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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

更新时间:2015-04-23 12:04:26
作者: 姚建宗 (进入专栏)  
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6]62因此,我在这里所指称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在阿伦特所说的本原意义的公共生活领域之上又增加了“社会领域”。

   当然,在任何时候,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实际上始终都是相对的,它们尽管确实具有各自明显的特点而相互区分,但同时也彼此渗透、相互缠绕,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而且,这两个领域的存在与维护又都始终需要并始终伴随着法律与政治这两个社会要素,在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中法律和政治都是互为表里、彼此配合着的。

   从私人生活领域来看,这主要是一个人寻求和保护自身的个人利益或者说私人利益的领域,人在这个领域的全部诉求主要是从纯粹的个人角度产生的,这个领域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人的全部活动的首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只有私人生活领域及其需求得到满足和保障,人才有真正的公共(社会)生活,也才谈得到人的发展,社会本身也才有可能不断地走向文明和进步。而在私人生活领域,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当然首先是与人的自然需求一致的,也就是起码需要有个人人身的安全和人身的自由,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财产的安全。

   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人的需求与诉求主要是基于社会的、群体的或者说集体的生活愿望,也就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满足人作为社会动物而必然具有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合作的需要。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人的基本需求首先是作为人的人格尊严与平等以及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如果说在私人生活领域,人对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诉求可能是基于人的生物性或物质性存在的需求,那么,在公共生活领域,人对其人格的尊严与平等、政治自由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则可能就是基于人的精神性存在的需求。

   人的生活的展开,无论是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具体的生活事务的落实,都始终需要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社会必须具有起码的秩序状态,而且还要能够有效地维持这样的秩序状态。这既是人的生活得以进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因此,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建立和维护一个正常的秩序状态,既是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大的社会任务、政治任务和法律任务。在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政治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始终是彼此渗透的,但又始终存在着时而相互支持、时而相互掣肘的复杂关系。总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和法律是谁也无法真正摆脱另一方的。

   在现代社会,尽管我们确实可以把人的生活区分为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两个部分,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分,常态的情况恰恰是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始终是彼此缠绕在一起的。不仅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各自而且它们也都共同地需要政治和法律的观照,人在这两个领域各自的生活诉求,无论是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财产安全,还是人格的尊严和平等、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保障,都始终是在建立起并维持好最基本的社会秩序的状态之下才有了可能的,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始终需要、也的确是在政治与法律的逻辑框架之下得到落实的。在政党政治的意义上,执政党将把人的生活的这些诉求以政治或者社会政策的形式加以正式宣示并付诸实施,其主要的实施方式就是敦促立法机构以法律的方式对这些诉求进行确认;立法机构对这些诉求以正式的法律法规形式进行明确的宣示和确认,作为政治的执行层次的行政在行政权力范围之内,对这些得到法律确认和宣示的人的生活诉求加以执行和实施;作为专门法律适用机构的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对侵害人的生活诉求的情形予以制止,并给予受害人以赔偿。但必须明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并非总是合作型的和相互促进的,它们也经常性地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冲突、矛盾与牵制。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使社会秩序的维护、人的生活诉求的满足始终都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之中。

三、人的发展和法律与政治的命运共谋

   对于人来说,生存是前提和基础,生活是根本的目的,而发展则是永恒的主题。在人的发展中,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在当代也是人的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以经济发展为唯一指向的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在加剧,人类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涉及全球性的重大公害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不仅对当代人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剥夺隐患。于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个观念也在半个世纪的传播中不断地深入人心,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这个共识也在全球各个层面的法律与政策中不断地得到体现。仅就大气保护而言,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全球154个国家就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为《公约》),为进一步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明确了各个国家的相应责任。1997年12月11日,《公约》缔约国各方又在日本京都达成协议,制定了有关本《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在这些法律文件的框架之下,各个国家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等方面也都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内法律。

   在联合国和各个国家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法的过程中,实际上始终存在着法律与政治的互动博弈,也就是法律与政治的共谋。在国际层面,为了达成相应的协议,各个国家无疑都从本国利益出发来衡量协议的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并彼此讨价还价。这个互动博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角力、政治妥协与政治让步的过程,只有在政治上达成一致,真正的法律上的一致才有可能达成,否则就将一事无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京都议定书》自1998年3月16日到1999年3月15日开放签署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迟迟不予批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法律符号与政治合法性的寻求与维系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所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是政治权力存在并有效运作的基础,更是政治稳定的可靠保证。因此,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建设始终都以合法性的寻求和维持为特别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政治领域,合法性的核心乃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以政治统治权力和社会管理权力为重点的公共权力的道德性与合理性的内心认可,从而自愿地服从于这种权力的支配。一般说来,政治权力的初始获得可能是通过暴力等与合法性似乎矛盾的手段获得的,但政治权力一经获取,其首要的任务便是自身的合法性赋予——通过合法化途径的包装或者转化去除政治权力获取中的非道德性,使之获得道德性与合理性。即使是仅仅因为传统的延续而并没有经过暴力方式获得的政治权力,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语境中,也依然还有一个尽管具体方式和途径有别,但内在主旨一致——即获得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过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制度安排与实践运作,实际上既是政治合法性的获得过程,又是政治合法性的维持方式。

   在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与维持的过程中,法律居于特殊的地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法律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又是可以用“符号”来表征的。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与维持,实际上主要是由法律符号对于政治权力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来完成的。

   第一,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所有法律的“母法”,它对政治的合法性赋予起着最为基础和核心的作用。正是宪法明确了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基本配置,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设置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建构了一个国家政治权力及其制度安排的宏观框架。正因为如此,宪法在本质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部“政治法”,是一个国家全部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权力具有合法性的关键性的表征符号,正是宪法为一个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及其实践运作提供了合法性。

   第二,一个国家的一般性法律、尤其是涉及政治性公共权力运作的法律——即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法律,还有中央政府所发布的行政法规,乃是在宪法对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设置的基础上,就某一领域的政治权力的内容、具体范围、实践运行的原则和程序做出的规范与约束。当然也可以把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看做对具体的政治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明确宣示。这种法律符号的意义彰显出其对于政治权力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有效运作的关键作用,它为实践中的公共权力的存在及其运作赋予了显见的合法性,为政治性公共权力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及其结果的合法性都提供着直接的法律根据。

   当然,事物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现实中的政治也在为法律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着支撑。一方面,尽管宪法确实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及其基本制度框架提供着法律符号负载的意义所包含的合法性,但无论是现代的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无论是现在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是在这方面比较欠缺的不发达国家,一个确定无疑的客观事实乃是,宪法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各方政治派别、政治力量、政治见解彼此角力、相互妥协的过程。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也就是生活实践中,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法律的制定出台,其实也始终无法消除其背后作为动因与制约因素的政治的影响。法律与政治的这种彼此“寄生”的关系,还不仅仅存在并体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而且还存在和体现在更大的国际背景的各种国际事务的处置之中,前文所谈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实践过程,无不表现为法律过程和政治过程的命运共谋。

   注释:

   [1]科特威尔罗.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5,96.

   [2]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J].中外法学,2001,(3).

   [3]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C]//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25,126.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3.

   [6]阿伦特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C]//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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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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