11)。其中官府的疑忌是确定无疑的。早在日本,公使杨枢即认为,“密探学生风潮,为孙文逆党煽动,借抵抗文部命令为名,现结死党三四百人,各携凶器胁众回沪,以租界为护符,实行革命,聚众起事”(12)。张之洞也认为取缔风潮“谋乱是实,其抵抗文部命令全系饰词附会”(13)。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政府对归国留沪的留学生采取严格限制的手段,饬令上海地方官府对削发且着西服的归国留学生加以管束,并派官员驻沪负责遣散归国学生事宜,劝令学生迅速回籍,不准在上海逗留(14)。

   中国公学因爱国运动而起,发起创办者多为革命党人,其与同盟会的关系较沪上一般学堂密切,受同盟会的影响也较深。清季上海的新式学堂相当一部分是由书院转变而来,书院的风习受时代潮流影响不断趋新,主事者不乏新旧知识兼具的老成之士,但终归要经历一个由守旧而趋新的嬗变,而且仍不脱其教育机关之本位。中国公学的主事者多是学生,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看,其趋新程度自然是远超过当时沪上各校。中国公学偏离其教育机关之本位,而成为一个革命机关,这一点从胡适的相关经历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据罗志田研究,中国公学的教学水平仅与沪上一般中学相当,其对胡适学业水平的提高远不如其此前就读的梅溪学堂和澄衷学堂,但他到上海后才形成的参与意识,却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胡适在中国公学获得的是生活的阅历和革命的实践,在这个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胡适不自觉地成为民前革命报人(15)。

   二 革命思潮对中国公学的影响

   中国公学特殊的创办背景使其区别于沪上一般的新式学堂。中国公学的创办本身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内涵。留日学生以日本政府歧视中国学生,为维护民族尊严起而抗议,并倡议罢课归国自办学校,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学校创办之初即仿照同盟会的民主体制在校内实行学生自治的体制,亦可见当时民主观念的影响。此外,中国公学意在破除省界以合群力的设想也是革命思潮的应有之意。中国公学创立的初衷及其实践多与当时的革命观念相呼应,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嬗变对新式学堂的影响。

   姚宏业遗书中曾提及:“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舆于留日学生争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事当与否,今姑勿论。然公学虽为振兴教育而设,究其要素已含有对外之性质,益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能成立发达,即我国人优胜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发达,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16)

   有论者指出,民族主义有其“抗议”的一面,也有其“建设”的一面,而后者是既存的研究中比较忽视的(17)。中国公学发起创立的起因及其初衷则颇能体现民族主义抗议和建设的两面性,中国留日学生激于民族义愤,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通过的带有歧视性的管束规则而纷纷罢课归国,可视为民族主义“抗议”的一面;在上海自办学校则是体现了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希望通过自办大学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

   民族主义的强大驱动力是中国公学得以成立并在早期的困难境地中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公学陷入困境之际,学校发起人姚宏业为引起各界关注,投水自尽,引起各界震动,于是有社会各界捐款扶助中国公学,使学校得以维持扩大。而姚宏业投水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震动,恰在于其将中国公学的成败与民族能力的优劣联系在一起。当时报刊中,呼吁捐助中国公学者即提出:“谓公学不成,吾中国此后决无一可成之事”,而“吾同胞之哀烈士哀公学哀中国者必望其成立公学始”(18)。由此可见,中国公学得以维持实际上得益于民族主义的建设诉求。

   中国公学创办之初实行的自治体制颇具特色,学校仿照同盟会实行共和体制,在校内分设评议和执行两部,分别选举代表与职员。根据学校章程规定,全体同学都是学校的发起人,职员由同学推选产生,对全体学生负责。学校不设校长,校内事务由执行和评议两部负责。执行部职员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并且要对评议部负责,下设斋务、教务和庶务三科。评议部由全体学生选举部分代表,定期召开会议,行使监督和弹劾职员的权利(19)。这种自治体制的实行可视为学生受革命思潮影响在校内进行的民主实验。

学生自办学堂,不仅反映民族自立的意识,同时也包含着民主革命的意识。正如中国公学创办者王敬芳所言,中国公学的创办“隐然有二大涵义,一曰中国长此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而不自办学校,终非久计。二曰创办与外国大学同等程度之学校,必集全国才智而为之,不可操自政府。前者为自树高深知识之泉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yangxingl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7102.html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